坠落的审判

在《坠楼死亡的剖析》的后半段，我突然意识到我掉入了导演的叙事陷阱。

它们太明显，因为所有角色都掉入了陷阱；它们也太隐蔽，以至于很难发现，观众也在陷阱之中。

当电影看完，再思考电影名称——电影名称也是假的——这根本跟坠楼无关。

关于凶手的陷阱在影片的1小时 42 分钟时，警方承认了他的看法是主观的，但是他辩解说：“没有证人，也没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进行解读。

”我觉得这句话是影片的题眼之一。

从片名到丈夫的死亡开始，导演都在引导角色和观众去猜测死亡的真相。

我们如果看到了最后，会发现无论如何解读都无法得到真相。

导演要让我们去做一件徒劳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必须进行解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

比如我们对于嫌疑人行为的解读：妻子隐瞒了丈夫死亡前一天两人的吵架事实和手上伤痕来源。

作为犯罪嫌疑人，吵架已经让人生疑，因为这产生了一个杀人动机；而隐瞒就是罪加一等。

如果没犯罪，为什么要隐瞒呢？

她的理由特别简单，因为她虽然没犯罪，但是也不想被当做嫌疑人。

而关于手上的伤痕来源，她也同样隐瞒了，对于检察官来说，这是在证言上多次撒谎；但是对于嫌疑人来说，她只撒了一次谎，吵架和伤痕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如果我认为妻子不是凶手，她的解释是符合人性的；但如果我认为妻子是凶手，她撒谎就是做贼心虚。

同样一个行为，可以得出相反的解读，而它们可以同时合理。

再比如，检察官把丈夫死前一天的争吵理解为【决心要掌握生活主动权】，并反问大家，他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杀吗。

这句话的陷阱在于，大部分人都没有自杀过，检察官想让大家想象一个不存在的场景，来引导思考方向。

但是生活告诉我们什么呢？

人是善变的，人可以前一秒兴致高昂，下一秒绝望万分。

有多少自杀是有预谋的？

有多少自杀是冲动的？

有多少自杀是在毫无征兆下，只是看到了一个窗户就顺势跳下去的？

我们可以在前一个小时，为绝望的人生做满三十年的计划，但是在做完的一瞬间，发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而一个解脱的窗户就出现在面前。

这也矛盾，也合理。

我们对矛盾善变的事物做解读时，不会有特别高的准确率。

而且我们要清楚，所有证词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二手的，并且证人虽非有意断章取义，但是他们正在无意识地用自己的叙事去推演事件的真相；而我们，要在这些二手信息和主观的叙事之上，再去构建另一个叙事。

即使这些只是得到答案所需的一小部分信息，即使这些信息里面还有大量矛盾、微妙、无法解释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解读，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必须进行解读】。

没有对信息的全方位透视，所有自我构建或者他人构建的叙事，都会引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后，当儿子作为最后的证人陈述时，他让母亲脱离了嫌疑，但这并不代表真相，它只代表有一种解读战胜了另一种解读。

关于一切的陷阱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谁是凶手】的故事，在审判过程中，有大量私人的、隐秘的、难以启齿的夫妻关系和相处方式被当众揭露，它们如此的生活、真实和正常，但是揭露的一瞬间，却如此的难堪。

在难以回答的【谁是凶手】背后，有【夫妻间的关系】【丈夫死前的心理】等问题需要回答。

对于观众而言，又要思考【妻子和律师的暧昧关系】，而这些答案，跟谁是凶手一样难猜。

导演将剖析延展到了命案外的其他地方。

观众透过镜头知道了比命案更多的故事，于是更想进行一切猜测。

当妻子捧起律师的脸时，我们不禁思考，他们会接吻吗？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是为了造成观众的又一次失算。

让大家在所有的地方都失算，让大家都无法得到结论，是导演善意的陷阱。

在生活中，我们都想通过只言片语来判断一切，信息越少，判断越快，越显得我们思维敏捷。

但是，如果此类剖析是对准我们的，我们能接受它的所有结论吗？

我们甚至都无法解释自己的所有行为，却被放大到世界里被审判，我们有多少次口是心非，多少次后悔，多少次在争吵后马上又和好，在绝大部分时刻，我们的行为和心理之间没有一个等号。

当一个人被质疑的时候，除非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否则几乎无法脱身，因为人总是复杂，人总是矛盾。

互联网会陈列所有细节，言论会放大所有疑点。

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断案中为自己成功辩解。

影片中审判用了一年，而我们看到 140 个字和一个短视频的时候，就敢下一个十拿九稳的判断。

像影片中的妻子，双性恋、出轨、撒谎、语言不通、有动机、剽窃，如果她出现在真实世界里，她被世人判定有罪的几率有多高？

或许有人说：信息这么少，判断错误是很正常的。

但答案是：信息这么少，我们就不下判断。

导演的态度是中立的，她作为上帝视角，知道一切，没有对事实和角色下判断，她只是单纯地描述了生活的微妙和不可知。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确定的结论：我对世界所知道的一点，就是我对它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年度电影挑选标准：对当今世界逐渐结块的现实，试图软化，试图交流，试图共融。

所以在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它。

去年的《塔尔》优秀不由自说，master如果是个男人，我一点都不惋惜，因为那就是他们，一名男性呈现出糟糕状态时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糟糕，但一名女性从一个不长那种东西的家庭环境走到男性构建的塔尖，立刻拥有男性特质，她成为了男性。

一个深受迫害的人怎么能翻身就实施迫害，这更加验证女性是被定义的，并不是天生的。

今年的《芭比》原本是可以有机会角逐的，但它太浅了，它用一段被美役压得喘不过气的话语得到传播和叫座，但这绝不是女性的真实处境，要不要满足他人期待，每个个体能够依赖自己的认知和行动给出反应，但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里，“我”和“我们”的严重失衡，才是父权制下家庭制度对女性最大的剥削。

女性不止于此《婚姻故事》讲了一对相爱却不得不撕裂的爱人，《坠楼》要说有什么新意，它只是性转版的《婚姻故事》，相比起《婚姻故事》里旁观者对爱意还茂盛却最终牵手他人的遗憾，《坠楼》里一开始就给出了结果。

丈夫坠楼了，现场只有妻子，儿子带着狗出门了。

尸体的致命一击和血渍痕迹，不像自杀，妻子是头号嫌疑人。

由此拉开这家人生活的毯子，不是一把掀起，是一点一点卷起。

丈夫（法国）和妻子（德国）都是作家，两个人在德国发展不顺，丈夫建议全家去法国乡下老家，这样可以专心写作。

丈夫某天写作正兴头，让别人接孩子时发生车祸，小孩变成盲人，一家人度过艰难时期，丈夫深陷自我实现泥潭，妻子却从当中脱身，不仅写出好几本受欢迎的作品，且身体出轨，美其名曰你不愿意，我不能没有。

如果说夫妻两个经济条件好一点可以请保姆，如果说夫妻两个不都是作家，如果说他们会互相理解，如果说他们沟通畅通一些，我想，结果可能会不同吧。

但以上的情节，发生在全球70%的家庭里，女性牺牲时间和精力照料家庭，男性事业新篇章，被赏识被鼓励，再遇新感情，然后回头指责女性，家务和哺育之外，你也可以兼顾你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

电影里的矛盾之所以更突出，两个人都是非常善于表达的人。

明明就是普通的任谁看都觉得平常的故事，因为性别转换就成为了戏剧，这本身就是戏剧。

在丈夫需要一年时间专心写作的时候，妻子拒绝：“这正是我的时候，我得专注在此。

”这些话太普通了，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自己家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女人锅碗瓢盆”，苍天我光是打出这几个字我都想哭。

别说什么母职惩罚，很多女性心甘情愿选择成为母亲，好的亲子关系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依恋。

所谓惩罚，不过是另一位家庭成员不愿意承担牺牲，整个社会心知肚明那个家以后都会需要她摆平，主动卸任她的智慧，地位，过往努力和野心，生育变成了女性独自进行的事情。

如果普天之下的女性无法平衡“我”和“我们”，都像那位丈夫一般跳楼，天空会飞满张开双臂的女人。

纵使吉赛尔邦辰那般富有，也需要妥协牺牲，这世界上聪明的脑袋们想破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这说明照料幼崽它就不是钱也不是智慧的问题。

只要关于爱，就关于精力，关于牺牲。

家庭里不存在平均，也不存在平衡。

只有基于爱，互相考虑爱人处境时的自甘牺牲。

明明是因为相爱才决定相守某种意义上，选择组建家庭就是签署一份合约：“我们会互相剥削，我们愿意互相剥削”。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婚姻是被反复讨论、书写、拍摄的主题，要想拍出新意、拍出深意，并不简单，但我觉得特里耶做到了，且做得非常出色，值得在大荧幕上观看。

尤其是那场夫妇二人的争吵，只用了短短10分钟，就拍出了这段婚姻带给夫妻两人的疲惫感和无力感，令人唏嘘。

悬念贯穿始终，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部电影之所以吸引人，首先在于它贯穿始终的悬念。

电影从丈夫萨穆埃尔的坠楼开始，随后，导演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悬念，引导观众不停地思考——丈夫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观众刚刚被一些证据说服，又马上被另一些证据推翻之前的猜测。

直到电影结束，真相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揭开，一些疑问依然在脑海中盘旋：妻子桑德拉一开始的隐瞒和几乎贯穿始终的冷静，是合理的，还是为了掩盖什么？

儿子丹尼尔是做出了选择，还是单纯地说出了实话？

丹尼尔回忆父亲在车里对他说的那段话，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他为了拯救母亲而编造的谎言？

在真相这块，电影做了一些模糊的处理，给了观众更多可解读的空间，让观众把观影过程中的思考带到了电影之外，并在思考的过程中，重新反思导演对于“真实”“事实”“真相”三者的探讨。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呼应。

就我个人而言，萨穆埃尔是死于自杀。

首先，桑德拉作为婚姻里更理性、更冷静的强者，实在没有必要和动机杀死丈夫。

更何况，他们还拥有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孩子，杀死丈夫，意味着桑德拉将不得不牺牲更多的写作时间，独自承担繁重的抚养责任。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如此理性、冷静的人会做出的事。

至于自杀原因，我认为就如桑德拉所指出的那样，萨穆埃尔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

萨穆埃尔选择的生活，一步步把他推到了糟糕的境地。

他想要改变，却无从下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怪罪别人，以此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心。

他的自欺是最后一道防线，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药物依赖、是因为要照顾家庭、是因为妻子不体谅，他就不用面对自己缺乏才华和执行力的现实。

人们通常不在意事实，而在意心理感受。

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恐惧，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好受些。

他们甚至会沉浸在自怜自哀的痛苦中，做着才华横溢却身不由己的美梦。

如桑德拉所说，萨穆埃尔并非被迫放弃写作，而是主动选择不去写作，因为他恐惧失败。

只要不付诸行动，他就可以把美梦一直做下去，把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受害者。

但是，萨穆埃尔的这道防线在最亲密的人面前破裂了。

桑德拉不留情面的抨击，逼得他不得不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

承认自己的失败所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吵架是他试图对外攻击的方式，但是无效，反而引来了更猛烈的抨击。

当一个人无法通过对外攻击来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时，就只能攻击自己，自杀是最极端的攻击自己的方式。

至于桑德拉的隐瞒和异乎寻常的冷静，在我看来都有其合理性。

桑德拉一开始隐瞒前一天的吵架和扭打，乍看很有嫌疑，但仔细想想，难道不会被定罪，我们就能做到完全诚实吗？

如果你了解这段婚姻的全部——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意外、夫妻情感的破裂、窘迫的财务状况、无性的婚姻、出轨——你又如何能冒着被议论、被误解、乃至失去最后一点体面的风险，做到对所有人完全坦诚？

毕竟，没有人的生活经得起这般审视。

桑德拉异乎寻常的冷静，我认为是情势所迫。

事发之后，除了要面对丈夫的死亡，桑德拉还要面对警察和律师的询问，要照顾孩子，要上庭面对质问，还要被迫翻出陈年旧账，让在座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子，全方位了解她这段一地鸡毛的婚姻。

这一连串的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压力，让她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个人情绪。

如果她情绪过激，应对不当，可能会导致丹尼尔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又暂时失去母亲，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桑德拉别无选择，只能冷静应对，最大化地减少自己和丹尼尔受到的伤害。

吵架戏的戏剧张力导演只用了一场10分钟的吵架戏，就把这段婚姻关系中的疲惫感、无力感呈现了出来。

这段吵架戏，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桑德拉的表演），都非常有层次，极为精彩。

一开始，桑德拉试图回避争吵，安抚萨穆埃尔，让他放松，给他倒香槟，说“I love you”。

听到萨穆埃尔说很高兴花那么多时间陪伴儿子时，桑德拉还笑了。

当争吵不可避免，桑德拉表现出了更大的理性，语气开始变得强硬。

她犀利地指出，现在的生活是丈夫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他，这种争吵本身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真的想要时间写作，就该去写作而不是争吵。

最后，桑德拉大爆发，揭露了丈夫的受害者心态、脆弱的自尊心和他为了自欺而找的借口。

表演上，桑德拉层层递进，在高潮处的爆发极具震慑力和说服力。

更让人赞叹的是，她演出了一种处于长期不良亲密关系中的人的疲惫感——每一个问题都反复争吵过无数次，都没有结果。

如果她选择保护丈夫的自尊心，争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丈夫会更加沉浸在自我欺骗里；如果她想要停止争吵，就不得不揭穿丈夫，残酷地说出真相。

通过这段争吵，我们能看到两个人各自视角下的婚姻。

在萨穆埃尔眼里，他都在围绕着妻子安排生活，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

为了妻子，他不得不在法国家乡说英语。

他觉得自己和丹尼尔都生活在妻子的舒适圈里。

在桑德拉眼里，跟随丈夫回到家乡是她巨大的让步，毕竟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非常快活。

要求在家里说英语，是因为她是德国人，丈夫是法国人，英语是两个人的折中选择。

从电影的其他细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一个非母语国家对桑德拉来说是艰难的，比如在贝尔热面前，她被要求说法语，庭审上，她也被要求说法语。

两个人都在诉说婚姻里各自的委屈，也都有其道理。

萨穆埃尔并不是个人中心主义的。

他因为儿子的意外而深陷自责、无法自拔，陷入抑郁。

他花了大量时间陪伴儿子，照顾家庭。

桑德拉也并不是自私冷漠的。

在演练法庭陈词时，说到丈夫服用抗抑郁药，桑德拉表示想保护丈夫的形象。

而涉及丹尼尔的所有问题，桑德拉的情绪都有额外的起伏，比如听到公诉人提到儿子“几乎丧失了视力”，桑德拉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爽，阐述了她希望保护儿子、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成长的想法。

比如全片中，桑德拉唯一一次撕心裂肺的哭泣，是因为儿子表现出了对她的不信任，希望她周末离开家里。

只能说，两个人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一段美满的婚姻关系。

在琐碎、漫长的婚姻中，激情会消逝，失望会累积。

倘若处理不当，随之而来的便是漫长的互相抱怨、互相折磨。

一旦两个人开始算旧账，就变得没完没了，令人疲惫。

双方都觉得自己付出了更多，受到了更多伤害。

庭审会有结果，但婚姻时常是一团乱麻，捋不清是非，也没有绝对的对错。

爱和恨可以同时存在，依恋和失望可以同时存在。

当事人都未必能看清婚姻的全貌，更何况旁人。

就像桑德拉在法庭上对心理医生所说，“Sometimes，a couple is kind of chaos，everybody is lost.”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电影里几处对“真实”与“事实”的探讨同样引人深思。

第一处是得知有一段录音后，桑德拉对律师说，那是真的（true），但不是事实（reality）。

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实际上歪曲了一切事实。

第二处是桑德拉在法庭上反驳心理医生，她认为婚姻是混乱的，心理医生知道的只是整件事的一小部分，她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这件事。

第三处是公诉人质问桑德拉剽窃的事时，桑德拉说，人在吵架时会夸大和扭曲事实。

第四处是丹尼尔听完播放录音的那次庭审后，对母亲产生了不信任，他求助于贝尔热，贝尔热说：“当我们缺乏某个要件来评判，而这个要件又十分重要时，我们只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想要摆脱疑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决定偏向某一方。

当你需要相信一件事，却存在两种选择时，你必须作出选择。

”每个人都在基于自己的经验和倾向，创造自己的叙事，构建自己的“真相”。

真实（true）并不等同于事实（reality），虽然审判的初衷是寻求“事实”和“真相”，但几个真实的片段完全有可能拼凑出一个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故事，离“真相”越来越远。

当客观事实无法验证时，我们只能依靠主观判断来作出选择。

这又呼应了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疑问——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段婚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有趣的是，电影留给了我们疑问，面对这些疑问，无论我们给出什么答案，都逃不开导演预设的分类——要么是用不同的“真实”拼凑出的部分“事实”，要么是我们依靠主观判断作出的“选择”。

人类的情感和关系是如此复杂，想要通过庭审上的一些生活碎片和只言片语来断定一段婚姻的真相，实在是徒劳之举。

庭审会有结果，婚姻也会有结局，但那都不等于真相。

这也构成了一种银幕内的虚构与银幕外的现实的创作闭合：现实中，很多时候是无真相可言的，就像夫妻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一样，而“现实难有真相”这一点，恰恰又被虚构的影像所还原了。

《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3月29日，《坠落的审判》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

这部影片2023年斩获第76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又在今年拿下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典礼上更是包揽了连同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大奖。

但即便获奖众多，作为一部以法语为主的文艺片，在大陆原本关注的观众有限。

没想到3月24日该片在北京大学的一场首映礼，由于现场男主持人（辩手陈铭）和男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的发言，让这场活动被推上热搜，也让电影彻底“出圈”。

由此也引发了电影内外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广泛讨论。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大首映活动之后的其他媒体采访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

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

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

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

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片中有大量庭审戏，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忆、讲述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

在公共领域展示私人纠纷，也让“社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女性、男性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导演茹斯汀语）。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妻子与丈夫特质、性格的性别调转，这一点也在众多评论中被分析。

然而这种对调并没有让妻子获得更多权力，反而让她在丈夫坠亡后显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质询和指责。

片中妻子的强势，“冒犯”的不仅是丈夫和庭审现场的每个人，也给屏幕外的观众带来冲击与反思。

撰文｜一把青不同于《坠落的审判》以自然主义化解悬疑杀夫奇案的生活化风格，其在大陆的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学者董强、戴锦华以及主持人陈铭的四人对谈，则明显戏剧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为这部的“法国小众文艺片”，发酵出中国市场独有的、更大的舆论声浪与审判意味。

一周后，当时因“不该带着性别视角”“导演比我想象年轻得多”等言论引发争议的董强教授发微博自辩，暗指在网络“狂欢”把自己推下地狱之余，《坠落的审判》后续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

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译，会译成《坠亡剖析》，审判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文里并没有”。

然而，关于法语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译的讨论，也非董强的独家洞察。

在更早上映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前者译为《坠下的对证》，后者译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对证”是否隐含了死无对证之意？

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带误导性？

这也呼应导演对中国观众最关切的问题：丈夫之死，妻子是凶手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叙事悬置游戏电影其实情节并不复杂。

同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与法国丈夫塞缪尔带着11岁的视障儿子和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有一天，丈夫坠楼去世，妻子被指控为嫌疑人，由起初同样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跳楼，我也不相信”的律师好友为其辩护。

审判包括三大关键证据：血迹分析、案件重组，以及塞缪尔在妻子不知情下录下的争吵片段。

在漫长的盘问和交代中，作为证人的儿子，被揭晓父母平静关系下的暗潮涌动与日渐崩坏。

他对母亲由信任到怀疑，再到用狗做实验，证明狗曾吃过父亲服用过量阿司匹林后的呕吐物，继而反推父亲确有轻生倾向，最后使得母亲脱罪。

《坠落的审判》剧照。

脱罪后，桑德拉与律师喝酒庆贺，却还是怅然若失。

“输是最糟糕结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报（rewards），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 她两颊微红说完，在分明是爱慕她的男律师怀中依偎一阵，也仅此而已，深夜回家。

长期负责监察“嫌疑人与主要证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场，她与等待他的儿子无言拥抱，躺在床上，狗扑上来，全剧终，一切回归平静。

尽管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坠落的审判》却并没有像《十二怒汉》《毒舌律师》般，以控辩双方跌宕起伏的舌战，给予什么大快人心的明确结论；也没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样，铺满夫妻间的相处细节，痛陈婚姻走向索然无味的现实原因。

通过法庭辩护的后设视角，桑德拉所言说的一切，都来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观回忆，对于身上的淤青、坠楼前的矛盾，她不是没有隐瞒。

但存在即客观吗？

唯一的直接证据，即丈夫生前录下的堕楼前夕争吵录音，桑德拉辩白“是我们的声音，但不是我们（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儿子最后力挽狂澜的那段关于父亲送狗去看医生时，在车上借狗自喻“每个人都会离开”的引述，导演采用塞缪尔的特写画面配合儿子的讲话声音，似在暗示他为了保护母亲篡改记忆，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坠落的审判》剧照。

窸窸窣窣的讨论后，女法官裁定桑德拉无罪——当法庭需要结果，律师追求胜诉，媒体营造话题，儿子想要母亲，各方取一瓢饮，真相与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环。

妻子是凶手吗？

这个疑问之所以在观影完毕后还能成立，其实是个颇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带。

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导演以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大量的对话及心理刻画，与盲人摸象的观众，玩了一场悬置的叙事游戏。

而相较于道德的是非对错，当失去上帝视角的金手指，我们应从何判断？

又该相信什么？

则更具省思意义。

强势妻子的温柔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短发、高大，不苟言笑，开拍前，她问导演，“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

”导演说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

”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语言的隔膜，确实有些懵懂与困惑，但这并不影响置身被告席之际，在每种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时，她仍冷静、无畏的魅力。

这种弱势最外化的表征，为了丈夫客居异地，又从伦敦搬到法国乡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语。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点，话语即权力，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茹斯汀在访问中直言，“许多场合，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坠落的审判》剧照。

法庭上，面对控方或借“丈夫失职导致儿子视障，而你只怨恨了他一小段时间吗”，预设她对丈夫怀恨已久，或以“他指责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个漂亮女孩（来访记者）来了”，怀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陈述复杂而无法用法语表达时，她要为自己改说英语致歉。

在家里，折中选用英语沟通，又被塞缪尔谴责为“就连语言上都是让我来到你的舒适圈”，然而，这个无论何时都在迁就父权制（国家/丈夫）语言，理应属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义的强势一方，如辩护律师所言，“错就错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导演没有为桑德拉的弱势击鼓鸣冤，她所做的只是呈现。

从那段火花四溅的录音中我们得知，停止写作、教职不顺的丈夫认为，妻子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剽窃自己的灵感，是自己牺牲时间照顾儿子成就她的事业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轨让她走出儿子受伤的沮丧时光，他满口“我我我”，却避而不谈悲剧的根源，自己就是车祸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中国观众最聚焦的一点。

茹斯汀也发现，在大陆宣传时女性主义被频繁地讨论，这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套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千万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负疚和社会责备中，或是被赞美忍辱负重，当男性被放在这个位置，又会发生什么？

”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强男弱”的设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谓“性别一换，评论过万”。

事实上，在那段残酷的争吵中，塞缪尔搬出儿子，导致桑德拉彻底爆发，痛陈其懦弱与自怜前，她不是没有表露温柔。

她还是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叫他放轻松。

在他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反驳“这就是你爱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很天真，而且压抑。

”重点是，相较于丈夫以牺牲/回报、获利/损失之二元对立去计较夫妻相处，在桑德拉身上，她没有在儿子受伤后反复提丈夫的失职，就算被指责，第一反应也是鼓励丈夫想要写作就去做，就连唯一的软肋儿子拒绝她回家后，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经历了种种退守，她可以仍然爱她的丈夫，并同时维系自身的强悍，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话说，“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

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

”作品并非旨在对立，或强调一种性别高于另一种，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凶手吗？

自杀还是他杀的模糊性，其实让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意涵更上一层楼。

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懦弱丈夫不满处处不如妻子后跳楼，或反过来妻子不满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后快的故事。

与当下流行语境下，大女主所谓“情绪价值拉满”的爽与飒不同，焦头烂额又诸事不顺的桑德拉，遇到问题然后解决它的从容，百口莫辩仍保持坚定的睿智，才是电影更重要也更动人的面向。

回归现实生活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课程，讨论环节，同学分析性小众群体心理，他们的压抑和对抗。

对教授的一句指点印象深刻：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对象都看成性别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其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来对照另一桩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杀夫审判。

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亲夫詹云影，暨导演陈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银幕的《酱园弄杀夫案》原型。

彼时，报道铺天盖地，有说“淫妇当杀”，背后有奸夫帮忙，有说詹周氏屡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后不久便有外遇。

众说纷纭间，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结婚十年》蜚声文坛的苏青和实际身份是地下党的关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吁刀下留人。

《坠落的审判》剧照。

和《坠落的审判》中录音重现争吵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铺陈了詹周氏口供中与死者的大段对话还原杀夫夜冲突后，她写道：“这种对白若是到戏台上去说，接着便应是‘砰’的一声，她昏倒了，于是观众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没有万千观众来替她同情，没有鼓励，没有帮助，也没有看到詹云影作恶结果受到天罚，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凶手吗？

是的，而且是个一无所有被逼到绝境，位处“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审判，人尽皆知她的可怜，但终究只有两个女作家为她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看《坠落的审判》中，“女强男弱”的性别调换为桑德拉赢得了什么权力？

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无他物。

甚至再回看首映礼一幕，当男性学者与男主持人的夸夸其谈淹没女导演的发声空间时，基于某种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旧是女学者、女观众与她站在了一边。

这的确就是现实。

在一次采访中，茹斯汀说，关于杀夫的疑问，她将在十年内公布答案。

十年中现实会改变吗？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荷花；校对：刘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很真实。

婚姻和感情中，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无能无力归咎于对方身上，期盼她/他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包容自己，被裹挟在愧疚之中，从而自己的过错、自己对人生的不负责任，都变成了对方的错。

但是，妻子/丈夫终究不是无条件的家人，但凡对方有点自己的思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pua。

人还是要自己心理稳定健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渴望通过男女关系解决问题，往往会是可怕的深渊。

不知道编剧是不是看过阿德勒心理学，感觉对片中丈夫的刻画，真的很符合阿德勒心理学中的目的论：为了沉溺于痛苦，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条件，使其痛苦变得合理化，一步一步让自己再也走不出来，同时把错误强加于妻子之上。

很多人在评论里提到“男女倒置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我认为这跟男女没有直接关系，Samuel可以是任何人：因结婚生子而放弃工作百无聊赖在家的女孩，即便丈夫支持她出去工作，也总有理由，孩子、家务、心理状态，到最后越来越走不出去，开始把原因归咎于家庭，归咎于抑郁。

她可能内心深处不想去找工作，因为害怕被拒绝，因为害怕被议论。

在妻子工作顺利时频频阻挠的丈夫，觉得自己之所以赚得不够多、升迁不上都是因为把时间给了家庭，或是因为为了妻子的工作而搬迁到另一个城市。

因为听从父母建议上了卫校没有考大学而怪罪父母一辈子，明明高考恢复后有无数次机会重新考大学，那么多人都考上了。

几十年后，依然在念叨当时机会的错失，小时侯成绩有多么优异，以此为理由要求我快九十岁的外公外婆给予她经济补偿一辈子（我60多岁的大姨）。

为什么Samuel说如果你分担了我为家庭做的事，你也没法写作了，而Sandra非常肯定自己任何时候都能写作？

因为她没有被任何思想禁锢，她只是单纯地在往前走，在积极地生活，没有自傲自卑，自艾自怜，该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一直在低谷里？

你确定真正想要走出去吗？

有时候答案可能是未必。

自己亲手搭建的牢笼往往最坚不可摧。

只有自己最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被“他者”审视联想起同样上映于今年的电影《奥本海默》，印象深刻的同样是战后奥本海默被施特劳斯授意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内部审讯的场景。

法庭/类法庭这样的场所，本身便具备着强戏剧性、多内容量的可能。

一方面它成为多重时空的交织点。

在调查的过程中，既往的一切都会因媒介的存储而再度重现，强逼着被告反自然地清晰回溯过往。

最惊人的片段莫过于那个装有Sandra和丈夫Samuel争吵录音的U盘，在法庭上当众外放，同时另一边的电脑实时转译成文字记录。

日常生活的随意口述，甚至是在非全理智情况下的愤怒言论立刻被冷冰冰地记录，呈堂供证，让人不寒而粟。

审讯的过程之所以让人痛苦，正是在于它以细枝末节为基点，充分向外延展（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多向层面），不仅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同时要经受着每一个细节的被众人“精神分析”，对这种感受最直观的显示便是《奥本海默》中面对着众人审讯，突兀插入的那个超现实镜头——奥本海默全身赤裸，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这个过程，被Daniel最后出庭时说的话所点破：“当我们缺乏证据时，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

”另一方面，法庭能够将众多话题放置于同一空间同一平台讨论。

在《坠楼》中能看到夫妻交流、家庭教育、工作、性取向、女性生存困境等等话题，原本并无绝对关系的两件事，在一种后置视角下，似乎都成为了冥冥中的注定——命运的齿轮在悄然转动。

这种后置视角的狭隘——似乎一切都是连续性发生的，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果前一天夫妻俩发生了争吵，那么第二天丈夫的坠楼妻子便是凶手——这种强烈的、必然的联系是反生命之流的。

对于Sandra来说，她所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没有作案这一行为，而是需要为自己一生的所有行为，乃至为这个社会很多现象做出解释——为什么妻子工作顺利，而丈夫江郎才尽？

为什么丈夫没有性能力，妻子就可以身体出轨——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信任的牺牲者。

那么多证人，愿意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一个死人，而将矛头指向活着的人。

实际上，站在审讯台上的Sandra，何尝不是替所有人站着呢？

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Samuel生命中的过客陡然间都成为了“重要”的证人，片刻的交际便给予了他们此时“登堂”发言的权利，随意“入室”了一个家庭复杂的内部构成，并企图赋予一个充斥着个人偏见的、宏大的、普遍的结论。

此时便会提出一个很朴素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被“他者”审视，甚至以他人看你的方式审视自己呢？

实在界侵入这样的经历——即无辜的人开肠破肚自证清白——不妨看作是一场实在界的入侵。

《坠楼》的英文译名叫做“anatomy of a fall”，这个“fall”既在电影中直接指向Samuel从屋顶坠落，同时它指代着人生中那些随时的、突兀的、意外的实在界入侵。

对于实在界的定义可以参考齐泽克，他举了许多大众文化的例子来解释。

引用他在《斜目而视》中的一段话：符号大厦试图修补裂隙，最终无功而返。

这道裂缝还时不时地以颇为壮丽的形式爆发，提醒我们符号大厦是多么的脆弱不堪。

依赖于某种“抑制”和对欲望之实在界的忽视而建构的“社会现实”，只是脆弱的、符号性的蜘蛛网，它随时可能因为实在界的入侵而土崩瓦解。

丈夫的坠楼便是实在界偶然向Sandra展开的狰狞面孔。

坠楼意外发生后，本就在异乡没什么朋友的Sandra遭遇了符号大厦瓦解——所有周围人的指责，无论认识与否，以及最重要的——儿子Daniel的信任危机。

这种实在界的侵入表现在媒介的冲击上。

以文字为生的作家Sandra在这场危机中，不仅在审讯会上面临着两段录音的逼问（女学生的采访及与丈夫的争吵），审讯会后仍被法院外追逐热点、卖点的新闻记者举着直播摄影机包围。

因此出现了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传统媒介文字在新媒介面前式微。

当生命之流中那绵延的不可掌握在法庭里逼迫被告用话语去组织结构，重述历史与“真相”，无疑是一种反自然的不可能，即使在两种语言间的跳转（从法语到英语，有趣的是实际上Sandra是德国人，但她始终没有用“母语”为自己发声）也无法宣告胜利，因为无论是什么语言都没有逃脱这个结构。

当我们认为“词”（语言）与“物”（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似性的对照时，实际上便是产生了一种幻觉，即认为在语言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真理（在本片中，表现为“真相”）。

但我们会发现“没有真相”（电影中强调的），同时我们永远无法严格地或确切地言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们的发声、思考，只是在将流动的现实替换为固化的图像（《导读德勒兹》），这也是Sandra一直在重复的“那些只是片段”，因此也只是“扭曲的描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Samuel死前一直在企图夺回这式微的话语权。

他称Sandra夺走了他的作品——这里无意也无能力展开一场文学辩论，即对于300多页的完整小说来说，20多页的大纲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敏感地感知到，这里争夺的不单单是一本小说，似乎涉及到家中所属结构位置的话语争夺，又或是社会声誉。

虽然基特勒一再强调对“理论”对使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因此即将的理论引用似乎不太适宜，但我们仍可以从话语网络1800的封闭回路中一窥两性话语权争夺的悠远历史：现代的男性个体从女性那里接收语言。

但自然或者女性并无法清楚地说话，所以必须由男性主体，如他们的父亲或是林德霍斯特那样父亲般地权威人物来教授写作，从而将女性或者自然的话语转化为诗歌与文学。

首先，这个产品反过来会被许多女性读者阅读，她们因此将学会如何说话，而后能够教授语言。

其次，这个产品会被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阅读，这些哲学家依赖于浸透在体系中的意义之充盈的保障，将为那些从新的教育和文学实践中产生的主体提供形而上学层面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基特勒谈媒介》）。

无法得知Samuel是否怀揣着浪漫主义时期男性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美好愿景，但在《坠楼》中我们能看到女性的音量超过了男性后所引发的不满。

女性导演、女性视角？

于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第三个获得金棕榈的女导演，对茹斯汀·特里耶导演作品的分析，总是很难彻底剥离对其女性身份、女性导演的指认。

作为一部“大女主”电影，实际上Sandra和丈夫Samuel的争吵，对方律师的咄咄逼人，无疑都为当下“成功女性”们面对的现实质疑提供了坐标参考。

当丈夫死了，妻子首先遭到指控，这种“弑夫”而非孩童“弑父”的假设，我们很高兴，看到“母亲”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