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诺兰的《星际穿越》里反复引用了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诗——”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全诗作于诗人的父亲逝世前的病危期间 ，文本充斥着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

看完《推销员》，不禁吟诵起这首诗，别有一番新的省悟。

在阿斯哈·法哈蒂这部精巧的新作里，全部的对立，都在暗中挪移了位置。

从缓慢打开的那扇房门开始，整部电影开始拥有了一种令人悚然的魔力。

制造的巨大悬念仿佛一股磁力紧紧攫住观者的注意力。

凝视着那扇门，冷汗直逼，一种巨大的恐怖感在关键处戛然而止，重点情节却被悉数隐去。

于是跟随丈夫、妻子、邻居的只言片语和观者脑中构想的画面，重塑事发现场、再现案件经过。

这时不禁为台版的译名《新居风暴》击节叫好。

不仅秉承了之前《一次别离》台版译名《分居风暴》的脉络，也凝练概括了整个叙事内容——新居，以及风暴。

整部电影心思考究，细节非常之多。

大到剧作结构上《推销员之死》与现实剧情并行不悖，小到旧居玻璃上的一个裂缝、新居墙脚上的一处蜡笔画，都令人对导演情节的把控叹为观止。

还包括拼车时被要求换座位、冒雨去阳台铺上塑料布、烦躁时系错又解开重系的领带、执意夺走学生手机并予以羞辱等等细节，都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聚沙成塔的作用。

《一次别离》《过往》之后被戏称“最擅长讲离婚”的导演之一阿斯哈·法哈蒂，在这部片子里同样聚焦的是两性及婚姻。

只是这次的夫妻是一对本应羡煞旁人的璧人。

他们共同出演话剧，有着志同道合的趣好；计划中可能还打算要一个孩子来巩固完满的爱情。

而猥亵事件之后，两人的分歧逐步浮上水面。

事件之后，虽然彼此心照不宣，但无可否认的是，两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都被彻底打乱。

妻子恐惧的不是房间、浴室与可视电话的静默，而是流言蜚语的嘈杂；丈夫洗濯的不是袜子、钞票和意大利面的污秽，而是自我内心的洁癖。

表面上，妻子开始变得神经衰弱，面包机的声音、再次接听门庭电话时的追问、不敢走进那间浴室清洗、抗拒丈夫的触碰又不敢独自留在家里……但邻居的一个电话，本想掩抑的丑闻便传入了剧团。

人言可畏，妻子这时才自我反省，能否堪堪承受市井流言的侵袭；而丈夫在房间里仿如侦探，捡拾到袜子、摸捡到钞票，吃用“赃款”买来食材做成的意大利面，都让他不断洗手，以及作呕，其实反映的是他内心洁癖的发作。

而这些自身的隐疾，在事件来临之前或许并未被他们自己意识到。

更可怕的显然不止于此，在丈夫尾随“凶手”的小货车之后，事件俨然升级成事故，汪洋上积攒的洋流开始汇聚酝酿成滔天风暴。

发现了老头就是肇事者之后，丈夫不顾哀求动用私刑，将老头闭锁进小黑屋内。

虽然电闸拉下来又拉上去，怒不可遏的他却走向了愤怒的极端。

在这一刻，他不是博闻强识的老师、礼貌恭让的邻居、温柔谦和的丈夫，他只是一个愤怒的男人。

一个勉力压抑着怒火、靠复仇舔舐被撕裂的尊严的男人。

有趣的是，夫妻竟然会在如何处置老头时产生巨大的道德分歧——试探鼻息时妻子的恻隐，她的身份已然不再是被凌辱过的受害者；送还赃物时丈夫的冷漠，俨然他才成为这场道德风暴的凶手和最大受害者。

私以为，这才是本片导演最高明的地方。

阿斯哈·法哈蒂终于在一间充满罅隙的陋室，模糊了夜晚与白昼、黑暗与光明、温和与狂暴、死亡与生命的二元对立，模糊之后狡黠的他甚至调换了彼此的顺序。

本应是凶手的老头两次晕厥，生死未卜，造成这一切的受害者丈夫，此刻仍是受害者吗，或是成为一个新的“凶手”？

在妻子逐渐淡化被害身份的彼时，丈夫反而咄咄逼人，尽显委屈之姿，褫夺着道德优越感，反而成为这场人性博弈中最大的受害者。

老头面色凝重脸色铁青，虚弱着苦苦哀求，甚至企图用35年的婚姻乞得最后的尊严。

而丈夫此刻如同撒旦，横踞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叫来老人的亲眷、送归遗漏下的避孕套和一记猛然的重拳，来拼凑自己被撕裂的尊严。

而妻子的表现更加令人玩味，搞清楚状况之后，先是及时调整心态，恳求丈夫放老头一马。

随后逐渐递进着发出三次警告——第一次悲望地说如果告诉老头的家人，我就不跟你过了；第二次轻蔑地嘲讽丈夫并没有打急救电话；第三次她轻轻牵了一下丈夫的衣角，阻止他继续纠缠。

在这个过程中她已经忘却了受害者的身份，眼前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个公交车上看到会给他让座、走路晕倒会帮忙抢救的普通老人。

她一声声的恳求进一步加强了与丈夫冷漠的对比。

在凄厉的救护车鸣笛声中，丈夫望向妻子，眼中一闪而过的愧疚，和对结局不可预料的恐惧；妻子婆娑泪眼业已风干，无语凝噎只好低头挽几圈包带，转身离去。

此刻，她的警告均告失效，横亘在这对夫妻之间绝望的道德认知鸿沟，任有千言万语，亦无可跨越。

所以并不同意有些人说的，《推销员》这个故事仅限于伊朗。

私以为，这是一个想当具有普世价值深刻的人性议题。

同样的道德困境、相似的人性怪圈，导演这次的电影或可以被解读出充分的论点——鬼迷心窍者断不能轻易踏入诱惑沼泽，误入歧途者亦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房门敞开你走进来尚可以原宥，行将踏错欲望的浴室则万万不可。

然而人无完人，犯下罪过的人，当他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你究竟是应该替他抱火取暖，还是冷眼旁观甚至推他入冰河，使其冻毙于风雪？

《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男主角李执拗地陷在往事的过失自责中，无法饶恕自己亦没办法过好以后的人生，举枪意欲自毙的时刻；《沉默》里背弃了信仰的教士注定饱受亡灵和心灵的折磨，犹疑造成的牺牲无法得到宽恕，肉身陷入烈火的时刻；《推销员》里酒醉而色迷心窍的老头身心俱疲，求乞着最后一丝尊严的时刻。

在这些时刻，无论多么万恶不赦，是不是，你我仍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慈悲，一点点的怜悯？

推及开来，在网络暴力中被众人唾骂的道德侏儒、在现实生活中被千夫所指的罪行矮人，如若并非怙恶不悛，当你见他衣衫褴褛在寒风中萧瑟，可否为他添件衣衫，抱取一团人性的星火。

2017-6-11 上海电影资料馆宽恕或者报复？

同情或者责难？

电影将镜头直击受害者一方，当伤害你的人并非故意，并且已经年老体弱，是选择原谅，还是在众人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让他为造成的伤害负责，承担也许超出他可承受的道德质问？

这部伊朗电影充满了对人性的关照，是一场沉重的道德抉择，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应该被理解，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就是因为，人性复杂难解却又简单纯粹，或许在这种问题上，没有谁比谁更高明...

原发于2017年5月22日澎湃新闻“有戏”。

影史上向来不乏把舞台剧作为镜像勾勒主人公相似命运的电影。

西班牙名导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对她说》，一头一尾分别是皮娜·鲍什编舞的《穆勒咖啡馆》与《热情马祖卡》的片段，台上舞者用或阴郁或明快的肢体语言，诠释出台下心地柔软的男主角的不同情绪。

他另一部代表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多地公演的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剧作《欲望号街车》贯穿全片，勾连女主角伤痛的起源和终结。

阿莫多瓦电影中的舞台剧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推销员》，“戏中戏”是阿瑟·米勒1949年写竣的《推销员之死》的排演。

法哈蒂在影片里对这部讲述美国梦如何吞噬小人物的剧作的“编排”，综合异国他乡的同行前辈在《对她说》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使用舞台剧的方式，既拿《推销员之死》首场与末场演出前的准备工作，呼应男女主角尹麦德和蕾娜由亲密至疏离的情感状态，又用该剧的正式演出侧写伊朗的当下，指出两人情感发生变化的必然

《推销员》海报电影伊始展示的是即将公演的《推销员之死》的舞台搭建。

脚手架构筑的酒店霓虹招牌，远比居家环境下的桌椅床榻引人注目，交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推销员威利常年行走在路上，预示正将一切推倒重建的伊朗，以男女主人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家庭，作为组建社会的中流基石，从外部的栖身之所到内部的成员之间，都存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内里的摇晃，由外界的不稳造就。

紧接舞台布景的画面，是尹麦德夫妇居住的楼房的所有住户，半夜三更被迫从被窝中爬起逃生，楼下突然“造访”的挖掘机，正在动摇楼房的根基。

这一幕赤裸揭示伊朗民众的生活现状，正如美国昔日的威利们般，被轰隆的时代列车碾于车轮。

他们家中的现代化设施和手中的苹果手机，表明西方的物质观念已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伊朗生根发芽，但西式的文明与秩序望而却步，家中的林林总总甚至一大帮人的性命，皆有可能顷刻间埋在土里。

《推销员》里随时可能坍塌的住房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蕾娜在夫妻两人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新住处沐浴，遭受陌生男性的暴力侵袭，心疼蕾娜，但同时像伊朗多数已婚男人一样，忌讳妻子的身体被施暴者以及救助她的男性邻居看到的尹麦德，逐渐陷入情感与道德的困境。

此种由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带来的行动上的两难，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一再出现。

聚焦少年犯罪与成人宽恕的《美丽城》，痛失爱女的父亲不惜倾家荡产，誓要依照法律让刚满18岁的杀人凶手血债血偿，却又无法回避继女身体残障的事实，谅解凶犯有可能拿到医治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的费用。

法哈蒂上一部同样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一次别离》，女护工面对纳德老年痴呆的父亲的如厕失禁，不知该从看护的角度伸手想帮，还是听从打小接受的教育不去碰触丈夫以外的成年男性的身体。

《美丽城》海报法哈蒂以往的诸多影片，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指导人物的行为，可是人物出于切身利益的考量，言行屡屡打破经典的教义。

《一次别离》里做事方式上已经相当西化的纳德，动手打了护工之后，尽管言之凿凿不知她怀有身孕，但并不敢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起誓。

可是护工的丈夫为了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赔偿金，不仅自己对着《古兰经》说谎，还要妻子违背经书旨意。

近似《一次别离》里人物要对《古兰经》起誓的画面经常在法哈蒂的电影里出现然而到了《推销员》，《古兰经》从银幕消失。

依赖用信用卡付款购物的尹麦德的困惑源起，是根植于身体里的伊朗血液，拖拽他的西式教养脚步。

尹麦德和其他中产人士一样，颇为不满今时的伊朗，但他为人善良正直，活得积极乐观。

眼看楼房就要倒塌，他一边拍门呼喊蕾娜起床，一边帮助弱势邻居；没法阻止蕾娜将前租客的物品清理出门，夜半落雨令他起身找来塑料布遮盖物品；作为中学教员，他课上接受学生们开的各种玩笑，邀请他们去看他主演的《推销员之死》，课下开导学生换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

蕾娜的遭遇，激活尹麦德心中的野兽因子，让他借由无端的宣泄，维护住作为伊朗传统男性的颜面。

当找寻施暴者的过程受挫，学校的学生和剧团的同事成为他转嫁恨意的载体，对前者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与后者的同台演出，更将米勒的台词擅自修改，“借题发挥”辱骂同事为他和妻子提供的住处，原是风尘女子的“会客所”，招来她的前“客户”，让他们捡小便宜倒了大霉。

《推销员》里尹麦德篡改米勒台词宣泄愤恨更为极端的，是尹麦德逐渐冷待妻子，把蕾娜慢慢愈合的心理创伤一次次撕开，同时不嫌事大，期望他被伊朗传统施加的痛苦，能够多倍奉还给加害者。

尹麦德确定凶犯是名患有心脏病的老年男性，无视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当着妻子、女儿和女婿的面说出事情原委，蕾娜极力劝阻，甚或以两人关系可能走向末路相胁，尹麦德不为所动，依旧用拳头试图为他的困境打出一爿出口，不忘变相告知老人家人真相。

《推销员》中的凶犯亦有情感和道德上的困境伊朗男性顾忌自身的所谓脸面罔顾女性的自尊，将她们推至难以负荷的境地，亦是法哈蒂电影的惯有主题之一。

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靠打短工过活的女孩之眼，串讲未婚、已婚、离婚阶段的三位女性婚恋观的《烟花星期三》，已婚一位疑心电视台工作的丈夫与家对门的离异美发师偷情，丈夫连连发誓阻挡不住她跟踪的步伐，换来丈夫当街对她拳打脚踢，但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丈夫的确把情感的重心，放在了如何与美艳的邻居长相厮守上面。

他对妻子的暴力相向，不过因为觉得面子受损。

《烟花星期三》海报法哈蒂另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关于伊丽》，更用混入一帮郊游聚会的好友中的年轻漂亮女孩伊丽的下落不明，道出伊朗当代被父母及婚姻夹击压迫的女性希冀隐遁的处境，而将伊丽带到队伍里的女性，在伊丽男友现身，谜团越积越多、事情难以收场之时，成为几位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男性指责的靶心。

《关于伊丽》海报此外，《推销员》也像法哈蒂的多部电影一样，除了讲述中产阶层的失落以及两性的不对等，尚融入这一阶层与平民一族的碰撞，完整绘制伊朗社会的浮世图景，其中的危机关联开放式的结尾，可能愈演愈烈，也不排除转危为安。

《一次别离》中与护工一家打过交道的纳德，多少明白生活并非皆由二元对立的元素构成，好与坏不过在一念间，对女儿随父或跟母的未知选择，也多了份释然。

《烟花星期三》里的未婚女孩面对深夜痴等的情人绽放开怀笑容，一天时间见闻的婚姻，对她难以形成启示，别人的婚姻难题她解决不了，她要走的婚姻之路别人也只能旁观。

《一次别离》海报回到《推销员》，假设老年入侵者的生命没有被尹麦德的报复摧毁，他与家人的关系能否完好如初？

影片并没交代。

最后的镜头同样留待回味，《推销员之死》最后一场演出前的化妆间，尹麦德和蕾娜各怀心事分化威利及其妻子的舞台妆，台上联合演绎夫妻的“相伴相守”的两人，卸妆回到不带观众的家中，该如何继续经营婚姻？

任凭观众想象。

当年的米勒写实了威利从事业到婚姻、家庭的名存实亡，今天的法哈蒂并无这般“直面”的勇气。

《推销员》中的夫妻关系变化

法哈蒂的独到之处在于对道德困境的诠释。

正如同《一次别离》最终结束在《古兰经》一样，这部电影最终居然结束在了“宽容”。

但我倒觉得法哈蒂并不是想探讨“宽容”，而是想展示伊斯兰社会的一种独特性。

不论是《一次别离》还是《推销员》，这些事如果发生在非伊斯兰国家，都有非常流程化的解决方式，但正是这些生活中极其微小、不值一提的故事，在伊朗却能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推销员》的女主面对着“可怜”的老头，对丈夫说“如果你告诉他们，我们就离婚”，正如同《一次别离》的那个女人面对《古兰经》几经崩溃，这两件事都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甚至是令人不解的。

女主全片都处于一种空前的自我矛盾之中，她一方面身体非常诚实地害怕一个人呆在家，一方面因为社会压力而不愿意报警，但正是这样脆弱、胆小的她，面对罪犯，居然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同情。

这种“善良”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正是这种隐忍和所谓的“善良”，纵容了犯罪行为。

男性用女性的贞操，不仅抑制住了女性肉体上的自由，更抑制住了她们精神上的自由，即使是为自己维权，她都要面对一座自己无法跨越的高山。

老头那种看似“直击心灵“的“忏悔”，大概就像吸毒的人流着泪说自己再也不吸了一样吧。

但是老头的行为并不重要，如此一般的罪犯比比皆是。

但这个罪犯最终居然能得到两个当事人的谅解，甚至是同情，这就是伊朗的可笑了。

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宗教、道德、社会的多重压力之下，无法简单地去解决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即使是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伊朗的先锋艺术家，在大学讲课、在舞台演出，但面对生活，他们依然困于其中。

这大概就是法哈蒂所要展示的伊朗社会吧。

这个社会有看似生机勃勃的一面，甚至伊朗在中东给人的好感程度远远高于阿拉伯世界，但那只是一具好看的皮囊，真正扎根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宗教束缚、社会制约，非一朝一夕所能挣脱。

伊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此宏大的一个内核，居然能用一件非常日常的故事来讲述，不得不服法哈蒂！

这片子能得奥斯卡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评委觉得，如此奇葩的价值观，有必要名垂影史，让后辈们知道，人类曾经如此愚蠢过？

这部电影真的是太厉害了。

用的是电影的手法，但内容结构更接近于舞台剧，125分钟里面没有水分，处处是喷薄欲出的戏剧张力。

第一个镜头是危楼居民撤离，这第一场就有三个点值得一提。

1、应激场景会调动观众的肾上腺素吸引大家的注意力；2、塑造角色。

在这个紧急环境中，丈夫依然可以保持镇定关心他人说明他是个温柔的人；3、危楼也是丈夫和妻子关系的象征物，遇到外部冲击之后不会倒下却也岌岌可危。

人（爱）都离开了。

当然第三点是全片看过反应过来的，伏笔埋的深哈。

电影用第一个危机作为引子推进剧情。

丈夫妻子要找住所，做房东的朋友愿意帮忙安排，但安排的房间里有个前任神秘女房客留下的东西。

这些遗留物，一种关系不清的滞留，带来影片第二个应激点，卫生间遇袭事件。

遇袭事件一闪而过，镜头给到了房间走廊上的血迹、给到了邻居的只言片语，我们就好像丈夫自己，知道大事件发生了，但却不能知道所有，有种信息焦虑。

隔天丈夫发现自己做什么都是错的，报警妻子不愿意，不报警邻居冷嘲热讽，他又有了行动焦虑。

两种焦虑让温柔的他好像微波炉里的玉米粒，慢慢加热下就要炸了。

他必须找个突破口释放下压力。

他不能当个不作为的丈夫，他开始积极寻找到嫌犯车辆、找房东朋友别扭、课堂上批评学生、发动一切关系找到嫌犯车辆主人、发现袭击者是个虚弱的老人之后依旧坚持复仇，要曝光袭击者的行为，摧毁袭击者的家庭。

他原本是一个温柔的人啊，拼车被嫌弃也一笑了之还和学生说被这样，误会没什么。

一个那么温柔的人却做了这些强硬的事儿，人物内心转变一气呵成。

厉害。

剧中原本温柔的丈夫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是邻居的闲话吗？

是妻子的压力吗？

还是自己雄性的天性？

把自己放到丈夫的位置也做这些事情吗？

非常有趣。

虚拟作品的力量就是能把读者或者观众放到一个真实世界难以体验的场景中过不一样的人生。

这部片子这一点做得真是太棒了。

不单单是丈夫，如果你是在妻子的位置呢？

我们遇袭第一反应都是报警对吧。

妻子为什么选择不报警？

剧中妻子的回答是“无法接受警察一遍遍的询问，无法一遍遍叙述自己的遭遇。

”如果你没有概念，那么不妨假设你要在全校或者全公司面前讲一个你最难堪的事情，还要一遍遍的讲。

嗯，我感受到妻子的心情了，这时候更重要的是安全感，而不是任何可能带来二次伤害的尝试。

妻子更需要信任的人（丈夫）陪在身边，和身处一个熟悉的安全的环境，施暴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不重要。

而这些丈夫没注意到，他只不想做个无作为的丈夫，他被种种压力推着行动，最后酿成悲剧。

再跳跃一点，如果你是那个施暴者呢？

遇到诱惑你都能忍住吗？

还有丈夫的房东朋友，一起参加话剧演出的女同事。

种种角色都是一个个代表性的人生。

这样的电影，真厉害。

欢迎关注我某瓣：https://www.douban.com/people/wuxiaha11cats/某乎：https://www.zhihu.com/people/xianiannian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

“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

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

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

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

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

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

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

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

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

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

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

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

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

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

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

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

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

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

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

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

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

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时隔五年，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又一次来到奥斯卡，他之前的作品《一次别离》在2012年获得了第84届最佳外语片奖，还引领了一场“伊朗电影”热潮。

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伊朗电影=《小鞋子》。

阿斯哈·法哈蒂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伊朗的社会现状与人民生活，也重新让伊朗电影回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里。

今年的《推销员》和《一次别离》题材差不多，都是从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

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实则高潮迭起，欲言又止。

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朋友介绍搬了新家，却因为一场与旧房客有关的事故陷入了绝境。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特点是真实。

影片剧情起伏不大，也没有特殊的视效，大部分情节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

却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琐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男主角是学校的文学老师，课余还和妻子一起排练美国剧作家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这天排练结束后，妻子先回家收拾东西，并在电话里嘱咐男主角买点儿面包和洗手液回来。

当楼下的门铃响起时，妻子以为男主角回家了，没看门禁视频就解锁了楼下的单元门。

此时，影片里没有配乐也没有声效，只有一扇未关闭的大门。

当男主角回家时，家里只剩下一滩血迹。

别紧张别紧张，这并不是惊悚恐怖片，妻子只是在与陌生人的争斗中撞伤了头部，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男主角愤怒了，把妻子安顿好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报警。

结果妻子拒绝了。

看到这儿，恐怕所有观众都开始猜想陌生人与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显然导演并不想直接告诉咱们，他通过很多细节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重点则放在了男女主角情感与关系的变化。

导演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用很多特写及近距离摄影来加强角色之间紧张的气氛。

他也更愿意将角色置于某种道德困境中，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总是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准则。

导演通过剧中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与男女主角的生活进行对照，进一步增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在无能为力的无奈之后，受到克制的自我意识就会绝地反击。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极度膨胀，角色的性格缺陷开始凸显，相互抗争。

忍无可忍之时，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发现得依靠非常规的方式替自己找到借口之时，是真正的绝望。

这位伊朗导演想说的话太多了，伊朗的人民、社会、甚至国家，人们的信仰、道德以及人性。

一部电影要容下这么多主题，也是有些困难。

但总的来说，《推销员》没有《一次别离》精彩，剧中剧的方式还显得有些拖沓，但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是实至名归的。

艾马德在学校教文学，也和妻子拉娜一道参演剧团的戏剧《推销员之死》。

借住剧团朋友一套房，因为上一个女租客造成的错觉和妻子会错意，一男进屋，走进拉娜正在洗澡的浴室，抱住她，但发现不对头，便扔下车钥匙和一沓钱仓皇而逃。

出院后的拉娜陷入创伤和惊恐之中，没有安全感，也不愿报警。

艾马德明显对拉娜的态度发生转变，冷对。

他采取自己的调查方式，最终查到是一个有心脏病的老头儿。

他逼着老头儿坦白。

老头儿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也就是他当初要留下一沓钱的缘故。

艾马德非要让他把妻子女儿和女婿找来，当场公开他的行为。

老头央求，他与妻子几十年感情了，女儿马上也结婚了，求放过一马，他当时就知道错了，所以急匆匆跑了。

艾马德却先将其软禁在一小黑屋内。

老头病犯，晕倒，经过他和惊慌的妻子的救助，醒来。

拉娜不让丈夫在老头妻女到来时说事，不然就离婚。

但老头一家临走时，艾马德把他单独叫去房间，关了门，给了他一耳光。

老头出房间，艾马德转身哭泣。

老头更加内疚，尤其面对原谅他的心善的拉娜，再次晕倒，气喘吁吁的老妻和女儿慌了神，不停哭喊，等着救护车来。

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改变着夫妻的关系，艾马德和拉娜关系日渐疏远和糟糕；改变了一个人温文尔雅的一面，如艾马德起初对学生给予充分自由，开玩笑也没事，甚至因为坐出租车被一女士不友好还劝一同的学生换个角度想问题，但妻子出事后，愈加冷漠，对学生也很粗暴，对朋友不信任，借助戏剧对妻子发泄。

可见，仇恨对一个人的戕害，即使你最终“手刃”仇人，你自己也就变成之前厌弃之人了，本欲伸张正义除恶，但是先得保证自己不变成魔。

故事本不复杂，事件也是司空见惯，编剧却也是精巧。

“人怎么可能变成牛？

”“是慢慢变成的。

”为何伊朗人总把“BMW”念成“BMV”？

这座城镇简直是个灾难。

倘若可以，真该夷平重建。

这出戏少了你，大家就溃不成军了。

随意侮辱别人的人才是鼠辈。

我从不记别人的电话号码。

你若坚持跟他的家人说出实情，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到此为止！

1.在一开始设置一个待解的谜团《美丽城》中男孩杀人之谜；《烟花星期三》中夫妇婚姻破碎之谜；《关于伊丽》中伊丽失踪之谜；《一次别离》中女佣摔倒流产之谜；《过往》中另一女人如何成为植物人之谜；以及《推销员》中妻子在浴室发生何事之谜。

2.设置某个人物来展示故事要么是一个外来者“闯入”中产阶级家庭，放大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阻滞的裂缝；要么是故事中的一份子，在参与叙事的同事，将故事呈示给观众。

《烟花星期三》中那位即将迈入结婚的女孩闯入一个有婚外情的家庭，正是在她的视角下这一秘密不断地被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联系两个女人间的纽带她也参与进叙事，影响故事的发展。

而在《美丽城》中那个男孩就是去破解朋友杀人真相的第三者，不断地将过往发生的事件挖掘出来，同时也参与进叙事（爱上姐姐和被老妇人收归）。

同样在《一次别离》中，女佣作为这个面临离婚危机的家庭的介入者，不仅以其视角展开了一个破碎家庭的内部空间，同时她也被卷进这此危机之中（如没照顾好老人、被推流产等等）；在《过往》中就更加明显，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从前夫这一第三者的视角展开的：他闯进了前妻的家庭之中，将过往不为人知的真相一层层抽丝剥茧般地揭露出来。

在《推销员》中，通过丈夫这一角色的一系列举动将整个事件暴露出来。

3.通过人物的两难抉择推进故事发展和人物刻画人物的两难处境是法哈蒂发展故事、塑造人物的一贯手法。

这种两难处境不外乎内因：对自己有利，如说谎或外因：宗教或道德束缚。

两难处境有两种作用：在人物作出抉择前，通过其心理动机刻画人物形象，在人物作出抉择后，推进故事继续发展。

这也难怪乎法哈蒂的电影不仅剧本优秀，演员也能获得较高的赞誉，像《推销员》在嘎纳电影节一举拿得最佳剧本和最佳男演员不是没有原因的。

最明显的是在《美丽城》中，每一人物都被两难的处境所包围：男孩最后面临的抉择是在放弃救赎朋友、向他的姐姐示爱和救出朋友、放弃他的姐姐、娶弱智女为妻之间摇摆；被杀者的父亲所陷的两难境地是宗教的良心发现和为儿子的死复仇；那位母亲的两难在于被杀者并不是她真正的儿子，而她规劝丈夫饶恕罪人的目的仅仅是让自己那弱智的女儿嫁给小伙子；还有杀人者的姐姐，即便她也爱着那位前来宽恕救赎的男孩，但她同时也希望弟弟能获救，于是最后只能以谎言伤害男孩。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物都在自我利益与外在的道德或宗教舒服中摇摆，而效果是明显的：抉择之前的犹豫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而抉择之后则是故事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

4.故事结尾永远暧昧不明法哈蒂电影故事魅力在过程而不在结尾，人物即便在不断地寻找真相、破解谜题的过程中，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暧昧不明的。

比如《推销员》中，即便丈夫一直在寻找妻子在浴室的遭遇，结尾也依然没有告知观众具体的真相。

但通过这一寻找的过程，所有观众都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宛若一次人性的洗礼，5.宛若一幅拼图游戏由于受到戏剧教育的影响，法哈蒂几乎是完全基于戏剧的角度创作他的电影，所以关于人物的真实性必然与现实有所偏差。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一次别离》中小女孩的角色，许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她的口中说出，这在现实中其实不可置信，但在电影中却可成立，这是戏剧的手法。

电影的真实性不必去联系现实，在自我构建的体系、结构中它可以自我生存。

如果引申一下的话，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就好比是拼图游戏中的小拼块，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用的，正如要完成一块完整的拼图缺任何一小块都不可，而人物一次次陷于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次次调整拼块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接近最后完整图像（真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