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的粉兔子

3星，元首偷走了我的粉色童年，一句话就可以整体概括此片了。

作为二战犹太人故事片，本片算是相当休闲的了，也是发达国家比惨的水平也就这样了，生活条件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对于战争的迫害与惨烈此片也没有涉及，都是通过他人口中转述而已。

相反本片有着公路旅行片中的美景，探险，新奇等等事物。

女主全家在颠沛中成长。

童年不再粉色无忧无虑，但依旧多彩幸福。

我深知现在的自己应该立刻马上入睡，很晚了，我不能熬夜。

但我不想让我看到的电影就这样在我的脑海中消失，我想将它们记录下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同样是讲二战下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这部电影不像《美丽人生》或《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那般沉重。

相反，电影的色调是温暖和平静的，它的观感是焦急与幸福的。

电影中的Anna三次与流浪的地方告别，三次都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说再见。

每一次的再见，Anna都会和生活中的一切告别，石头，水井，挚友，仆人，玩偶，甚至灰色的墙皮，发霉的奶酪。

尽管漂泊无依，但Anna仍对生活心存感激。

Anna的内心是感性的，柔软的，充满善意的，拥有火光的。

记得在瑞士乡下Anna听到犹太人的遭遇后，一时难以接受，狂奔不止。

朱利亚斯找到了Anna，并安慰她说：“你的身上有一簇温暖的火光，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忘了它，好吗？

”此时的Anna拒绝了朱利亚斯的劝告，并且不再相信朱利亚斯和她之间的小把戏。

在法国巴黎期间，Anna得知了教父朱利亚斯的死讯后，Anna拿起了朱利亚斯递交给她的怀表，并对它吹了口气，打开了怀表。

此时的Anna，我想真正理解了朱利亚斯所说的内心的火光，Anna也愿意为此守护这份光，为黑暗的生活点燃希望。

电影最动人的细节点是在结尾。

结尾船只驶向英国，Anna一家人在甲板上看海。

Anna和哥哥Max听不懂甲板上的一句英文，但Anna却仍对未来和远方充满信心。

“虽然我们现在对这里一无所知，但我们总有一天会什么都知道。

”Anna望向大海，坚定地说道。

深夜，我放慢了打字的速度，缓缓感受着电影带给我的沉重与轻快，温暖与幸福。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粉红兔子，又悄悄地溜进了伦敦，流入了Anna的梦中。

元首永远也带不走Anna梦里的那只粉红兔子，心中的那簇温暖火光。

从德国到瑞士，从瑞士再到法国巴黎，小姑娘跟随着爸爸妈妈不断的漂泊琉璃，在最后还是要跟随着爸爸妈妈去英国。

但是不管在哪里，只要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都是家。

犹太人学神的优秀特质深深的碾压了我，那种坚韧不拔，永不服输的精神，让人敬佩。

孩子们在颠沛流离中也不断的成长。

从一开始的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

再到最后的，不管什么陌生的环境都一样抱有开朗的性格。

也许这就是成长吧。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一部以1993年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统为背景，由朱迪斯·克尔创作的同名儿童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

影片以犹太小孩安娜的视角隐晦地描述了犹太人在希特勒当选后流离失所，被迫艰难生活。

易得，不易守 犹太儿童安娜便与她的哥哥麦克斯一同参与扮装聚会。

不爱热闹的安娜躲于一个桌下，抱着粉兔子，装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可——突然闯入，扮作戴着希特勒徽章的德国军官的一群人打算抢夺安娜的粉兔子。

这让心系家人的哥哥麦克斯不由得护住妹妹，与之对抗。

安娜紧紧抱住自己的粉兔子。

因为粉兔子不仅仅是安娜的玩偶，还是爱她的人对她的情感寄托，还是犹太人即将被全面控制的自由言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权力日益膨胀，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

曾经看似坚固的防线逐渐崩溃，曾经温馨的家庭被拆散，往不同的路走去；曾经的自由言论被禁锢，往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奔跑。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谁偷了我的粉兔子》不仅是一部关于一个女孩和她的粉兔子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一个民族在困境中坚守信仰、追求自由的史诗。

德国电影奖年度最佳儿童影片、巴伐利亚电影奖最佳新电影《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在登陆德国电影节、金鸡国际影展、全国艺联专线放映后，已上线欢喜首映全网独播。

导演卡洛琳·林克曾凭借电影《何处是我家》拿下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凭借电影《走出寂静》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对于“新作”《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导演也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谈了谈自己对影片的理解。

关于 创作背景和初衷卡洛琳·林克：在德国，《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是著名的儿童读物，我记得我11岁时在学校读过。

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害怕，它是关于大屠杀、纳粹、犹太人一家逃离纳粹魔爪的故事，我担心故事太残忍，让人难以承受。

但事实并非如此，她以动人深刻的方式讲述着故事，有时甚至有些幽默，故事没有回避现实，同时又充满乐观。

关于 影片中的主人公卡洛琳·林克：安娜和她的兄弟、父母一起成功地穿越欧洲，经过瑞士、法国等最终达到英国，在那里安下新家。

安娜是个令人惊叹的、勇敢坚强的小姑娘。

关于 影片的意义和看点卡洛琳·林克：这么多年来，我重读了这个故事，发现这个故事并不过时，此时此刻世界各地还有那么多难民，他们失去了家人、朋友甚至语言，所以我想在当下《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的故事依然很重要。

关于 影片中“粉兔子”的含义卡洛琳·林克：粉兔子代表着安娜的童年，她不仅失去了她的粉兔子玩偶，她更失去了她的童年，她的童真。

她的粉兔子落在了德国，她的心也落在了德国。

尽管她在英国有了新家，但粉兔子永远都是她“遗落”在德国的玩具与童年。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欢喜首映 全网独播

德国电影奖年度最佳儿童影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导演卡洛琳·林克最新力作《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独播上线。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讲述犹太女孩安娜逃避纳粹迫害成为难民，同家人漂泊各国，寻找新家的动人历程，电影曾登陆德国电影节、金鸡国际影展、全国艺联专线放映，本次为国内首度线上独播。

上映后，《谁偷了我的粉兔子》迅速赢得了大量国内观众的青睐，收获“童趣又温暖”、“笑中带泪”、“金句不断”在内的好评。

片中小安娜和家人逆境相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亲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改变导演一生之书至诚不渝硝烟童话《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改编自英国著名绘本作家朱迪斯·克尔同名半自传体小说。

该书被英、法、德三国教育部列入必读书目，荣获世界反法西斯儿童文学贡献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被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全球。

朱迪斯·克尔被誉为“童话大王”、“儿童作品里最好的人”，一生出版了30余部精品作品。

克尔作品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她永远都和孩子们站在一起。

她的作品风趣幽默，题材多是和自己或身边人有关的故事。

卡洛琳·林克曾说，《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原著是影响她一生的作品。

小时候，每当学校要求读纳粹战争相关的书，她总是心惊胆战，但这本书却截然相反，为她小小的心灵带来了安慰。

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

希特勒靠着卓越的口才和煽动性极强的演讲，为低收入者许诺未来，其领导的纳粹党吸引大批拥趸者。

1932年，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选民支持，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发生在1933年，这时德国国内面临一场大选，主角安娜一家所代表的，正是当时富裕的犹太知识分子。

犹太人坐拥大量财富，却拒绝帮助德国。

如果仇视犹太人的纳粹党当权，可以想象，针对犹太人的围剿将立即实现。

在电影开头，安娜便藏在桌子下躲避“纳粹”。

好事的家长开始密切关注安娜一家的动向。

在父亲强烈抨击希特勒后，一通神秘电话打到了安娜家中。

一个九岁的孩子对即将到来的变故隐隐有预感，却不曾想这通电话永久改变了她的生活。

父亲连夜从柏林逃到布拉格，安娜被告知，他们当前境遇危险，每人只许带两本书一个玩具。

安娜在心爱的毛绒玩具间选择了很久，选择把粉兔子留在家中。

踏上旅途的安娜与家人辗转瑞士与法国，美景与危机并存，寻找没有硝烟的家园。

在安娜一家逃离德国后，纳粹下令安娜父亲的作品不得被出版，失去收入来源的一家人日子越过越穷，全仰仗父亲微薄的稿费支撑。

但食不果腹、蜗居在巴黎肮脏小公寓的一家人，却用如海的亲情淡化了战争年代的残酷。

父亲把身上仅有的硬币拿出来，请挨饿的儿子吃蒜蓉蜗牛。

母亲将心爱的首饰典当，换来家人的圣诞礼物。

哥哥因为说错了法语被店老板欺负，安娜虽然就会几个法语单词，还一直砍价，让老板卖给他们便宜的铅笔。

片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你的心里有一团小小的，温暖的火焰在燃烧，保护好它，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扑灭它”。

善良必然战胜邪恶，这是儿童世界的信条，也是艰苦年代的信仰。

自强的兄妹俩在每个地方，都靠着孩子的智慧克服了外来者的身份，交到了好朋友。

“我觉得做难民也很有趣”、“再见，圆圆的餐桌”、“出名的人童年大多不顺”……在大人们眼中沉痛无比的逃亡，到了孩子这里，竟成了满载困惑与好奇的一场长途旅行。

弥补作者一生之痛铭记历史呼唤和平《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导演卡洛琳·林克，编剧安娜·布鲁格曼皆为女性，观看电影时，属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温柔流淌在银幕之上，如同一首温柔的旧日童谣。

拍摄这部电影是克尔毕生的心愿——尽管小说改编的作品曾于1978年登上德国电视，但克尔很不喜欢那一版。

她一生都想让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最终，克尔既等到了，又没等到。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2019年末在德国上映，而克尔在2019年5月22日仙逝，享年95岁，比哥哥麦克斯多活了17年。

犹太小演员丽娃·克里马洛夫斯基非常想见“她在电影里扮演的女孩”本人，这个愿望随着克尔去世，成了永远的遗憾。

丽娃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她灵动的表演却征服了每一个人的心。

她和克尔上的还是同一所小学，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同被迫害的犹太儿童相比，安娜与哥哥麦克斯显然是不幸中的两位幸运儿。

朱迪斯·克尔深知这点，因为8岁儿子的一句话，她不仅写成了希特勒时代三部曲，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还为在那场迫害中去世的150万名犹太儿童专门写了一本书。

电影依托于小说而来，而真实的故事，则比小说还要令人唏嘘。

电影中的父亲亚瑟，真名叫做阿尔弗雷德·克尔，他在当时的德国有个令人生畏的外号“文化教皇”，仅凭他的一支笔，他就能杀死文艺界的任何人，这样恐怖的影响力，是当时希特勒对他十分忌惮，甚至要悬赏他的人头的原因。

1948年，阿尔弗雷德乘军机回德国看戏，受到了全场观众的欢迎，但回到酒店，阿尔弗雷德不幸中风倒地，虽然病情不算致命，但中风摧毁了他的精神，最终他因过量服药去世。

阿尔弗雷德的朋友为了安全起见，生前曾建议他不要留下任何遗言，但当他的尸体被发现时，人们发现，他的床上都是给家人的遗言，甚至在他死去的瞬间，他还在写作。

作为犹太高级知识分子，克尔一家逃亡的十分及时，他们丰厚的家底，外加父母双方的名气和才学，让他们只遭受了短暂的流亡时刻，很快便在英国定居。

电影中，在一家人离开老宅之后，德国士兵就来查扣家中的所有物品，只有一箱初版书幸免于难。

这在现实中确有其事，在克尔家离开柏林的次日，士兵便找上家门没收护照。

克尔在逃亡中害怕纳粹会追上来，她担惊受怕，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生。

“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他们（注：指被杀害的犹太儿童），我的生活如此充实幸福，而他们愿付出一切来换几天这样的日子，我希望我没有虚度光阴”。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继承了克尔书中轻快、有趣的笔调。

电影虽讲战争，却未出现一场战争戏，独特的孩童视角，同《一袋弹子》《乔乔的异想世界》异曲同工。

电影是轻盈的，但那段历史却是沉重的，除了保护孩子们的童真，更重要的是维护可贵的和平，不要让这样的人间悲剧重现。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欢喜首映 全网独播

《谁偷了我的粉兔子》全国艺联院线12月16日 温暖上映

影片以二战为背景、以家庭为主体、以儿童视角为切入点，还有一个美妙的“她阵容”：女导演+女编剧+女作家+女主演。

用她式温柔让硝烟无形，用她式温暖伴家人前行。

她，给了电影真实影片根据朱迪丝·克尔的同名自传小说改编，《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是该位犹太裔女性童书作家创作的儿童读物三部曲“Out of the Hitler Time”中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名和成就最高的一部。

影片和小说讲述的整个流亡故事都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作者本人便是影片中女主安娜的原型，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也都真实存在。

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之下，《谁偷了我的粉兔子》比起其它二战题材影片，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真实感，而导演在影片的处理和呈现上，也选择了相对克制的方式。

影片没有刻意设计对立，没有特意激化矛盾，没有故意惊心动魄，每一个情节都有所历真实的痕迹，每一个桥段都是历史事实的映射。

影片也没有直接把镜头放到最贫苦的百姓身上，而是从家境殷实且在社会有一定地位的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入手，展现处在这一阶级的犹太人面对侵犯的行动、面对不公的态度、面对窘境的体面。

不幸的是，在电影于德国上映前8个月的2019年5月，95岁高龄的朱迪丝·克尔在伦敦逝世，她的文字给了无数人温暖陪伴，但她却没能看到“粉兔子”搬上荧幕。

她们，给了电影温暖对细节刻画入微，时刻被爱包围，是影片在“她阵容”下独有的创作魅力之一。

用儿童的视角打开，影片纯真而温暖。

影片的原著作家朱迪斯·克尔在四十多岁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和讲故事，大约五十年后，她仍在制作畅销书，作为英国广受欢迎的作家和插画家之一的她，有自己独特的着眼点和讲故事的方法。

她的第一本书《老虎来喝下午茶》历史悠久而经典，《小猫莫格》系列现在已经出版了17个国家的版本，而被改编为《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的作品也是半自传儿童小说。

从这一层面来说，比起战争电影，影片更像是充满童真色彩的家庭电影。

影片的导演卡洛琳·林克，编剧卡洛琳·林克和安娜·布鲁格曼，主演丽娃·克里马洛夫斯基也皆为女性，在这样“她”式阵容下，影片处处体现着女性的细腻和柔情。

希特勒上台在即，安娜的父亲是公开批评希特勒的一把利刃，这让他们原本安稳而美好的生活遭遇危机，一家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踏上跨国逃亡路。

他们辗转多个国家多个城市，住进不同的房间遇见不同的人，动荡已逐渐习惯，告别是家常便饭，正如安娜所言：作为难民，我习惯告别，常常说再见。

但这一家人并没有被黑暗淹没，没有被动荡击垮，没有被告别冲散。

他们力所能及地给予着家人关爱，这细心而美妙的爱，是收入微薄生活极度拮据时，哪怕妻子拒绝，丈夫还是忍不住给她买一块小蛋糕这关于爱情的幸福；

是父亲自己食不果腹时，还是自己一点不吃给儿子买了一份烤蜗牛这亲情的满足；是钢琴家妻子失去钢琴，逃亡路上从未言语思念之情时，丈夫圣诞节送她的布艺琴键礼物并表示“我懂你”的默契；是女儿对自己的画不满意、对学习新语言不自信时，父亲对女儿坚定的支持和鼓励……

安娜一家人没有直面过战争，但在生活流的画面中却处处可见战争对他们一家人的影响。

影片隐去了主角脸上的灰尘，甚至让观众为女主安娜天真可爱的纯真脸庞沉沦；影片淡去了战争的残酷事实，甚至用瑞士的美好风光让人短暂遗忘正值二战之时。

奥斯卡金像奖导演卡洛琳·林克的电影《谁偷了我的粉兔子》由德国夏屋电影制作公司出品，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华夏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发行，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译制，通过全国艺术电影联盟专线发行，由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广，欢喜首映提供媒体支持，将于2022年12月16日在全国上映。

对纳粹的记忆有很多种，安娜的这一种并不典型。

看不到集中营，看不到德国兵，看不到疯子集会，德国的一切随着明信片和口信漂去美丽的瑞士和巴黎。

他们离开了柏林的大宅，离开了做饭好吃的赫萍，生活变得拮据，不过，比留在德国的人已然幸运很多。

记忆是多样化的。

前段时间，不知朋友在哪听到一个说法，叫“正确的集体记忆”。

我没有多想，直觉到恶心。

集体记忆是很容易被操控的，“正确”更有单一排他的意味。

“犹太人是坏种”是那时候的“集体记忆”。

1932年，安娜和同学还都是德国人，到1933年开春，她只能是犹太人了。

放学路上，安娜第一次向好朋友提起她是犹太人的事。

此前，她们从未交流过彼此的血统，但那一年，是不是犹太人却忽然成为重要的议题，在两个天真的孩子间划下分别你我的线。

在巴黎，她们同样遇到讨厌犹太人的房东，但她们都没贝兰克太太可怕。

因为，贝兰克太太是她们在柏林的邻居，安娜和贝兰克太太女儿非常友爱，想来两家的关系曾一度亲密。

熟悉的人，怎么那么快变成仇恨的对象，很是不可思议。

这是建构的“集体记忆”在发挥作用。

反犹主义，在欧洲早有渊源，许多人自己过得不顺心，垃圾社会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犹太人是这个被选中的出口。

社群封闭、信奉犹太教，已然让他们在基督徒是主体的欧洲显得格格不入，再加上聪明富有，自然招人嫉妒，简直是完美的被建构对象。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犹太民族是流浪的民族。

人们总是会对流浪者外来者投射很多想象，把一些神秘的不可理解的东西与外来人群联系起来，有时是瘟疫，有时是阴谋，有时是超自然现象。

《百年孤独》里，吉普赛人出现在第一页，他们给马孔多带去冰块和放大镜，在闭塞无知的马孔多人眼里，宛如会魔法。

犹太人是另一个欧洲传说，《旧约》是人人都知道的犹太人迁徙史。

从迦南地出发流散去埃及，又被摩西引领出埃及，往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方去，那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之后建立王国又被破国，流转迁徙是这个民族的命运。

只是这次，民族历史故事的主角变成了安娜一家。

贝兰克太太熟悉安娜一家的人品，可对他们的憎恶仍然溢于言表。

邻里近距离感知的温度彻底让位于集体叙事的冰冷，“犹太人是可恨的”，一旦被植入脑子，再多的私人经验都灰飞烟灭，人看不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只能看到一个观念的被建构的“犹太人”，然后监视他们，讨厌他们，高呼绞死他们。

“雅利安人集体记忆”猖狂的年代里，人不仅用标签来看待别人，一样用标签来看待自己，人作为个体的感知、共情和思维的能力被取消了，转为集体的分身。

集体是抽象的东西，而抽象的东西是非人的，认识和行动完全跟着宣传中的抽象观念走，做出残酷无情的事来，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原来看到一本书，讲苏格兰裙子，原来苏格兰人并不穿苏格兰裙，更匪夷所思的是苏格兰裙还是英格兰人发明的。

一个英格兰工厂主为了方便自己的矿工挖矿方便，发明了苏格兰裙，然后又在苏格兰逐渐流行起来，其时恰逢苏格兰民族主义热情高涨，急需一个本民族特色，有几个骗子趁机写了几本关于苏格兰裙历史的书，于是苏格兰裙稀里糊涂被建构为民族服饰。

只要情绪到位，集体观念改起来倒不难。

集体记忆的操控艺术，不用找远的例子，我们今天的人对这套也应该很熟悉。

最近美国流行一个QAnon阴谋论，内容呢，大概是说懂先生ZF下还有一个影子团体，包括各种大资本家、媒体、官僚，联合起来倒川，而且这帮人还是邪恶的恋童癖，围绕此，展开各种的想象故事。

QAnon，Anon是anonymous——匿名，Q是社交网站上这套阴谋论最初发表者的署名。

如果，在社交网站上找娱乐圈八卦，一样能搜索到大量“圈内人”爆料，除了粉丝，大部分人大概会一笑置之。

可发生在政治上，大家倒严阵以待了。

什么捕风捉影没有根据的事，都被传得言之凿凿。

原因恐怕，不是这些理论编的滴水不漏，只是大家愿意相信罢了。

今年懂先生虽然落败，可还是得到七千万张票，QAnon在这些群体里传播广泛，俨然成为新事实，新的“集体记忆”。

现代社会，信息传的快，宣传动员下，再迎合某种情绪，记忆沿着网线，四通八达。

一朝掌握权力，便能宣布这种叙事是正确的，而说那种叙事是错误的，最终，立场盖过真实，闪耀着优越的光。

抵御单一宣传叙事操控思维的方法，是保存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感知、理性和记忆。

集体记忆不应该是唯一的，正确不正确更无从谈起。

安娜的记忆和集中营的记忆哪个是关于二战的正确记忆呢？

我们说，他们都是。

集体记忆应该包括多元的个人记忆，在公共领域，记忆的真实性交由公断，而不能凭“正确立场”宣判标准答案。

关于一起事件的真实描述总是意味着多样性，这种真实，那种真实，都应该是公共叙事的内容。

世界似乎在走向极化，在这些大潮里，看这样一个温暖的片子，无疑是种安慰。

这是一个爱的世界，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一家人总能互相扶持。

我们看到很多良善的人，勇敢慈爱的赫萍，离别时依依不舍的瑞士女孩，用传统方法呆呆地表达爱意的男同学，关爱学生的老师。

我们太需要这些了。

疯狂的时代，所欠缺的正是爱具体的人的能力。

影片情节简单，但每个个人都鲜活立体，人不应该仅仅是集体的分身，在一切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个人，有理性和共情能力的人，然后才是瑞士人、德国人、犹太人、法国人，男孩、女孩、穷人、富人。

人有弱点，有局限，但像朱利斯舅舅告诫安娜的一样，人心里还有“微小而温暖的光”，无论遭际如何，都应该小心守护。

朱利斯舅舅到瑞士，对安娜一家说起，纳粹党没收了他们在柏林的全部财产。

安娜还在记挂她留在柏林的粉兔子，总是问兔子去哪了。

爸爸烦躁地对安娜说，“安娜，你的玩具不重要”。

我很想对安娜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偷走过你的粉兔子，因为那个粉兔子从来都在你的心里。

粉兔子是安娜的爱人的能力啊。

最后把朱利斯舅舅的话，摘抄此处：安娜你心里燃烧着微小而温暖的光，好好保护它，别让任何人或东西令它熄灭，要继续相信世上有良善，那很重要。

良善永远都会得胜。

感觉是一部纪录片的上半部分，有些时候不需要苦涩的脸也能传达出苦难的重量，苦难在每一个破旧的房屋角落，在时时熄灭的灯泡里，在煎糊的土豆块里，在赤脚的泥巴路上。

但是这些画面里，有一个聪明生动的姑娘，怀抱火苗的热量，还有她爱斗嘴的哥哥，温柔聪慧的母亲和睿智的父亲。

这些不会让苦难褪色，而是让苦难更像心上的烙印。

不过这部让我想起一些我早就忘记的回忆，在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穿制服的人造访我们家，拦住我妈和我，带去办公室问话。

我们需要经常搬家，不能买好玩的东西。

我的儿童自行车，他们来我家的时候需要假装是隔壁邻居的。

晚上如果想看电视，需要去邻居家看，但是我不喜欢和陌生人待在一起，他们虽然很热情，我还是经常看一眼就回来了。

喜欢画东西但是没有书桌。

上小学以后不用再搬家，但是有好几次会半夜惊醒，以为有坏人来抓我们。

可能这些事情如果非要经历，还是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经历比较好，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反而能懵懂地挺过去。

2022年的最后一部电影。

依然是在片尾哭到失声，比上一次远远更深刻——当然，或许，无论是哪一次，无不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自我的成长】影片主线，是安娜在流亡过程中的成长；但绝不应片面地将这种「成长」仅仅理解为迅速适应每一种全新文化的「韧性」。

真正的成长，是安娜作为一个人的自我的成长：在瑞士，安娜不管不顾山区学校里男女分离的刻板印象，冒着所谓「走光」被嘲笑的风险，第一个上前给男生示范标准的侧翻动作；在法国，安娜用刚刚学会的、还需翻着字典找「便宜的蜡笔」怎么说的语言，在课堂上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家庭史与自我叙事；离开法国收拾行李时，安娜撕掉了厚厚一叠曾每天坚持计数的离家日历，正视自己或许再也无法「回家」的事实，面对自己流动的新身份，并在其中努力找到自我；在前往英国的轮船上，面对哥哥日常对她的「小男子汉」笑称，她第一次严肃地反驳「我也不小了，我也不是『男子汉』」……【你还可以】2022年11月，有一首写给体制内工作者的诗——《你还可以》。

可以不要再彷徨不要再无奈不要太担忧不要只恐惧当你为他们再增加一点勇气的时候影片中，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人，默默地「抬高一寸」，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自己「还可以」做的事，支持着安娜一家人。

坐火车抵达德国与瑞士边境时，查护照的公职人员意识到了「这个姓氏非常特别」，然而在进行了例行确认环节后，依然放行了安娜一家人，目送他们在即将被当局吊销护照的最后一刻紧急离开德国国境。

暂居法国时，法国文学老师理解安娜一家的处境，（也许是特意）出了关于「旅行」的作文题，发还时将「奖金」夹在安娜的作文本里，还邀请安娜上台给大家朗读自己的作文——一阵急促的电话，作为当局批评者女儿的被迫流亡经历……这既是努力不伤害孩子尊严的前提下对安娜一家的经济支持，又是对全班孩子们的一场公民教育。

【活在真实中】身为当局勇敢批评者的安娜爸爸，哪怕在最艰难最受屈辱的时刻，都勉力维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哪怕这种尊严，有时会体现为「不愿孩子接受（他不认同其作品价值观之人）施舍」的暴怒，会被安娜妈妈激烈地抨击为「你根本看不到孩子们的需求；孩子们需要的是新书包、新衣服……你已经不再是那个德国的著名批评家了！

」站在安娜爸爸的角度上，踏上再也无法返回的流亡之路，不仅仅意味着（或许暂时的）家庭经济困窘，更意味着（或许永久的）身份认同丧失——那个作为德国行动者批评者的「我」，我生命中如此珍贵的一部分，永久地被杀害了。

杀「我」者，是希特勒当局，还是「我」在护照即将被吊销的那一刻，做出的流亡决定？

这个问题，于安娜爸爸而言，是多么痛苦！

也正因为安娜爸爸用生命浸润这样的痛苦，他也更能看见孩子们的精神需求，温柔而坚定地理解、支持、鼓励孩子，看见并珍视自己对痛苦的敏感。

经历了身着纳粹制服的孩子突袭化装聚会现场、将安娜珍爱的粉兔子扔得飞来飞去，安娜第一次画出以「灾难」为主题的画。

当安娜将这张画拿给病中的爸爸时，爸爸没有像我们身边常见的部分家长那样不屑一顾、甚至轻浮地评论「小孩子怎么不画一点积极的东西」，而是看见安娜画里每个人的痛苦，允许安娜靠在他的怀里，望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这种对痛苦的敏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值得我们用心保护的。

平安夜，在法国小公寓的阳台上，安娜问爸爸是否相信神。

爸爸诚实地回答「不相信」，「但要『感恩』」。

也许是翻译的问题，用了这个有时在这片土地上被污名化的词；但我理解安娜爸爸的意思：这里的「感恩」，意味着我们永不遗忘，永远满怀珍视地记得，是哪一位位伙伴替我们承担了不自由、承担了受屈辱，才让我们有机会获得片刻自由。

【安娜教父的故事】安娜的教父——安娜爸爸最珍视的朋友，正是这样一位伙伴。

「马上要被吊销护照」的预告，正是他对安娜爸爸发出的。

一开始，他也曾同样流亡到瑞士，并在辽阔的雪山下，和安娜爸爸见面。

那次挚友间的对话，如今想来倍感沉重：「可我想，祖国更需要我们……」「你是疯了吗？

」可继续流亡，将被剥夺德国国籍；作为「与同胞站在一起」之行动者自我的永久丧失，是多么难为安娜教父所接受。

不知何时，安娜教父返回了德国境内；仅仅通过将安娜爸爸化名为「爱丽丝」的明信片，与安娜一家保持遥远的联结。

直到有一天，明信片再也不来了；安娜一家得知，安娜教父在极度痛苦中自杀了。

影片没有展示给我们，自杀前这一段漫长的时光里，安娜教父经历了怎样的屈辱与自我折磨；影片也没有展示给我们，得知挚友自杀后，安娜爸爸又是如何于再也回不去的流亡旅途中，独自吞咽对挚友的负疚。

如果，仅仅是如果，安娜的爸爸没能流亡……那么，他能否在日益猖狂的法西斯化教育体系中，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良知的天空？

安娜和她的哥哥，又会不会有一天，失却了对痛苦的敏感、失却了活在真实中的信念、失却了独立的自我，甚至有一天，以冠冕堂皇的名义，举报自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