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

马来西亚的“富都”，富有之都，叫着令人向往的名字，其中藏污纳垢的灰色地带，却让人望而却步。

《富都青年》的故事，就在揭开平淡生活的暗流涌动中展开。

看这部电影的第一印象是“险象环生”。

主人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这意味着什么？

没有合法合规的工作，没有最基础的保障，甚至没有作为人“存在的证明”……哥哥阿邦做着最廉价的劳动力，菜市的黑工，工地上最不起眼的搬砖工人。

弟弟阿迪投机取巧，帮着偷渡，要应付警察随时的突袭，还要为没有保障的“工资”忍受拳打脚踢。

在这里，从楼上跳下来的人不在少数，裂开的头骨刚触地，声音不算清脆，像老了的西瓜慢慢裂开，流出的汁水是不堪重负的，最后的血泪。

按照大多数的电影情节，应该有一个人来“救赎”他们，然后正义得到伸张，邪恶最终被铲除。

于是社工佳恩的出现就不意外了，我想，这就是编剧安排的“救赎”。

亲切的粤语，纯白的衬衫，没沾过灰的脸颊：佳恩是富都的例外。

她无疑是善良的，和两个主角不同，她是最普世意义上的“好人”。

为了素昧平生的两兄弟和四个无辜的小孩，可以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只为了帮他们找到身份证，逃离这里，或者最不济的，也可以得到生命权的保障。

佳恩的出现好像一种希望的指引，仿佛只要等着，等着就好了，苦难终究会结束。

但故事的转折马上来了，就是佳恩的死。

如果仅仅当做电影的转折点来看的话，这个反转实在是不那么吊人胃口，看到事情的发生就能想到结局。

但“佳恩”这个角色的死亡，恰恰为开始对“这是一部常规商业片”的印象翻案。

或许你要说，编剧是怎么搞的，她可是好人！

是哥俩以及其他孩子唯一的希望！

难道这是编剧个人的恶趣味？

非也。

或许你没办法接受佳恩的死，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这却是最贴合人性的剧情安排，这甚至不是对现实的夸大。

没有人标榜着“好人一定会有好报”，虽说我们希望如此，但实在太过理想主义，生活是难变得完满的，这从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再度深入了解一下角色呢？

事情的起因是佳恩找到了阿迪的亲生父亲。

站在观众的角度，佳恩的这个做法可以说是救阿迪于水火，他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稳定的生活，什么也没有；而佳恩一直积极致力于帮助他找到父母，诚如所言“找到半死啊”。

阿迪的行为显得太怪异和不近人情了，别人已经帮忙到了这种程度，就算不感谢也不该施以暴力。

但阿迪的身份是什么？

从小被抛弃的孤儿。

唯一的亲人是聋哑人的哥哥阿邦。

电影的前期阿迪就一直不愿接受佳恩的帮助，对他而言，阿邦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果有了身份证，那么他们就切切实实变成两种人了。

黑户的生活要躲躲藏藏，居民虽不富裕也可光明正大。

佳恩的讯息在那一刻，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和自由，而代表了分离。

阿迪不爱任何人，除了哥哥。

从小被抛弃在路边，只有好心的聋哑人哥哥养他到大，父亲的角色对他来说意味着抵触与恐惧。

佳恩坚持“做对的事”，却没有考虑到两人从小的生活环境不同，对她来说只是去拿回身份证而已，但是却没考虑到阿迪对“父亲”这个角色的望而却步。

刚进入兄弟二人的屋子，提出“可以去拿回身份证”的时候阿迪已经表示了抗拒，佳恩却不肯放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越界”呢？

或许你又要说了，阿迪只要呵斥佳恩走就可以，为什么这里非要设计阿迪去扒她的衣服，两人互相缠斗导致意外的情节呢，看起来只是无妄之灾？

还有阿邦的处理，用手捂住佳恩的嘴，窒息是必然的。

他一直标榜自己要做“好人”这难道不是和人物形象的冲突吗？

在阿迪眼里，这或许是一个可以让佳恩再也不来“帮他”的方法。

至于阿邦，他确实是个好人，但这一点建立在他还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人的前提下。

眼前的现状是：生命里最重要的弟弟把社工在自己家里打的近乎死亡，门外是不知情的工友，她出声他会发现的。

场面实在太混乱了——人在危险的情况下下意识的会尽量减小自己的利益损失，这是本能。

在阿邦眼里，阿迪就是他最不能割舍的弟弟。

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他们只是在做那一刻他们能做的事。

这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就不要去做好人，毕竟片子里“好人无好报”。

文学作品在一些时候可以成为宣扬道德的工具，但这不是它的主要作用。

我们要清楚的是：艺术负责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

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只用日常人们熟悉的道德方式评判它的好坏，我们当然可以因为佳恩的死亡感到愤怒，但是也要反思：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安排。

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的反映，时代更迭，地域重复，长久以来从高处俯视最底层的阶级都太容易了，再深的水面都是平静的，但阴暗面永远存在。

所以，当丑恶的事实真正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才更难以接受，更有冲击力；你可以控诉，可以不原谅，但是不能不接受现实。

#猫影#周末看了《富都青年》，或许是我第一次看马来西亚电影？

是一个文化、语言和种族都非常多元的作品，讲述大城市最底层的偷渡外劳的故事。

孤儿的身份设定，还有监狱里的控诉，都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何以为家》。

如果那部电影中的Zain长大了，就会是《富都青年》中的阿邦，生于阴沟长于阴沟，仰望天空，也不一定可以看到繁星——毕竟，吉隆坡和贝鲁特的上空都是摩天高楼。

与《何以为家》一样，这也是一个突破了传统的国境线，没有传统意义的国家语言，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故事。

阿迪和阿邦还有钱的类“家庭”结构，甚至是非heterosexual的，不过，对爱和归属感的渴望却是人类的本能，也让人不以血缘和婚姻关系组建家庭。

感觉拍这个故事的王礼霖，投这个故事的李心洁，选这个故事的吴慷仁都很“电影人”。

如果说文艺作品是为大众服务，艺术要源于而高于生活，那《富都青年》讲的就是支撑起了整个亚洲的繁荣生活的蝼蚁们的故事。

编剧，摄影和剪辑无一不好。

吴慷仁出现在菜市弓腰驼背推小车的模样，就真的是个民工的样子。

与此同时，好莱坞在拍《crazy rich asian》王家卫在拍《繁花》，我们还自嗨地纷纷对号入座。

当然这也是文艺。

可是我始终更喜欢那些能用艺术表现最真实的人生的作品。

拿了台湾金马最佳男主的吴慷仁，那段无声控诉确实高，但我以为更高的是导演的视角。

看文明是在进步还是倒退，要看文明的进程里，人被赋予多少尊严和自由。

资本主义用金钱定义人的边界，提供探索旷野的自由，同时也异化人格，用消费主义制造景观，定义快乐。

社会有冗余生产，才有富贵闲人发明和创造。

而文明如活物，不断在赶路，过程中碾压到什么人，需要它们叫疼，社会才会开始纠错。

那些被碾压的群体，时常是失声的，没有发声途径的，不懂得如何使用喇叭的人。

替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就是创作者的责任。

文明建立在剥夺弱者的基础上的，正是文明，也让人不会对剥夺他人视若无睹。

我为王礼霖愿意把摄影机的视角对准外来人口寄生在国外生存状态而心有大敬，文艺创作者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将自己因为足够幸运，而得到的话语权，用来做事。

电影开头，寥寥数笔，就把外人劳工的困境精准表达：委托中介办理身份，被中介串通警察，双重剥削，绝望之下直接跳楼。

在务工市场被任意盘剥薪水，缺乏沟通申诉权利，有怒难言。

随意经过的警察会让他们瞬间触发逃跑机制，就像是开灯后四散逃窜的蟑螂，不见天日，在暗夜中行走，阿邦聋哑人的设置如同这群人的命运隐喻。

他们知道自己是非法的，政府引进外来务工群体，却不保障劳工的权利，系统性的剥削它们。

这部电影的视角是了不起的，但在叙事的底层价值上是失败的。

阿迪的角色在帮助东南亚难民取得身份时遭遇中介欺骗，导致他对一切帮助他的人都缺乏信任，在那位明显受过良好教育，忽略陪伴家人，把时间和精力都拿来帮助外来人口，帮助梳理他们的精神状态，帮他们申请ID，帮他们联系政府机构，帮受伤的他们找自己哥哥非法医治，帮他们找工作的佳恩，这样近乎圣母的角色，被阿邦和阿迪双双失手害死，这是电影在选择情节处理外来人口困境时的败笔。

佳恩的死亡反衬出外来人口的可鄙和可憎，导致前面近一半时长对劳工困境刻画功亏一篑。

阿邦在牢狱中眼含热泪对前来抚慰的僧侣哭诉自己的欲望，他要求社会和他人尊重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他却不曾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他和弟弟以及周围劳工得到佳恩那么多的帮助，在看到佳恩躺在血泊中，第一时间不是报警救治，而是捂住她的嘴巴，我们当然可以把佳恩的死亡理解为失手，可是这种失手损害了这个人物的魅力，自己弟弟阿迪的性命和前途很重要，帮助他的人因为是外人，他们的性命是不值得一提，是可以丢弃的。

阿迪当然更不值得同情，无论后来的他展现多少悔悟，都难以弥补这个人物的可憎。

佳恩跟他说只要跟生父出行日本一趟，就能获得合法ID，就能改变自己和哥哥的命运。

可以理解他当下的抗拒，要他跟生了他又抛弃他的父亲低头共游，他厌恶到出现PTSD的症状是正常的。

可是用强奸的动作来驱逐佳恩，不小心撞到她的头导致她大出血昏厥，他第一时间又是逃跑而不是救助。

他们原本只是中庸的群体，他们不存在善恶，是被社会剥夺的存在。

导演却举起中庸的刀刺死最大的善，这中庸被迫成为最大的恶。

他口口声声想要报答哥哥，恨不得下辈子当哥哥去爱那个收养他给他爱的聋哑阿邦，那份爱也因他不能克制的恶，成了无法令人信服的大话。

他清楚他和阿邦的困境是因为那张合法ID，不能办理银行卡，不能有驾照，不能合法的工作，这样残酷的现实，在卧薪尝胆就能幸福的机会面前，他退缩了。

最后他走到那位卖汤面的秃头老头面前，用这点改变就要观众同情他，这样层层递进的可憎刻画，却想得到观众悲悯同情的情感，也是太艰难了。

就像是绑着一名科学家，用她的命换两个混混的人生，其中一个还没换回来，这样的情节塑造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造物造人时，说自己的作品不分善恶高低，每个人的尊严和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但观众还是对这样的置换，情感上无法接受。

一味叫好，不会变好。

要指正那些珍贵，要它们变成社会现象，推动变革才是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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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民文化产物，马华文学一直离不开关于“离散”的母题，历史的渊源让马华作家们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回顾，继承了现实主义表达，而地理和语言上的流动赋予马华文学一种异化而独特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对传统叙事的打破。

同样地，“离散”也是马华电影的表达核心，通过关注马来西亚背景下的华人生存状态，展开对身份与历史的诘问。

《富都青年》作为一部后离散时代的作品，已经剥去沉重的历史感，对当下关注的迫切性让这部马华作品显得非典型，然而这样的现实力度却有着更加直击人心的力量。

——莉莉猫

文：郑欣晴编辑：莉莉猫责编：朱学振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富都（Pudu）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片区域，是底层劳工、无身份人士、难民等边缘人群的聚集地。

因为火灾失去父母及出生证明的阿邦和被父亲抛弃没有身份的阿迪，作为无身份人士生活在其中。

阿邦与阿迪，即马来语Abang-哥哥，Adik-弟弟，替代了他们不存在的名字。

影片通过聚焦兄弟二人的生活，透视着整个马来西亚沉默的底层社会。

流徙和身份的寻找，一直是马来西亚华人电影中的主题，《富都青年》也沿袭了这一特征。

但与大部分马华电影不同，《富都青年》并不只局限于华人社群，而是站远了一些，使片中的非华人不再成为“故事的街景”，呈现了一个真实的马来西亚。

如台湾媒体所说，《富都青年》是“一部典型的马来西亚电影、非典型的马华作品”。

1寻找的和早已失去的从故事本身来看，阿邦和阿迪一直在寻觅一个合法公民的身份。

阿迪因为社工帮他联系到了亲生父亲，一度可能获得身份。

在他去拍摄证件照时，穿着哥哥送给他的蓝色衬衫。

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证是蓝色的，而红色没有完整公民权。

蓝衬衫代表着阿邦对弟弟阿迪获得身份，或者说获得“正常的人生”的期盼。

然而这件期盼的蓝衬衫在被追打时扯破，最后被缝补好，穿着它去监狱见了哥哥临刑的最后一面。

而哥哥阿邦，除了自己赤裸的生命本身，其他东西一概失去，直到影片的最后，生命作为最后一样所有物消失。

在法律和社会中，他的身份从未存在过，甚至到了监狱里才拥有自己的身份——在对法师打手语“我连身份都没有”时，他指向了自己蓝紫色囚服上的号码牌。

被社会排斥的人，因为被判处死刑而进入了社会划分的群体中，然而这种短暂的“身份”也随着绞刑索，同最后挂在衣架上的丝巾一起消逝了。

一种本不存在的巨大空虚。

2双重的失声影片中阿邦被设定为聋哑人，代表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失声。

整个边缘人群长期处于一种无声状态之中，控诉和反驳只能回响在群体内部。

正因为如此，沉默的反问变得更加有力量，所有压抑和被剥夺的都在阿邦的自白中爆发，所有的情绪都由他个人之口诉说。

吴慷仁的表演使阿邦的狱中诘问成为了电影的情绪高潮。

影片叙事上的薄弱和人物塑造的明显不足让人无法忽略，但表演和手语内容的结合使无声的语言变得极具力量。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长镜头情绪由克制到难以自抑，而正是因为这种克制，绝望显得更加沉重。

阿邦临刑前与开照法师对话，从“但我得不到”到“我，没有未来”直至作为聋哑人模糊发出的“我想死”，是边缘人能发出的，比之前任何一段有声台词都更响的控诉。

阿邦对法师说话，也在对法师代表的宗教和宇宙诘问。

诘问过后就如阿邦打过的代表死亡的手语——掌心向上而后向下翻转，向下，向下，一切都消失了。

3后离散时代的马华电影长久以来的马华独立电影被归类为“大荒与蜂鸟”，“大荒”指对某一事物追寻又徒劳无功的个体宿命，而“蜂鸟”指以小击大，追溯被遮蔽的历史创伤。

《富都青年》作为“非典型马华作品”，可以被视为一种“城市中的大荒”。

虽然影片的母题是身份，但剧情更像是对马华电影传统离散叙事的挑战。

影片的两个主角都是华人，但对身份的追寻不再执着于祖籍地的情感连结，而是更加偏向自己在移居地的本土身份，与其他族群共生，并面临着同样的身份问题。

与后离散时代马华文学“离岛风格”和“拉美风格”不同，马华电影显然更偏向现实主义。

《富都青年》是一种新尝试，但如何使每个角色都“在场”，也许是马华电影需要被持续搅动的课题。

走出雨林，然后呢？

电影初衷其实挺好的，位于马来西亚的黑户人群，为了留在这个城市而东奔西窜，四处躲藏，为了活着而去四处谋生赚钱，电影前一部分其实还挺好的，亲如兄弟的俩人互相帮助，聋哑哥哥一直在照顾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但是离谱的就是社工小姐姐好心帮弟弟找到生父从而让他有正式身份证，好心却没有好下场，弟弟失手打伤，后面的剧情就是很俗套的狗血，哥哥保护弟弟去自首入狱，哥哥处理现场时候把醒来的社工捂死了，也是醉了！

还好吴慷仁的演技在线，最后跟大师那场无声激情戏，还说出了六个字，哭戏绝了！

金鸡看的，可能是文化差异吧理解上和导演有些不同。

整部电影下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疑似骨科。

（导演自己嘴瓢都说爱情💓）感觉杀人反转那块有些弱了，没看出想表达什么。

有人提问了导演为什么阿邦不告诉阿迪真相，我也认为这个是这部电影的矛盾点，也可以更好体现人物性格，却被导演用新闻上说的盖过去了有点可惜。

前一段时间，《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成为中文互联网上讨论的热点，而阮经天在本片中的精彩表演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然而在第60届台北金马影展上，阮经天却与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擦肩而过，因为还有一个男人贡献出了更加精彩的演技，他的名字叫吴慷仁，他主演的那部电影，名字叫《富都青年》。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部视角独特的《富都青年》以及它的主演吴慷仁。

01 富都青年富都，又名半山芭，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东南部的一个区域，曾经是吉隆坡中下阶层华人的主要聚集地，而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当地华人逐渐搬离，这里慢慢成为外籍劳工的聚集地，而在这些外籍劳工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没有取得马来西亚公民身份的“非法”劳工。

电影《富都青年》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没有公民身份的阿邦和阿迪两兄弟在富都的底层社会里苟且偷生，哥哥阿邦是一名听障人士，一直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只想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帮弟弟阿迪争取到公民身份。

而弟弟阿迪则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想通过各种不太光彩的手段赚钱，想让哥哥和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随着一场意外的发生，兄弟二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打破，最终被迫分离，走向了生死两茫茫。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视角独特，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很少被我们了解到的领域，那就是马来西亚社会中严重的“非法外劳”问题。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22年，马来西亚国内的非法劳工数量约为120-350万。

而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以阿邦阿迪两兄弟为代表的数量庞大的无身份者，在马来西亚社会底层过着何等辛苦与悲惨的生活。

一直以来被亚洲社会所公认的“勤劳致富”、“爱拼才会赢”这些理念在这里统统失效，任凭你再如何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也还是要过着忍气吞声被榨干劳动力、连一个安稳觉都睡不好的日子。

阿邦最后在监狱里激动地用手语打出的那句“你们都过的很好，我也想和你们一样，但我没办法”就是这个群体最想要说出的心声。

那么，如此庞大的非法外劳群体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还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

02 非劳血泪上个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腾飞，马来西亚也搭上了这趟经济发展的快车，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马来西亚国内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缺口，因此开始大规模吸纳外国劳工。

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内政局平稳等原因，马来西亚也成为周边国家诸如印尼、孟加拉、缅甸等地非法劳工和难民的目的地。

由于边境线较长和疏于管控，大量没有身份的外籍劳工开始涌入马来西亚，而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马来西亚政府也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而“默许”了他们的存在，根本没有制定什么关于这些非法入境人群的政策方针和政府预算。

而这些外籍劳工由于没有身份，只能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大量填补了马来西亚国内的低端劳动产业，尤其是所谓的3D产业（Dirty，Dangerous and Difficult，即肮脏、危险与困难），在《富都青年》中，阿邦主要从事的便是3D产业中的餐饮与批发菜市场行业。

如果就此发展下去，那么这些非法外劳虽然生活辛苦、没有保障，但也能勉强的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生存下去，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马来西亚政府对待这些非法外劳也开始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转向了严厉打击，几乎每一年，马来西亚政府都会组织几次大规模行动，抓捕和遣返非法外籍劳工群体，在影片中，我们就看到了两次针对非法外劳的突袭行动，而只要被抓住，就意味着巨额的罚款与遣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因为躲避战乱或是在家乡衣食无靠等原因才流落至此，不论是罚款还是遣返，他们的生活都会在一瞬间清零，因此在影片第一幕的突袭中，才出现了有人宁愿跳楼也不愿意被抓的场景。

而随着外国劳工的不断涌入和经济的发展，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极力推行“马来优先”的官方民族主义政策，种族色彩浓重的“马来人至上”原则甚至被写进了宪法之中，非马来人在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被挤到了最边缘，这让那些实际上为马来西亚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劳工却承受着巨大的恶意和偏见，甚至在官方和民间的论述中，会将帮助外国难民的人视为需要被惩罚的叛国者。

而在影片中我们也能看到，在突袭行动中，非法外劳的人格会被随意侮辱；区议员明确表示那几个要跳楼的小女孩反正没有投票权，死活与我无关；政府工作人员在面对帮助非法外劳的佳恩时那种鄙夷与敌视，这些都是这个群体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所受的不公平对待的最真实写照。

03 生存困境所以，《富都青年》所讲述的非法外劳群体，如今成了马来西亚国内一个特别的存在。

一方面，这些难民支撑了马来西亚国内大量的低端劳动产业，让马来西亚本国人享受到了劳动红利，而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本国雇主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压榨他们，比如在电影开头，阿邦在辛苦工作之后，讲好的50老板却只给了30 ，而阿邦也只能忍气吞声低头认命，不敢与老板起一点争执，就是因为他没有身份，万一惹恼了老板叫来了警察，对阿邦来说损失可就远远大过20块了。

而在另一方面，这些难民又成了政客们手里可以利用的筹码，比如在2015年，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就公开宣布接收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隔年又宣布为缅甸罗兴亚难民提供庇护。

但到了2020年，他却又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反悔，称马来西亚不欠罗兴亚人什么，难民们会“得寸进尺”。

不断变脸的政策，让许多来到马来西亚的难民无所适从，就像片中money姐所说的那样：“起初政府让他们进来，现在却又逮捕他们”因此来看，这部《富都青年》的出现是十分可贵的，它为全世界展现了这个马来西亚社会中“阳光照不进的角落”，让我们看到，这些如同蝼蚁蛆虫一般生活的人们，是如何既被压榨着劳动力，又没有任何发声的权利，在整个社会食物链最底端里苦苦挣扎的血泪故事，他们没有身份，只有恐惧。

而在马来西亚之外，我觉得这部电影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可以代入到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座大城市里，在这些大城市的角落里，也同样聚集着无数来自偏远地区的务工人员，像清洁工、服务员、建筑工等，他们支撑着城市的运转，但却总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他们的境遇虽然没有本片中表现出的外劳一样凄惨，但也同样需要被我们去看见，去倾听。

04 颜色细节在这部电影之中，还有一个隐藏较深的细节，那就是衣服的颜色。

我们能够看到，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两个主角的穿衣颜色是有着明显特征的，哥哥阿邦的衣服颜色以青绿为主，而弟弟阿迪的衣服颜色则是以红色为主。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隐藏较深的细节，是因为他们衣服的颜色，其实对应的是马来西亚身份证件的颜色。

马来西亚的身份证一共有五种颜色，分别是蓝、褐、红、绿、粉。

其中，蓝色代表是正式的马来西亚公民，可以享受全部基本权益，本国公民年满12周岁即可签发；褐色代表的是正在服役的军人；红色代表的是有永久居留权，但却是非公民，无法享有像投票等大部分权益；绿色代表是可以暂时居留，但需要五年一更新，在马来西亚普遍持有这种证件的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却没有确定国籍的人；而粉红则是签发给未满12周岁的马来西亚公民的。

在此前的媒体专访中，导演王礼霖讲述了阿迪这个人物的完整设定，他父亲是本国人，而生母是泰国外劳，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阿迪被送往安置机构，并且被认定是泰国籍，只有拿着自己的出生证明跟父亲一起去政府部门办理手续才能获得合法的蓝色身份证。

因此，再来对比两人在片中衣服的颜色，阿迪虽然没有合法身份，但却有出生证明和确定的国籍，因此被官方视为是可以在此居留的人，相当于事实上的“红卡片”，他的衣服颜色正是与此相对应。

而阿邦则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人，他的衣服颜色也正是与之身份相对应的绿色。

影片中阿邦送给阿迪的那件蓝色衬衣，其实也是在寓意阿邦希望阿迪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生父和解，拿到可以拥有合法权利的“蓝卡片”。

另外还有一处细节，就是在深夜突袭居民区的那场戏中，被查证件时，跨性别者money姐拿出的是一张蓝色的身份证，这表明他是可以合法享受一切权益的马来西亚公民，但他却蜗居在富都的这片非法外劳集中的区域，这也在向我们透露，性少数群体在这个国家里其实是和非法外劳有着差不多命运的人，都是受打压、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那部分人。

05 百变吴慷仁最后，我想再说说吴慷仁。

在这部电影中，吴慷仁所饰演的是听障人士阿邦，虽然说不出话，但却是全片中最“响”的一个角色。

语言的缺失让他有了更大的表演空间，一切的情感全部都靠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传达，单单是临近结尾时那两场监狱会面的戏份就足以封神。

最震撼我的，要数他在监狱中跟法师会面的那场戏，阿邦这个角色从一开始的麻木，到不解，再到愤怒，最后到释然，吴慷仁精准地将一个生来就没有未来的人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当他艰难地用模糊的声音吼出“我想死”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跟他一起流下。

可以说，吴慷仁对阿邦这个角色的演绎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至于我在恍惚中都忘记了他正常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如此精湛的演技，我想也跟他丰富的社会经验有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吴慷仁这个演员其实是半路出家，27岁才在影视圈出道，这在演艺界可以说是“超级大龄”的新人了，但在那之前，已经前前后后做过焊接工、建筑工、服务生、调酒师等40多份职业，而这些职业，也为他后来的演艺生涯提供了十分富足的经验基础，让他能够把每一个角色都诠释的非常到位、触动人心。

能够遇到这样优秀的演员，我想是我们所有观众的荣幸，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不同样子的吴慷仁。

在xhs上见过很多大马华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无国籍的大马华人，互联网是个神奇的东西，让我了解到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比如马来西亚苏丹轮流出任国家元首（什么东南亚罗马。。

），比如西马去东马要用护照还要盖签证章，比如印尼现如今还有一个地区实行世袭制，第一次知道的时候真的感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电影又比文章更进一步，相比单调的文字，电影里的一言一行，服化道具，都凝炼着深深的当地风格，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看那种密密麻麻的小人绘本，仔细观察每个人都在干什么，越来越喜欢找小众国家的电影看了。。

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未婚状态下出生的子女，国籍随母亲，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大马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进行结婚注册下的出生的子女无法取得马来西亚国籍，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不是任何国家的公民，无法办银行卡，无法考驾照，无法正常出境，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这种社会边缘人其实很容易变成社会安全隐患，正如电影中的弟弟那般。。

虽然没有公民权，但是作为在马来西亚医院出生的小孩，会获得一张报生纸（约等于咱们的出生证），报生纸上将被标注BUKAN WARGANEGARA（马来语：非本国公民，本国公民为WARGANEGARA）， 报生纸可以用于证明身份，但也仅限于证明身份， 电影里弟弟阿迪面对警察时出示的那张纸应该就是报生纸，有公民权的money姐出示的是蓝色的ic卡（约等于我们的身份证），哥哥阿邦的报生纸应该是在火灾时被烧毁了，连自己身份都证明不了，所以弟弟还勉强保有一丝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前提是得找到有公民权的亲爹，让他帮自己申请ic），而哥哥是彻底没希望了，所以警察来的时候哥哥才会躲起来，所以才会把希望让给弟弟。。

在马来西亚，以非本国公民身份出生的孩子， 可以向国民登记局递交申请公民权，批不批准看心情，总结一下网络上的信息基本上有以下几条准则（都只是给申请公民权加分，不保证能够申请到）：1. 大马籍父亲与外籍母亲在无国籍孩子出生后补完成结婚登记，以夫妻的名义为孩子申请公民权（补登记越早越容易申请）。

2. 未成年申请，申请成功的概率大于成年人，超过21岁基本就很少批准了。

3. 无国籍者成年后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

马来西亚如此，自然是为了控制公民人口，毕竟女性的终生生育数是可控的，男性是不可控的，这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常规操作了：※古代罗马：贵族女奴隶男生子为贵族， 贵族男奴隶女生子为奴隶※古代朝鲜：两班从母制※现代新加坡： 外籍女性与本国男性的非婚生子女不授予新加坡国籍※改开前的中国： 城乡二元制，孩子户口随母亲 马来西亚无国籍者中很多人的母亲是来自印尼或者泰国，因此有部分无国籍者另辟蹊径去申请了泰国或者印尼的国籍，不过这一切前提是要能联系上母亲，很多外籍女性是生了孩子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自愿或者非自愿地返回了原籍国，和孩子断联了（比如电影中的兄弟俩）。

咱们国内对子女倒是不严，亲子鉴定就能上户口，但是对外籍配偶很严，五年30w存款才能申请居留权，国籍签发就更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属于更相信自己的教育，觉得统一教育体系下长大的孩子，磨合相处会更容易，无论出身🤔2024/09/19更新——电影业也上映了，想到啥写啥：从各国公民权问题莫名想到了19世纪一个著名的社科问题——法国人口问题：法国北部，是全西欧最精华的一块土地，大西洋和地中海季风双调节，千里沃土无灾害（不像东亚这边，虽然太平洋季风带来了雨热同期，但缺乏调节，早了是洪涝，晚了是旱灾。。

），因此在农业时代，法国一直是西欧的第一人口大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末，法国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世界低生育率的鼻祖），在19世纪的一百年间，陆续被英国，德国超越。

这其中固然有法国宗教改革的早，城市化发展的早，从而导致的宗教热情消退，市民阶层生育率下降和德意志从分裂走向统一有关，但当年的法国出现了连农民都不生的奇观（农业社会里小孩养到5岁就是一个可以持续使用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巨大，所以生育意愿高不奇怪），许多史学家究其原因，认为很可能跟拿破仑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相关： 《民法典》规定，全体国民的财产要在死后由诸子均分—— 推恩令（法兰西版） “长子继承制是落后王朝的法律，对幼子不公平。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诸子均分继承法，在执行的时候甚至是到了农场里的两棵树，都要一子一棵的程度，再加上1789年，英国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发表，马尔萨斯陷阱论大行其道，配合上农业技术的改善，人口不再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品，法国农民为了避免几代以后子孙的人均农场小到吃不饱饭，纷纷开始了自发的“只要一个孩（儿）子”的节育运动（计划生育青春版）。

而同时期的德国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长子继承法，有些地区甚至要求“长子不离家”（受法国深度影响的莱茵联邦曾实行过拿破仑继承法，但未严格执行），家庭里的老二老三无法从父母手中继承到足以谋生的财产和土地，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去当兵，前赴后继地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燃料，德国能打且老是想出去打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打输了消耗人口，打赢了从英法手中抢下殖民地转移人口。

结果就是，1800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间：法国人口从2900w增长至3900w德国（德意志诸邦和第二帝国）人口从2400w增长至5700w1914年的一战前夕，法国人口为4050w，德国人口为6500w，一战是德奥先宣的没错，但巴尔干危机中法国又何尝不是在推波助澜，“再不打就打不过了”的心态其实一直萦绕在法国人的脑子里。

有趣的是，一战结束后，法国并没有出现传统认知中所谓的战后婴儿潮（哪怕法国zf直接官方下令全国范围内禁售byt），除了国民生育观念已经定型无法逆转的原因，另有一种说法是，法军中很多从法德前线下来的士兵（尤其去过凡尔登的士兵），战后深受ptsd症状的折磨，很多人精神状态极差，导致终生低杏玉甚至羊尾。

而在整个一战中，法国去过凡尔登的士兵比例是70%（贝当设计的轮战制），德国是30%，这一比例除了影响到二战时两国的喜战度和厌战度之外，或许还直接造成了1920s年代，法国的生育率是2，德国的生育率是5，到二战前夕法国的人口还是4000w上下，德国为6800w，法国不想再打一场灭国战争再流一次血，索性直接投了。

仙品公号【暗的光】，欢迎大家。

2024年末厦门的双栖艺术影展如约而至，算是给厦门的电影氛围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以下是映后对谈内容：Question：想从制片人的角度问一下，因为（《富都青年》）也是算是 2023 最重要的马来西亚影片之一，那么如何让慷仁进入剧组中？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

张炜珍（制片人）：就是说演员为什么会用的一个台湾的演员，然后到马来西亚去拍片？

跟大家介绍一下，也跟老师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跟导演在过去合作的案子，其实我们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中文的电影的市场极小，那么所以一个比较好去跟另外一个市场做连接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扩大那个合作的契机跟缘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最早我们开始做《分贝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跟张艾嘉——张姐合作，请她去演一个马来西亚的妈妈。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当然，因为当那个时候张姐就是完全让我们觉得说，哇专业的演员其实真的不分哪个地区都可以驾驭这个角色，那当然胆子就大了。

然后又拍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

那其实所以后来到《富都青年》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是第一次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是他呢？

这个其实有一个小故事的，就是说我们最早也是带这个案子去参加一个创投会，创投会就得做简报，简报就得放一个人物参考的形象，那个时候导演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慷仁，他的形象样子挺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哥哥阿邦，那我们就在我们的简报里面就放了一个形象参考。

不晓得大家知道一部电影叫《狂徒》吗？

《狂徒》的监制那个时候听了我们的这个案子之后，竟然比我们还早就立马打电话给慷仁，然后就说慷仁你知道吗，我刚听了一个案子，当时什么什么什么说完之后，所以其实蛮有趣的，其实我们好紧张，因为反而是说我们吓到了，因为我们其实还没ready，因为创投会有时候就是一个概念，然后还很前面，但是其实很早的时候慷仁就知道这个故事。

反而是说他就想说有一天他突然间有空了，他就打电话联系上导演，他说导演，我可以跟你约一下吗？

那个时候导演超紧张的，就问我说我要去还是不要去？

要不要去，就是也挺忐忑的。

那当然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双方就是双向奔赴，就觉得就是他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缘分。

Question：吴慷仁为了这个片子也牺牲了蛮多，这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飞达马来西亚，然后瘦身、晒黑等等的一系列的故事。

张炜珍（制片人）：因为其实如果常常关注他演戏，他应该就是常常会把自己逼的各种挑战。

他来演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很大的挑战的。

第一个我觉得是瘦，前面的瘦其实还好，但是那个监狱里面的那个瘦，其实在故事里面那个监狱，最后大家看的应该是有时间差的，就是他原来就已经干干黑黑瘦瘦，那最后到要判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总拍摄天数就二十几天，我们最后只有三天的时间给他，他必须在三天里面瘦七公斤。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挑战的，因为前面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时间让他开始准备，就是拍摄到一半，三天时间，然后他要进到最后被判刑的时候三天瘦 7 公斤，他是怎么做的？

他其实在还没进入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已经开始。

就是他拍这档戏，他几乎不太吃东西的，他都不能吃，所以我们每次就是到了饭点的时间的时候，你就会看他就是走的远远的，然后我们都要很安静的吃，总不能一直在他面前吃东西。

到最后那三天的时候他是断食，而且是咖啡断食法。

那当然，其实我不晓得现场有没有朋友是有这种瘦身的经验的心情，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最后那个状态，之前他就跟我们说了，希望最后那几天他心情会很糟，他希望我们完全就是离开他，省得等一下，他给我们有一些不愉快，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那当然那三天的时候，他还是进入一个很极致的时候。

我某一天我也突然间说我也跟你拼了，那你能瘦我也能瘦，我就陪你，我就试着做这件事情。

结果各位我一天我就投降了，我就胃痛了，所以我后来真的非常的佩服他，他真的在瘦的这个部分，他是黑咖啡断食三天瘦 7 公斤。

Question：我们知道王礼霖现在是导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蛮有经验也有很多作品的制片人和经纪人，那么是什么一个契机他要开始转型做导演？

张炜珍（制片人）：我觉得其实他想做导演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参加了一个创投会之后的隔天的早上，然后我们就两个坐着，他突然间问我一句话，他说我当导演好吗？

我是第一个知道他要当导演，因为我们合作很多年了，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他当监制的时候，每一个案子的原创原型，每个案子的概念都是他的。

我们的案子其实不太是那个导演的，都是他脑袋里面蹦出一个想法，他说我想拍这个，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找的最合适的一个编剧什么之类，所以我知道他其实一直处在一个他有故事，他有他的一个主题的东西在。

我一直觉得他心里面要讲的那个东西，你不让他讲，他一个创作者你不让他表达那是很难的。

所以我那天就说，好，那你就拍，你就当导演。

所以我觉得我是最不意外他导演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每个导演就是内心里面其实就有一件事情或者一个命题，他强烈的想要表达。

Question：如何选择拍摄地方和场所？

如何和主题进行结合？

张炜珍（制片人）：关于这个场景，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最早就已经知道它是实景，真的有富都这个地方，它就在吉隆坡的一个市中心，就等于说可能在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或者北京里面就有一个地方住着很多社会低下层的人，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很明确。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有两个地方在选择，一个就是富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富都的那个反讽的那个讽刺的意味比较高。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看片名的时候，“富都”，你就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富有的都市、富裕的都市，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才对，但其实它这个地方的名字以前叫做半山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半山巴就是蛮荒凉的，那后来不都是因为它这个地方的马来名字就叫做budu，然后它就是音译过来就是官方证明为富都。

那富都这个地方在吉隆坡是这样的，吉隆坡早期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华人从中国这边就是下南洋被带到那边去的时候，其实马来西亚的历史就是印度人割交。

那华人就去挖矿跟做生意，其实富都在早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的祖先都在那边生活，然后它那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最繁华的地方，但是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整个城市不断的发展之后，那华人就已经迁移离开这个地方了。

所以它留下了很多华人的痕迹，不管是建筑、食物什么之类的，但是里面住着的已经慢慢的就变成说是很多的忆移工，然后还有很多外地没有身份证的人，那还有就是诸如此类很多很辛苦的人们，然后就开始住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一个一颗心脏，一颗很老的心脏，但是它就在这个很命脉的地方，在那个缓缓的跳动跟最后的那个残存。

我觉得富都给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

Question：有两个小问题，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个片子在当地的反馈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真实的人物原型？

张炜珍（制片人）：我们（在马来西亚）已经上映了。

应该说超出我们想象的好，因为我们在不是那个农历过年的期间，我们已经做出了就是贺岁档的那个票房，应该是这样子说。

那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我知道那个我们有一些政府的官员，马来西亚当地的，还有就是那些警察局长要去看片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在国外，我知道他们开始有这些场次，我小紧张了一下。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都给予这部片大量的肯定。

应该说其实如果你细看的话，我们并没有很强的想要批判或者控诉，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只是说那个制度就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让大家看到他们所面对的真实的他们的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我们也蛮讶异的，很多的不管是来自官方的，然后有关单位的政策法律的，还有就是警局的，他们来看片之后，他们都给予这部片高度的支持肯定，我们也得到了马来西亚的影视局的主席（的肯定），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继续拍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社会都是进步的。

我觉得人的心其实都是暖的，只是说很多时候是不是有人出来开始说为他们来做一些发声？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发声它未必能够立即的反映在这个制度上面，可以做怎样的一个调整，但是至少他们知道我们都有看到了。

这是回答第一道。

第二道，有非常多的真实人物在里面，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它是非常多人的真实的故事。

我先说慷仁老师非常的认真，慷仁老师还有我们的监制心洁他们对于这个人物的设立的那个过程是做的非常多，必须带他们去拜访很多人，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里面有一个三个小女孩就是差点要去跳楼的那件事情，是真人真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把他们放到电影里去。

Question：为什么两兄弟华人没有身份证？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很好理解的。

在马来西亚来说，你只要不是合法的婚姻生出来的小孩，那孩子就没有身份。

我举例，因为马来西亚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移工来自很多的周边的国家，那很多移工，也许他们跟当地的人在合法婚姻以外生了的小孩，那只要没有去报户口，他其实就没有身份证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外劳跟外劳之间生下的小孩，其实也有可能没有身份证。

或者是你的父母当初在结婚的时候，只要没有去报户口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个身份，其实这个情况还蛮多的。

Question：我会觉得这是通过这么一个一直在帮助他们的女人，一个社工来去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这个改变，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就是会设置说是佳恩这样一个一直帮助他们的一个社工的一个死亡来去做一些改变。

一般是通过误杀另外一个坏人，而不是说一个好人。

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

张炜珍（制片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上映之后，有蛮多人很愤怒，然后甚至我有一些朋友也会特别私信我说佳恩怎么可以死呢？

其实我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可能未必是你想听的，但是我必须很真诚的跟你说我们真实在创作上面的想法。

我想回问的是，好人就不会死吗？

我因为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它不是蓄意的，它是一场的意外，如果你细看的话，它本意不是真的要对她做出什么，他是希望她离开。

因为他一直在跟她说“我找到你的爸爸了”那一段的，当然这个是暗藏那一个爸爸是他不想认的，所以其实前面有铺了几次，他挺抗拒用这个方式跟他爸爸相认去得到那个身份的。

所以其实他是想要叫她离开，你要是再不离开的话，你要小心。

所以后来的时候才会有这场意外。

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好人会不会发生意外。

有时候其实你的本意是好的，你反而遭到不测，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当然我们在做这部片的时候，我们就让这场意外发生。

这个没有谁真的很希望她这样，但是现实的世界中它就有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的回答，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

很抱歉，但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想传达的某一个议题。

那我再补充，你可以真的都不用原谅，就是这个弟弟，因为我相信他也不会原谅他自己，所以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他这一生可能都需要背负这个东西，然后带着“哥哥希望他活下去”这样去活着。

但是他的活着其实应该不会是很坦然的那种方式，你可以不要原谅他。

Question：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它首先是一个马来西亚跟台湾地区合作的一个片子，然后又涉及到一些移工的问题，所以我还挺好奇：您觉得在就是在制作这边电影过程中让您觉得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好像不是发生在演员的这个部分，因为你里面看到的就是片里面有大量的很多的外籍的移工，他们真的是外劳，但是他们合法。

我要说我没有去找非法或者滞留的外劳。

因为他们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找他们来拍这个片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他们协调他们的工作，然后就看到他们真的挺累的，他们可能工厂刚下班，然后又得来配合我们拍摄。

其实他们不用太大的调整，因为他们就是素人演员，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演员部分）没有太大的难题。

你看到前面赏巴掌的那个坏人的那个大哥，那个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影帝，他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然后那个煮咖喱的那一个有对白的，他也是一个演员。

除了这几个演员，其他都是素人，我们的难度应该是要去协调他们的工作。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令我们敬佩，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

我这个案子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这个部分，而是一开始我们打算拍这样的一部电影的时候，在筹资的上面跟其实是很辛苦的，应该是那个部分。

Question：我想问的就是弟弟在那个逃亡的时候跟哥哥说我很怕这件事情。

他后面有知道，其实哥哥不是为他去负罪这件事情吗？

张炜珍（制片人）：我先讲他很怕的这一个点，他是真怕。

因为我就像回到前面，他那个时候不是蓄意的，这是一场意外，他做错的事情，但是他本意不是要真的要去伤害她，只是他非常的希望她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像弟弟这样的一个孩子，我相信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这个成长，他所经历的事情导致他可能在当下的时候他是这个反应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是真怕。

后来的时候，当然其实到了律师所的时候他有去谈，那就已经有告诉他那个证据，其实就知道哥哥真的就是有做那件事情。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应该前面有好几个小事件，我们都看到他很抗拒，尤其是他听到找到他的爸爸的时候，他很抗拒。

他当然办身份证这件事情只要他的爸爸出来，因为他爸爸如果是有马来西亚的国籍，他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他出来说这个孩子是我的，那可能他就有机会拿到（身份证）了。

但是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被弃养的小孩，当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没有认他，所以他没有原谅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有他自己以为更好的方式可以取得身份证的，所以他会去做很多的坏事，他尝试要找赚钱，他尝试要去买假身份，他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所以应该是说他觉得他有其他的方式的话，那他就不会想要见到当年弃养他的这个父亲。

Question：他们（阿邦和阿迪）是否有一种跨越亲情的那种情感？

张炜珍（制片人）：其实导演本身一直想拍的东西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情感，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有可能就是真的会为对方牺牲，或者跟对方的相依为命吗？

我觉得导演在很多场的时候，他一直在提的就是人最纯粹的这种爱，尤其在疫情的这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支撑我们可以去面对人生很多的苦难，其实很多时候导演会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个爱，不管那个人是不是跟你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子，但这是一种扶持。

那我回答第二题就是说他们之间有那种情愫吗？

我们在剧本出来的时候曾经也跟导演讨论过这题，包括我们的监制问过导演，你有要跨过那条线吗？

那我可以跟大家透露，我们没有要跨过那条线，导演的选择是没有的。

但是当然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人跟我们说，真实男生兄弟怎么可能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电影就是导演本身（透过）他的眼睛，他看的这个世界，他看的人。

那我只能说这个是他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兄弟，这个是他的解读，他觉得会有这么温柔的兄弟，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太温柔了，我们受不了。

但是这个就是导演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本质上面我们并没有要去做一些跨性别还是说有一些其他情愫的电影，我们没有。

马来西亚的电影演的真不错.两兄弟，哥哥是个聋哑人，踏踏实实的工作，只求通过劳动能有一口饭吃，能够找一个女人。

弟弟是个正常人，一直在做擦边生意，因为他俩都没身份证。

两人过都很惨，他出卖了不同的东西 ，都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都被人坑的要死。

这时候一个义工出现了，是个漂亮女孩要帮他们办身份证，要让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

谁知道即将办成的时候，他弟弟不小心失手打死了女孩，他俩就跑路了，半路上哥哥跑回来又认了下了这个罪。

实际上哥哥在看到女孩重伤未死的时候，害怕她去报警将她捂死，这是后话，弟弟永远不知道这个情况，最经典的桥段就是监狱请来的大师在对弟弟进行开导，被哥哥的一段手语给大师怼的哑口无言。

有些人从生下来就受那么多苦，难道公平吗？

大师站着说话不腰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