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四天

故事本身非常迷人。

德国海边，五月的四天（实际上是1945年5月8日战争结束前的四天，苏军已于4月30日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5月2日，德国元首继承人卡尔•邓尼茨命令德军部队停止抵抗），此时的苏军在德国本土已进入收残扫尾阶段。

一位苏联上尉军官率领的8人小分队，一位前俄国贵族男爵夫人看护的幸存孤儿院，一支在海边集结准备乘船去丹麦向英军投降的纳粹小部队，这场战争对于他们，已失去太多，他们早已疲惫，他们只想着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战争的伟大意义于他们又如何？

他们不再争论是叫圣彼得堡还是列宁格勒，柴可夫斯基或舒曼的钢琴曲一样动听……战争对于个人只有残酷。

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总有叫嚣战争的好战分子。

往往，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士兵只沦为政客们的牺牲工具，他们的死，只对他们个人他们家人有意义。

战争，只应是别无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

谁不想战争结束了回家，谁不想获得正常的生活和自由，但是，战争啊，让人的理性被吞噬，让人们心中的恶被放大，每一个战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战争，对于普通人来说从来都没有赢家。

这一刻，我们都期望和平，可是，为什么拿起了枪，对准了同胞们？

因为我要捍卫的是生命、尊严、自由，因为我是人，我也用一样的眼光对待每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任人驱遣的木偶，我不要被那些虚伪命题、所谓的伟大而变得盲从和疯狂不要被那些别人给的标签、标榜的正义所蒙蔽我时常摸摸柔软的内心，重温深处几乎被掩盖的初心，人性的光辉，永远不能被掩盖，不会永远被遮挡。

我要挺直腰杆去抗争！

哪怕付出宝贵的生命！

电影的名字听上去有点《五月碧云天》的恬淡诗意，又有《罗马假日》的烂漫清新，还未看过电影便首先生出无数绮思遐想，但看过之后确定应该改霸气点叫《四日战争》，如果为高票房考虑的话。

电影讲述的是二战尾声的事情，盟军四面夹击之下，德军纷纷溃退，一支八人苏军小分队追击到一个德军村庄，刚到地方就遇到德军部队，匆促进攻，丧失战意的德军不堪一击，丢下几具尸体迅速逃跑。

除了一个人，目睹战斗的德国男孩决定留下来独自抗争，他穿上德军士兵的衣服，拿起枪，准备对苏军发起突袭。

但很快被苏军发现，一路追击着进了孤儿院，里面是一帮弱质女流由一个果敢强硬的女院长带领。

小分队俘获了小男孩，没有杀他。

随后接到驻守此地，拦截退散德军的命令，小分队决定在孤儿院里暂时驻扎下来。

于是开启一段《海的沉默》般的敌我之间的微妙抗争。

导演特地挑选了一个小男孩的视角看待这场战争，而没有赋予他旁观者应有的中立视角，在他的眼里入侵者便是敌人，是一个偏差的观点。

但奇怪观众很容易就接受了剧本的设定。

这里显示了电影制作者的狡黠，因为小孩子的视角都是比较单纯的，少有辩证能力，对一件事的判定不可能如大人那么成熟，更不可能像旁观者那么冷静。

但事实上，从一个平民的角度，都有可能对突然造访的外来者产生警惕抵触，何况对象还是原本仇视的苏联人，只不过换做一个小孩子比较容易让人接受。

苏军一开始就显露出侵略者的淫威。

他们抓走了院长的保姆，一个战争中的女人面对一群持枪的男人，其结果不言而喻。

这给留下来的女人们造成巨大阴影，尤其是那个最年轻貌美的女孩。

为了躲避苏军的凌虐躲了起来。

可最后还是被发现，如果这之前小分队的人还算规矩，如今女孩的出现彻底点燃了大家压抑的情绪，纷纷蠢蠢欲动，想要一亲芳泽。

一个男兵率先发难，在晚餐时间对女孩动气手脚。

而就在关键时刻分队长出场救下了女孩，缓解了紧张的氛围，也使得士兵们和剧院里的人们的隔膜在这一刻开始溶解，由对抗走向共融，剧情在这里走向一个转折点。

这一幕似曾相识，在许多电影里我们都曾经看到过，当你面临黑暗的关键时刻，总有人性的闪光将你照亮。

分队长便是整部电影人人性的光辉顶点。

身世在所有人中最为凄惨，妻子、儿女全部在战争中死去，像这样的孤家寡人，在以往的记忆里应该是充满暴虐心灵扭曲的，但只有他保持着善良本性，甚至在其他人的本性在战争中迷失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

他不仅救了那个女孩，还两次救了男孩，尤其第二次当他在从海中救起遭士兵们折腾差点溺死的小男孩的时候，那姿态真像一个爷爷抱着他疼爱的孙子。

而第三次他的决定拯救了孤儿院里的所有人。

也许在他的眼里，战争必须杀戮，但绝不可以泯灭人性。

提到分队长就不能漏了孤儿院院长。

这是一个中庸处世的人物，她不参加战争，但严格守护人性争议。

当德军溃退，苏军入侵的时候，决然留下，用她的智慧和苏军周旋，用她的威严威慑那些怀有二心的苏军士兵，尽力所有保护孤儿院里的每一个人不受伤害。

作为一个俄裔德国人，她也是整部电影里思想最接近上尉，最了解上尉的人，两人相仿的年龄，相似的恬淡气质，更巧的是有着的阅历。

当上尉将两个人共同的出生地说成列宁格勒的时候，她坚决更正那是“圣彼得堡”，小小的举动，却勾引出两人共通的回忆，激发出上尉的同情心。

不清楚他们之间是否早已暗生情愫，但她的确在之后的几个关键时刻影响了上尉的决断。

假如没有战争、意识形态的差异，真想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

第二股德军的出现，对孤儿院里对峙的双方起着制约的作用。

小分队本身人少，而且不走运在之前的战斗中发生了减员。

德军那边则败局已定无心恋战，早就想着举起白布投降，只是不想投降苏军才迟迟不肯放下武器。

双方就那么默契的对峙着，唯有小男孩一心想要撺掇双发打起来。

此时，他的动机已不单纯是因为外敌入侵和父亲身死沙场的仇恨，而是充满着浓浓的醋意。

小男孩由于在女孩躲藏旗舰暗中给女孩送吃的，赢得了女孩的好感。

但女孩后来有受到了更年成熟帅气的还会弹钢琴的接线员的追逐，黑面包怎能和钢琴和成熟的荷尔蒙相提并论，女孩迅速移情别恋。

小男孩愤恨至及，便偷偷跑到德军那里告诉小分队兵力空虚的事实，天真的要求德军能够发动进攻赶走苏军。

然而德军早就无心恋战，那肯听他的馊主意。

小男孩失望而归，但他还是戳穿了两人的恋情，小分队把的接线员关了起来，他很可能会以强奸罪处死。

夺爱之恨终于得报小男孩却没有胜利的快感，反而感到失落，慢慢认清、接受了女孩不爱他的事实。

转而向小队长求情。

这里的小男孩彻底成熟起来，不再片面看待战争，对战争中和认清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战争没有摧毁他反而发掘出她内心的善美。

战争会导致对峙、诱出黑暗。

和平即使很短暂照样可以释放出最美的人性。

随着剧情的推进，孤儿院的人们和苏军小分队的士兵们逐渐接受对方，打一片。

而德军最终投降的消息也适随广播而至，孤儿院陷入欢腾，再看看播放器的进度条，还剩不到十分钟，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然后洗洗睡觉了。

正如一场球赛的最后几分钟，一方大比分领先剩下的几乎都成了垃圾时间，观众们意兴阑珊纷纷准备提前退场。

但很多时候逆转的高潮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电影里这时突然出现了另一股苏军，粗鲁的苏军少校，像当初的士兵们一样看上了女孩，迫不及待要施行淫乐。

上尉再次出手打断少校的暴行，暂时保护了孤儿院众人的周全，却因为以下犯上招致少校的疯狂报复。

少校纠集大批苏军展开对孤儿院的进攻，决意消灭小分队。

而为了保护孤儿院的众多妇孺，小分队决定和德军联合起来，抵抗这股红军的进攻。

矛盾转变之快让人猝不及防，但仔细想想之前铺陈了那么多不正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导演隐忍了这么久终于迎来和盘托出的抒情时刻。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震撼人心的结尾，这个画龙点睛之一笔，整部电影定会失色不少。

电影到了这个时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两个国家军队之间的仇恨，败者与胜者地位的悬殊，而是关于人性践踏与保护的较量。

让德军和小分队这两个曾经的对手联合起来的只有对人性的守护。

最后结尾的时候，接线员站在马头目送载着孤儿院老幼的船只离开。

苍凉的背景里寓意着一部分人的死，和一部分人的生。

是一个生死并存的伟大时刻。

这里只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战争里没有是非对错，只有人性善良。

（不要被我的题目误导，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纯粹故事。

^-^)从《铁皮鼓》，到《英俊少年》，还有《罗拉快跑》等等，德国电影很善于描写孩子们的心理和成长。

或许和德国的文化在欧洲来讲比较年轻有关？

年轻人最大的优点是勇往直前，不会顾虑重重；最大的缺点是因为荷尔蒙和轻信而造成的冲动，而二战带给德国最大教训之一也许就是如何控制冲动。

比很多二战中的德国青年更幸运的是，小彼得在整个故事中不断成长，从最初的英雄主义、保护欲、占有欲，到最后理智地区分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克制住悲伤，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成熟了。

这份成熟，无疑和上尉对他父亲般的保护和引导有关。

失去孩子的上尉，对小彼得和漂亮的安娜爱护有加，把自己曾经不能为儿子做的事，在两个孤儿身上实现。

电影中最温馨的一个镜头，是上尉把冻僵了的彼得从海里抱起来走上岸，彼得又羞又气，挣扎着要脱离他的怀抱，逗得他哈哈大笑的那个片段。

成长于俄罗斯的德裔男爵夫人气质高贵，举止文雅。

在苏军和孩子们接触的最初，她无疑是最好的润滑剂。

气质如兰，内心强大的人，具有征服所有人，甚至是敌人的魅力。

而她温柔地纠正上尉“不是列宁格勒，是圣彼得堡”的段落，比血脉喷张，声嘶力竭的口号让人觉得温情多了。

是的，其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温情是这部战争片中最大的亮点，古典音乐的穿插，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生命是如此残酷，也是如此美好。

是不是二战涉及德国的电影一定要有古典音乐的陪衬？

笑。

这部电影无疑让人联想起十三钗，类似的战争背景和为他人牺牲的题材。

但十三钗过于追求叙事的宏大而加入很多枪战的场面，追求视觉刺激而选取的强奸段落，无疑减少了主要人物的表现机会，对个人经历情感变化的描述又不够细致深入，导致没有感染力。

章诒和女士曾经说过：经过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我们丧失了对个人情感的表达能力。

（大意）我不同意很多人纠结于“妓女和女学生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这个观念，因为判断一个人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要依据当时的道德和法律观念，极端地强调现代更文明的道德观，并不有利于去宽容地理解过去的人。

但十三钗的故事逻辑确有问题，米勒从最初的挣钱动机到后来的保护学生，固然有看到日军暴行而激起的善良本性，可还不够充分。

至于妓女们舍命偷梁换柱，除了在躲藏日本人的时候，占用了女学生们的地方的恩情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看到对方要去死就代替对方而死的情分相对来说也太重了。

所以妓女打扮成女学生的那一段戏，虽然拍得不错，却有点空穴来风。

至于有一个很害怕而不愿意去日军俱乐部的妓女，依然被押着上了车的情节，看似减少了对妓女们高大全的刻画，可为什么一定要集体牺牲呢？

为什么事前不能有一个学生，勇敢地站出来，把这个畏惧死亡的人换回来呢？

那才真是人性的宽容。

导演或编剧让妓女集体牺牲，观众用妓女和女学生两个集体的概念来比较生命价值，这二者行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共同逻辑？

更为可怕的是，现在社会中的集体对抗情绪，因为职业惹来的杀身之祸。

好像那句恐怖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要响彻开来。

因为一个人的国籍、种族、职业和财富的拥有度而妄下定论，采取敌视或友好的态度，不是一种头脑的简单化和逻辑的笑话吗？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告诉人们，那些集体属性都不是判断一个人善恶的标志，选择爱恨，要针对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个人。

最后，饰演上尉的Aleksei Guskov很有魅力，前一阵看过他演的俄罗斯电影《音乐会》Le_Concert，也十分好看。

大概今年是我彻底沦为叔控的纪元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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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转自：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陈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此类题材的电影书写早已不再停留于“大炮轰鸣”的热闹场面，这段不可消弭的历史不断以新的视角出现在银幕上。

各大国际电影节也不断将重要奖项颁发给此类影片，广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斯皮尔伯格的 《辛德勒名单》（1993）、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2002）、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生死朗读》（2008）等等。

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到，这些电影探讨了处于黑暗中的道德良知，身为纳粹分子却向往着人类的文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让人们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从世界和平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远胜于相互之间的隔阂与敌视。

面对这些不断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电影研究与批评不仅要关注其艺术和人性的发现，而且有时又不得不介入历史的阐释框架之内。

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合拍的《五月的四天》，便是一部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影片。

该片从创意到合资拍摄直至进入各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一开始似乎十分顺利，其讲述的战争与人性的话题也颇有新意，但在俄罗斯上映过程中，却引来激烈的反对声音。

透过批评者的观点，我们发现，文化记忆理论与有关战争正义性的言说、个人视角与集体乃至国家视角的价值对立，也许都会对有关电影的评价乃至历史的理解发生影响。

电影触摸“二战”历史的同时，民族国家的立场和文化记忆从未消失过，但在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之下，既有的历史书写和正义性划分不时受到新的挑战。

电影参与历史书写，这一命题在大众影像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看待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历史评判，这些电影文本之外的问题，却终究要成为电影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论争：电影是否为某种历史观提供支持 2011年8月9日，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三国投资拍摄的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并最终斩获最佳男主角奖。

从三方投资情况看，德国出资最多，为六百万欧元，乌克兰投入仅为五十万欧元，而俄罗斯投资为一百二十万欧元。

俄方投资虽然不多，但却是由国家文化部所为，因此其意义不可小觑。

何况故事的创意来自俄罗斯制片人兼主演阿列克赛·古谢科夫。

古谢科夫曾获得俄罗斯人民演员称号，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意义应该非常明确。

该片首映之后，还在俄罗斯几个电影节上获得了不同奖项，整部电影制作堪称当今欧洲一流水准。

电影采用的是一位德国少年的叙述视角，隐喻德国人对“二战”后期占领德国的苏军的认知过程，国家和民族的和解意图在这部电影中似乎得到了充分揭示。

为此，古谢科夫和德方导演阿海姆·冯·勃里斯都相当自负。

然而，当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准备在胜利日前夕，即在2012年5月7日晚间播放这部影片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在俄罗斯老战士协会的强烈要求下，独立电视台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播出计划。

老战士协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该片违背了历史事实。

客观地讲，《五月的四天》在德国上映已达半年之久，收获了高额票房，加之获得多个电影节奖项，可称得上是艺术与票房的双丰收。

那么，为何会在俄罗斯国内突然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

其中意味倒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在文化阐释普及的年代，电影艺术几乎难以在封闭的文本系统内独善其身，其所触及的历史和人物无可避免地要受到集体、民族乃至国家文化立场的审视和解读。

和解还是对峙，犹如一首变奏曲不停顿地演奏。

如果放弃思考，也即意味着自身的话语权力将会在无形中被他者立场悄然吞没。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对这部影片的剧情做一下基本介绍。

《五月的四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45年5月5日至8日，地点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

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带领一支八人侦察小分队来到这里，并驻扎在一所收容德国女孩子的福利院内。

彼得是这里唯一的德国男孩，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试图向苏军侦察兵开枪。

大尉果雷尼奇沉着地拿下彼得手里的冲锋枪，但并未把这个孩子当敌人对待。

离福利院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支德国部队，他们想从这里登船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

夜里，大尉派人破坏了德国运输船上的发动机。

5月8日，侦察分队的上级指挥官少校格鲁金来到福利院。

这天正好是纳粹投降的日子，少校喝得醉意醺醺。

当看到福利院一个德国女孩时，少校产生了施暴的邪念。

大尉果雷尼奇不顾少校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

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行为，少校格鲁金宣布福利院里住着化装的“弗拉索夫”分子①，随后率领部队进攻福利院，准备消灭果雷尼奇大尉的侦察分队。

为了保卫福利院的孩子们，驻扎附近的德军部队前来增援苏军侦察分队，他们共同与少校带领的苏军部队进行战斗。

影片最后，这些德国军人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乘船前往丹麦。

影片讲述的故事本身实在令人称奇，类似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苏联及解体后的俄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

影片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堪称富于高尚人道情怀的苏军军官形象。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于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但他却并未因此满怀复仇之心地对待德国平民。

在夺下彼得手中的枪后，他并未追究这位受纳粹思想毒害的少年的罪责，而只是把他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来对待。

在福利院里，他对手下士兵严明纪律，决不允许对德国女孩非礼施暴。

他还和士兵们拿出美味食品，与福利院的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和平时刻的降临。

为了维护心中神圣的人道精神，果雷尼奇甚至不惜冒犯顶头上司，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阿列克赛·古谢科夫不愧是俄罗斯人民演员，他把果雷尼奇塑造成一身正气的苏军英雄，战斗经验丰富并且富有道德良知。

影片结尾，虽然这位英雄悲壮地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但他的死却赢得了彼得和所有德国人的深深敬意。

从电影本身来看，它的主题和表现意图几乎完美得无懈可击。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在德国放映长达半年之久，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酵，它所隐含的敏感话题也随之被揭示出来。

一些俄罗斯城市拒绝该片上映，认为它歪曲了苏军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一些俄国影评人也对此片大加挞伐。

当然，要想了解这些针对此片的激烈言行，还必须从俄、德两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予以阐释。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斯特莉特·埃尔曾说：“文学与回忆或者说记忆（个体以及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文化课题之一。

”②关于“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回忆，是当代德国记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按照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划分方法，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可将战后德国人分为三代，即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战后第二代。

作为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德国人，他们努力将自己与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撇清关系，将其从自己的历史中剔除出去。

“对德国人来说，这第一阶段是作为彻底的失败体验而开始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是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

当时的德国人把战争结束和战后初期体验为历史连续性的彻底断裂，在这种断裂中，他们必须摒弃过去，但作为继续行动的前景的未来，却尚未在他们的掌握之中”③。

战后一代有意续接民族历史的断裂，承认纳粹主义曾是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却有意识地同纳粹主义划清界限。

战后第二代，即1989年之后的一代，开始从家族认同的角度承接民族自我的延续性，因此营造出浓厚的德国家族史回忆书写文化语境，其中既有犹太裔女作家莫妮卡·马龙《帕维尔的信》（1999）记录“二战”反犹以及东德政治的小说，也有代表德国主流社会群体的乌韦·提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2003），从纳粹后代和旁观者的角度重现有关“二战”的家族记忆。

当然，“华沙条约”体系垮台之后，战后德国“受害者”记忆的作品形成了文化热点，如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

这样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与以往“二战”胜利一方的正义性表述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提出了这段历史如何再言说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学与回忆不仅是文化的热点，起着家族认同和民族自我认同的意义，同时也正在成为德国人自己重新书写历史的一部分。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功能被不断加以强调。

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也曾认为：一部分“德国人准备用他们的受害者角色偷偷替换他们的历史责任，这一点不能低估”④。

上述文化语境自然会引起相关国家的警觉。

俄、德、乌三国合拍影片《五月的四天》问世之后，俄罗斯国内为此所产生的激烈论争，根源就在于其所触及的历史书写问题。

该片围绕俄、德两国有关“二战”的敏感话题，虽然塑造了一位高尚的苏军大尉形象，但是所描写的事件本身却留下了异质的阐释空间。

前面已经提到，集体回忆“二战”结束后被占领者“强暴”的恐怖记忆，正是“冷战”之后德国的一个文化焦点。

在反对者看来，《五月的四天》恰好进入到这一文化语境之内，并可能被看成是来自俄国方面的一个佐证，这无疑触动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根本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电影艺术奖项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成功，显然已无法掩盖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分歧。

从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2012年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来看，似乎可以见出批评者愤慨的理由。

这篇题为《并非俄罗斯的神奇童话》的文章写道：“在出现了类似《恶棍》这样的电影之后，似乎能够证明，在电影拍摄的不久以前，苏联军队粗暴地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轰炸熟睡中的和平的德国城市，烧毁德国村庄，利用死亡集中营的人体材料，出售头发以供弹簧垫原料，人皮做灯罩、钱包，用人体骨灰去做肥料，驱赶成群的德国少男少女去西伯利亚做苦役，强迫、强迫———”⑤文章作者首先表达了对俄罗斯国内某些电影的不满，认为这些电影生产者和创作者单纯从市场票房出发，缺乏对国际文化语境的基本嗅觉，所拍摄影片会产生帮助新纳粹分子篡改“二战”历史的作用。

随后，作者笔锋一转，道出了时下对“二战”中苏军占领德国的负面书写的隐忧：“戈培尔在地狱里拍手叫好了：互联网上说犯下残暴罪行的不是法西斯士兵，而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和儿童施暴。

矗立在柏林特列普多夫公园的苏军解放纪念碑，被侮辱性地写上：‘纪念不知名的施暴者。

’尽管有德国媒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报道过被苏军拯救过的上千儿童后来的命运，但是法国的一些研究者却在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二战’之后被强暴的德国妇女有二百万之多，当然这些施暴者是苏军士兵，而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士兵。

”⑥显然，俄罗斯《文学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注意到有关“二战”的历史叙述场域问题，这一点事关俄国的国家和军队形象。

近年来，关于德国妇女被苏军“施暴”的问题屡屡成为焦点，如在2002年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在英国出版。

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至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

该书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俄罗斯驻英大使的指责，称其是对俄国的“侮辱”。

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斯在1945年撰写的日记《柏林的女人》再版，成为当年德国最火爆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和俄国之间关于苏联红军是否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外交争论。

2008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德国和波兰拍摄完成，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再一次被放大。

在此背景之下，《五月的四天》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自然具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立场的意义。

在战争的硝烟中，人性的脆弱与光辉交织成一幅复杂而震撼人心的画卷。

不要高估自己的道德，不要高估自己的人性。

战争，这个残酷的熔炉，会将我们自以为坚固的信念和尊严瞬间熔化。

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圣斗士，能够捍卫高傲的尊严；也并非战无不克的胜利者，而可能是第一个投降的弱者。

不要以为自己在战争中还能保持正人君子的风度，面对漂亮的异性时仍能克制欲望。

不要以为自己在失恋后能情绪稳定，也许内心早已将对方“杀死”一万遍。

不要以为自己对荣誉和权力看得风轻云淡，也许会为了一个更高的军衔而坑害战友。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理性克制饥饿和疼痛，也许会为了一块面包，不惜出卖身体甚至灵魂。

战争之下，人人皆是失败者，唯有战争之外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战争，是对人性最残酷的考验，它无情地撕裂了我们自欺欺人的假象，让我们直面内心的黑暗与软弱。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有一个13岁的男孩，他的行为或许会让我们指责、愤怒、鄙视甚至谴责。

他向德军泄露了苏军人员和装备不足的致命机密信息，他掀女孩子的裙子，他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告发相互喜欢的情侣。

然而，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的行为不过是出于本能的自保和对自身得失的关注。

他将枪指向苏军，只是因为他生在德国，他渴望安全逃离，就像每一个身处战争中的人一样，谁不想活着逃离这炼狱般的战场？

那些法西斯残暴的军人，他们也曾是恶魔，但此刻，他们停止了杀戮。

他们本可以碾压过来杀死这几个苏军，80对8这是一个胜利基本毫无悬念的战斗，本可以罔顾妇女和儿童的性命攻入福利院，本可以无视苏军内部的自相残杀，坐船逃命。

然而，他们却折返回来，与曾经的敌人共同抗敌。

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妇女和儿童，还是出于人性中的同情，这一刻，他们选择了站在正义的一方。

他们不再是恶魔，而是战士。

有人说女孩是水性杨花，是红颜祸水，她本可以一直躲在阁楼的草堆里，不引起任何麻烦。

然而，她的出现却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中尉为了保护她与手下闹矛盾，甚至与少校火拼，原本可以安全回家的他们，最终却陷入绝境。

但女孩本无罪，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是战争让那些军人们失去了妻子，是战争剥夺了她相爱的权利，是战争夺走了她自由生存的环境。

她只是在本能地寻求生存，却被无情地推到了风口浪尖。

中尉看似无所畏惧，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儿子和女儿。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至少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军人。

他禁止手下骚扰女孩，并非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他关押擅离职守的钢琴军士，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需要手下有规矩，尤其是军人。

他敢于和上级闹掰，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因为战争已经夺走了他太多，那一刻，他不想再失去任何东西。

院长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但她仍然尽力保护自己的仆人和孩子。

小男孩还是个孩子，但他已经懂得扛起枪来保护自己和在意的人。

中尉原本可以安全撤退，但他为了他人，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性命。

德军原本可以安全撤退，但他们却选择折返回来作战。

中尉的手下本可以缴械投降，但他们却选择跟随自己的老大，浴血奋战。

战争之下，每个人都在考验着他人，也在被他人考验。

我们很难用和平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去批判和苛责他们。

毕竟，战争已经将他们推到了绝境，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但愿这个世界没有战争，我们无需去考验人性，也无需被人性考验。

愿我们珍惜和平的时光，守护我们内心的善良与尊严，让这个世界远离战火，远离苦难，远离人性的考验与折磨。

公众号：三横兰

我对电影拍摄技巧一窍不通，所以也分不出优劣，只觉得剧情舒缓，不觉紧张。

哪怕是男孩穿着军装举着枪，我也仅仅只有一点点担忧而已。

因为电影开始就已经告知观众，那天是1945年5月5日，距德国投降还剩3天。

苏军的一支8人侦察队抢先占领了德国一座靠近海岸的孤儿院，领导这8人的是上尉，任务是拦截德并俘虏国士兵；而后德军的散兵陆陆续续聚集在岸边，等待坐船渡海向英国人投降。

两者之间的态度有些微妙。

海滩上的德兵可能是逃兵和溃兵的混合，但仍由一名中校临时指挥着。

此时他们已经接受第三帝国的失败，准备向隔岸的英国部队投降，不仅毫无士气，甚至可以说有着羞愧迷茫等等许多复合情绪。

想想当初为什么要侵略他国，想想现在国家投降了很沮丧，想想也许家里还有父母妻儿等着回去，想想以后会怎么样。

相反那8个苏联士兵，战争还没结束，自己又身处敌国领土，周围隐藏着无数的敌人，需时时刻刻谨慎对待。

哪怕是座孤儿院也要搜个遍，哪怕是小男孩也按俘虏对待，哪怕德兵无心战斗也不能掉以轻心。

活着，活下去，活到战争结束。

故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行下去的。

我先看看那个德国小男孩。

还在纳粹德国的时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纳粹。

这并不怪他，他从出生下来就接受纳粹洗脑教育。

除却这个因素不说，战争时期的民族自豪感总是伴随着盲目的狂热。

眼看着国家败了，爸爸战死，又亲眼见到苏联士兵跑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开枪杀人，又因为身边有需要保护的人。

总之，我尝试着去体会小男孩的愤怒，我试着感受去杀苏联鬼子，向苏联上尉打小报告，接着向海岸上的德国士兵通风报信。

是出于憎恨。

可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也许这些苏联士兵没那么坏”？

在影片最后坐在船上（也是开头的一幕）？

是德国士兵和苏联士兵联手合作的时候？

是承认自己诬陷了苏联通信兵？

还是在苏联上尉进他房间看了他父母的照片开始？

我认为苏联上尉是反对战争的，他是老师，他觉得自己儿子应该当医生，但他执意从军，结果死在战场上。

如若这名上尉是支持战争的，即支持苏维埃政权，支持打到纳粹，那他应该积极赞赏儿子从军的这种卫国抗敌的崇高理想。

他曾两次反抗过自己的上级。

他领导了这支只有8个人的侦察队，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活着，活下去，活到战争结束。

一次上尉向上校要求支援，并说手下有一名重伤员，上校说：能送他走吗？

回答不能。

接着上校说：那就只能让他英勇就义了。

片头，德国小男孩坐在船板上，望着远去的海岸，树林后面冒着烽烟，想必充满了困惑，说不清道不明的低落和迷失。

该去憎恨苏联士兵吗？

该去痛恨投降了的懦弱同胞吗？

该去仇恨那个苏联上校吗？

该去恨谁呢？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德国中校已然接受失败准备投降，但因为得知苏联上尉为了保护孤儿院的女人和儿童而向另外一支苏联军队架起机关枪时，于是决定出手相助。

不稍用想就感觉异样，一方德国士兵联手一支苏联侦察兵，对抗另一方的苏联坦克联合部队，我甚至有点希望纳粹德国的士兵在这场局部战斗中获胜。

战斗起因是那个苏联上校醉了酒想要强奸孤儿院里的女佣。

善和恶不再仅仅是区分苏联军队还是德国军队。

这里的剧情是整部电影的高潮，虽然导演没有向观众描绘出战斗场面。

夜幕之前，在晚餐的长桌旁，苏联坦克逼近；黎明之际，院里一片狼藉，浓烟未散。

片尾，苏联通信兵站在岸边看着坐在船上的安娜，不知命运如何。

苏联士兵强奸妇女的传闻有许许多多，在中国东三省，在波兰，在德国。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坦率地写道，纳粹溃败，战争结束，苏联的红军出现在布拉格，他以为善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恶。

事实是，捷克迎来的是更为漫长的共产主义极权。

“很长时间后我才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斗争。

” （引自《责任的重负》）想到什么写什么，很杂乱，就这样吧。

二战结束以后，各国都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这场战役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在这其中，俄罗斯电影算的上一支奇葩。

笔者发现，在排除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后，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俄罗斯电影中浓郁的民族精神，如宗教性、矛盾性与反思性，这种民族精神并非他者为区隔俄罗斯民族而形成的“刻板印象”，而是基于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地理等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性。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发展与冲突的今天，通过了解俄罗斯国民的性格与民族精神，可以更好的实现与俄罗斯交流与沟通。

一、世界电影流下的俄罗斯分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获得了久违的和平，世界各国对待战争的记忆也逐渐丰富，开始出现了比较优秀的影片，如《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钢琴家》等，细究下来，我们发现经典二战影片多出自英美等战胜国之手，那么，作为二战同盟国主力的苏联，会选择怎样的话语模式去展现这段历史？

学者侯玮红说，在世界电影中，俄苏电影有独特的魅力。

这魅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互为补充又相互对立的矛盾永远的求解：比如西方与东方、个体与集体、世俗与宗教、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等等。

这一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影片中。

笔者梳理下来，发现今天的俄罗斯在叙事二战时，有着较强的民族性特征，即宗教性、矛盾性与反思性，在电影市场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姿态。

笔者认为，在2022年俄乌战争继续发酵的今天，通过观看俄罗斯的二战历史书写，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邻国的过去与未来。

二、俄罗斯电影下的民族性解析（一）俄罗斯文化的宗教性关于二战反思的电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宏大的战争场面，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让观众反思战争残酷性，但是《五月的四天》则不同，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战争，即不仅思考战争残酷性，而且思考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在《五月的四天中》，虽然是苏联的士兵，但是他们却保护德国的妇女儿童，最后苏联和苏联对战，德国与苏联联手来保护儿童和妇女，有时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正义而战，它有其他的东西掺杂在里面。

这种东西超越了种族仇恨与国家意识对立，是一种基于人性最朴素的选择，即善恶，保护弱小，保护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人类纯洁的爱能够让对立的双方合作，站在一起去对抗强权与暴政。

这种深植在俄罗斯文化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实则来源于俄罗斯的宗教性。

众多周知，俄罗斯继承千年的东方教会自认为是基督教之正宗，忠实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而将西方天主教会视为基督教之异端。

这种宗教精神具有极强的现实超越性：更多关注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别尔加耶夫曾说过,“人性论是俄罗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俄罗斯思想的最高显现。

”因为东正教蔑视尘世的幸福,认为这种幸福不够崇高,是微不足道的,是难以持续的。

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从宗教的高度进行探索时,往往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开辟人的精神出路,把人对基督的皈依看作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追求、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这种宗教精神的长期浸润让俄国人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认为拯救人类、思考人类未来是自己的义务。

这一点在《战场上的布谷鸟》体现的特别明显，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部反对战争的片子，可是细细体会之后，我们会发现导演亚历山大·罗戈日金是在讲述一个现代版的巴别塔的寓言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不同种族信仰、文化背景下沟通与隔阂的故事。

尤其是女主角安妮的人物设定上，安妮在本片中不仅是化解苏德双方矛盾的中间人，更是象征着《圣经》中兼爱众生的圣母形象，她的自然性让她拥有者超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化干戈为玉帛的包容性带来的倾听与理解，不仅让我们畅想人类打破巴别塔诅咒的世界。

《战场上的布谷鸟》影片中不时流露救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我们看到，俄罗斯人民对人类沟通危机的面对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让我们体会“同而为人”本质属性之后，愿意去突破语言与国家障碍，搁置现实中存在的壁垒，在未来共同去建立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王国。

（二）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谈到俄罗斯二元极端的民族性格，别尔嘉耶夫的论述可谓入木三分。

“俄罗斯民族只能在极化性和矛盾性上与欧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灵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极端。

”著名学者利哈乔夫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这一点在上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冲突中流露的比较明显。

影片中的上尉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沉着冷静的指挥官，颇得手下的信任与认可，但是他又是一个有着道德良知的领袖，他不是一个战争机器，更不是一个杀人工具。

这一点在上尉阻止少校侵害妇女，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时体现的比较明显，按照战场规则来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不应该是一个具有思想的个人，他应该是强大国家政治体系的一环，保证战争的运行直至分出胜负，回到政治的谈判桌上来。

但是他和他的分队没有这么做，而是基于善恶做出了良心的选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判断出，暂时打退的苏军是不会停止进攻的，他们一定会继续追击，直到让对手消失，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侥幸活下的军人能回到自己的祖国，面对的也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少校私人的报复和折磨。

我想，在这个选择背后，不仅是距离战争结束还有四天的时间，以致双方军队整体的倦怠，更有可能是上尉作为一个从尸体里爬出来的人，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的背后的政治博弈。

即站在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正义的保家卫国的战斗，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去观察，他发现，在战争中付出最多的是平民百姓和普通士兵，英雄的称号固然可以抚慰亡灵，但是为了上层阶级等少数政客的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值不值得的确有待商榷。

整体苏联官兵肯定是经历过小男孩的幼稚阶段，即为了心中的英雄主义理想，冲上战场，杀戮敌人以报效祖国，直到一次次经历死亡，看到身边的战友伤残病死，方才反思英雄这份称号的重量。

上尉和他的战友们在这种集体与个人、英雄与败寇、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的钟摆的两级间反复徘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深刻的矛盾性。

（三）俄罗斯文化的反思性除了上文谈到的宗教性与矛盾性，俄罗斯电影还有这极强的反思性，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电影的反思性明显于俄罗斯的宗教性与矛盾性。

首先是影片的高潮阶段，苏联军队少校的私欲膨胀，想侮辱妇女的行为被阻拦，以上尉为首的团队保护了妇女儿童，代表了人性的光辉。

这一点体现了两点反思性，第一点是以上尉为首的军人反对苏联高级军官对于德国的妇女儿童的伤害，对这一伤害进行纠正，表明了当时苏联部分军人对于军队行径的反思。

而在在今天，能够有勇气拍摄出来，可见是俄方参与者是抱着和解的态度去反思自己的错误。

第二点，是承认了二战历史上以美苏英为首战胜国确实有对德国等战败国的妇女儿童进行了侵害，这一点在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有史料论证，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至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

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

其次是影片的结局很具有反思性。

在影片结尾处，少校喊来的苏军被暂时击退，后续也就没有继续拍摄了，这是一个值得耐人寻味的结局。

我们可以猜想，暂时打退的苏军会叫来更多的苏军，也可能留守的军人会受到本国的制裁，或者残活的苏军与德军一起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后半生以战败国国民身份投降，生活在异国他乡苟延余年......上尉手下的军人在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战争都没有牺牲，到最后反而因为某些人的私利失去国家和民族的尊重，死在了自己人手里，这种荒诞性不是电影，而是现实。

众多周知，苏联在1934年到1938年发生了“大清洗”运动，这是一场在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政治镇压运动，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等优秀的苏联领导人，这场运动使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使社会主义失去了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我想，上尉与少校的争执，应该是导演的对苏联时代党争的暗喻，表明了导演对于“大清洗”运动的反思。

最后一点反思应该是礼赞生命，忏悔杀戮。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军是自己卫国战争的胜利者，是辉煌的、荣耀的，但是胜利者中也有很肮脏的东西，德国是法西斯国家，是战败者，但这个战败国也有很正义的一面。

宏观上的正义与邪恶很容易分的清楚，但具体到微观上，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被战争正义性遮蔽了。

那么，导演在个人视角的叙述是为了抨击苏军，从而为法西斯正名吗？

显然不是的，我想导演表达的是对忏悔杀戮，珍视生命；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主题。

导演认为，战争一旦发动，最后折损的一定是每个人的利益，伤害与被伤害，有时候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伤害他人，有时候也意味着在毁灭自己，“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才是本片的主题，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也有印证，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放高利贷是毒害社会的行为，于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他决定杀死老太太，然而就在杀死老太太的同时，老太太的妹妹来拜访老太太，为了防止杀人消息被发现，书生又杀死了老太太的妹妹，这其实就象征了托氏对于暴力的反思，即暴力的确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但这个工具具有不可控性，最终会摆脱正义的目标，弑杀一旦变得不可控，那么为了宏大目标，即正义性，去伤害弱势群体的事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我想，导演也正是看到了被正义性遮蔽的黑暗，进而反思战争这个暴力机器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才会创造如此发人深思的电影吧。

三、结语在我们回顾俄罗斯文化精神之旅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民族的强大的确要有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衬托，但一个民族的长久应该还是要靠深扎在本国国民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无所谓优劣，适合本国历史、地理文化环境即可。

2022年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还在新闻条上滚动播放着，电影导演的反思毕竟只是影响国民性的一环而不是决定性，希望世界人民不要忘记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教训，珍视已有的和平环境或者为了理想的和平环境去奋斗。

参考文献：1.陈阳，“集体记忆与“二战”的历史书写——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文艺研究》”，(2016.06)2.侯玮红,“巴比伦塔下的沟通与和解—俄罗斯影片《布谷鸟》解析”，“《俄罗斯文艺》”,2015(01)3.欧阳康，陈仕平，“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主要特性”，“《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

战争的意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残酷的，所有的作品展现的欧洲战场没有中国红军思想境界可以舍身往死的英勇士兵，更多的是从军的无奈和家毁人亡的惨痛境遇。

五月的确是个浪漫的日子，法国人在五月“随心所欲”逃离（『随心所欲的五月』情节），这里德国男爵夫人带着女孩们在结束战争的那一天与苏联红军得士兵们浪漫的户外聚餐，无不体现欧洲人热爱生活的情怀，而荒唐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上尉红军没有被海边多数的纳粹德军袭击，而是被自己红军上司因为一个女佣的个人恩怨遭到了屠杀，而德军没有表现出纳粹的残暴，却来营救帮助妇孺们的红军上尉，一场红军联合纳粹与红军展开的对抗。

这里没有敌我的正义与邪恶，没有民族的“犯我必诛”的“情操”，而是对人性善恶的讽刺，是对放大个人尊严的嘲讽，更是展现真情可以不分国界，善良的人与人是可以互相感染的，上尉并不可怕，男爵夫人高贵气质强大内心也是可以放下架子，帅气的士兵也可以用钢琴得到女孩的芳心，更加展现了男孩从开始的纳粹思想到最后单纯的爱，这都是人性善良带给所有人的希望。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人性是带阶级的，不想过多评论，但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看于人为善的意义。

大量古典音乐的点缀增加轻松浪漫的气氛，更加映衬出真情超越了战争带来的煽情感动。

一个人炫耀什么就是缺少什么，欧洲在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而我们还在树立一种情怀。

战争胜利了，士兵们没有被敌人杀死，却因为保护平民而惹怒了坏长官，而被污蔑为叛徒被围攻，气不气，当然气那小男孩的父亲，他的英雄，也是保卫国家的英雄，被敌人杀死，小男孩生气吗？

当然气观众在片尾越气愤，越想杀掉坏人，那这部电影和剧本就越成功，因为成功调动了人性深处之恶，复仇很容易，反战也是反人性，却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