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

五月第一个周一，人称“时尚界的奥斯卡”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的提款机” 的Met Gal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又来了。

这不禁让人又联想到当年被誉为“世纪派对”的Black and White Ball（黑白舞会），和它的主办人、个人心中的“美国文坛金童”——Truman Capote（杜鲁门·卡波特）。

当然喜欢Capote绝对不算什么太值得自称高雅的喜好，但如果能在年少时阅读，或许可以为你打开生活中敏感、浪荡而细腻的一扇门。

1966年11月28日，Black and White Ball在美国著名地标Plaza Hotel（广场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表面上是一场Capote为讨普立兹奖得主、后来带领《华盛顿邮报》揭发水门事件的Katharine Graham（凯萨琳·格雷厄姆）开心的派对，但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Capote刚刚凭借小说《冷血》名利双收，据称他想要一个“壮观得无人能出其右的礼物”来庆祝一番。

可如果直接表达这种愿望，则难免显得有些自大，于是极具名望、生性害羞，且遭逢家庭巨变的Katharine Graham成了最好的掩体。

第一次知道Black and White Ball，是来自于一张照片，那上面的人严守着装要求：男士须戴黑色领带、黑色面具；女士可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裙装，戴白色面具，须执扇。

据说灵感来自于电影《窈窕淑女（1964）》里的一场赛马会。

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演员……甚至是在他为《冷血》做田野调查，而结识的当地警长Alvin Dewey（阿尔文·杜威），受邀前来的人不是纽约社交圈的精英群体，就是Capote最亲密的朋友。

由于谢绝媒体，所以这个夜晚更显神秘，令人想入非非：这场号称能与Marie Antoinette（玛丽王后）的凡尔赛舞会、1951年Carlos de Beistegui（卡洛斯·德·贝斯特古）的威尼斯盛妆舞会相提并论的社交聚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找到内场的视频资料，基本等同于天方夜谭，还不如回到有关Capote本人的影视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来得实际。

比如，以创作《冷血》前后的Capote为描述主体的两部电影——《卡波特（2005）》和《声名狼藉（2006）》。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里，看到Capote举办Black and White Ball的一些动因。

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观看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因为你会发现，导演与导演之间能力的悬殊可以如此明显。

众所周知，《卡波特》不仅拥有一个擅长拍摄传记片的导演Bennett Miller（贝尼特·米勒），还将已故著名演员Philip Seymour Hoffman（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送上奥斯卡影帝的宝座。

而比《卡波特》晚了一年推出的《声名狼藉》则像一名弃儿，反响平平的原因除了题材大撞车，要将责任归咎于导演处理此类内容的水平略欠奉也未尝不可——尽管后者的导演Douglas McGrath（道格拉斯·麦克格兰斯）和Woody Allen（伍迪·艾伦）合作无间，也曾自编自导。

在《声名狼藉》开头，就搬出了Capote的一众“纽约社交精英圈”好友，比如传奇时尚编辑Diana Vreeland（戴安娜·弗里兰）、名媛Babe Paley（贝比·帕利）和出版业巨子Bennett Cerf（贝内特·瑟夫）。

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是扮演他们的演员）逐一上场面对镜头叙述，偶尔穿插Capote像只小麻雀一样周旋于他们之间大讲八卦的片段。

听起来有点儿耳熟？

不知你想说的是不是：许鞍华在她的作家传记片《黄金时代（2014）》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拉出这么一长列Capote的好友名单，可能会让某些人激动万分，但这只能说明创作团队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大功夫。

至于这些事件的原型，能否为这部电影要呈现的故事提供有效的支撑，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声名狼藉》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以Capote的生平为主线，聚焦于Capote撰写《冷血》前后的经历，同时涉及多位当代美国文化界的大人物，来展现一个属于昨日美好时光的怀旧剪影——是的，问题就出在“美好”这个观感上。

不管是《卡波特》还是《声名狼藉》，甚至是小说《冷血》本身，都以一件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作为故事的一大重点：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霍尔库姆，一户备受爱戴的富农惨遭杀害，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而Capote在调查过程中曲折的经历，也惹来了外界猎奇的目光，以及戏剧演绎。

何以曲折？

《声名狼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从Capote出发前联系地检署，到赢得当地人的喜爱，再到和杀害富农的凶手之一Perry Smith（佩里·史密斯）发展“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最后回到原本的生活……有趣的是，当你观看《卡波特》，就会发现在影片的前半小时，凶手已经捉拿归案、Capote开始做进入监狱与之展开对话的准备；另一厢的《声名狼藉》还处于Capote用明星八卦换取当地社区信任的阶段。

可见后者的事无巨细，并且基本符合影响美国电影甚为深远的“英雄公式（Hero's journey）”。

你可能很难将这个曾被George Lucas（乔治·卢卡斯）公开称为《星球大战》系列的神话学“公式”和Capote联系起来。

但事实就是，《声名狼藉》前半段里，纸醉金迷的纽约社交圈可被看作是“英雄”Capote的原生世界——这是他熟悉、能够得到安全感，且左右逢源的环境；而布满未知的偏见与刁难的堪萨斯，则是他完全不熟悉、充满危险的“异世界”。

从原生世界到“异世界”，再返回原生世界，期间我们的“英雄”需要经历不同的关键事件。

看看Capote在《声名狼藉》是怎么做的：1、受到召唤（得知惨案，受到启发想写作新书）；2、遇到提供协助的伙伴（《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哈珀·李陪同）；3、在安全地带与冒险间艰难抉择（恋人与出版商的建议）；4、考验（检方的不配合、社区的异样眼神）；5、终极挑战（要从凶手口中套出更多真相）；6、危机（被这反复上诉的案子折磨）；7、危机化解后的宝藏（案子迎来结局）；8、结局（新书的成功和Perry的爱）……接下来，就是Capote回到原来的圈子，获得新生。

在第4阶段和第5阶段，《声名狼藉》把Capote描述为一个利用个人隐私来过关斩将的大人物。

虽然在开头的“名人展览”里，众友人已表达了对他的不信任，但将与命案相关的各色人物，比如警长Dewey，再比如身为罪犯的Perry，过度简化为能够被一些名人八卦轻易打动的形象定位，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但必须承认，这确实达到了另一个目标——重现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

反观《卡波特》，Capote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但导演Bennett Miller让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原生世界里。

与此同时，全片的基调也更为阴冷和绝望，并没有用外露的激情来过度地描绘上述中的第4阶段和第5阶段，也没有戏剧化Capote和Perry之间的同性友谊，更多的是关注Capote从自己对待这一整个案件的态度中寻求与自我的对话。

原因很浅易，Capote在这个调查过程中确实算不上什么“英雄”。

“我们不是要找内幕消息，我完全不关心你们能否抓到凶手，我要写篇稿子描述克拉特命案对整个镇的影响，以及大家对此事的感受。

”“我关心。

”这是在《卡波特》开篇，对Capote和警长Dewey之间一场对话的描述。

“所以Jack（杰克·邓菲，Capote当时的恋人）认为我在利用Perry，但他也认为我在堪萨斯市时爱上了Perry。

”这则是Capote离开堪萨斯，外出度假时的一段感言。

《卡波特》先将Capote性格中貌似不近人情的一面揭开，再让他对之产生认知。

但Bennett Miller似乎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强度，于是设置一个令人窒息的情景——非常乐意称之为这部电影里的“死亡一分钟”：在《冷血》新书阅读会的后台，Capote和围绕在其身旁的来宾开着“裤裆开裂”的玩笑，一个陌生男子倚在门厕勉强地跟着笑了笑，然后斟酌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你对那些人的描述真可怕……很可怕。

”而Capote微微一笑，仿佛受到了莫大恭维，并表示感谢。

这一刻，导演正式将“不仁慈”的Capote和“心怀悲悯的普通人”对立。

著作等身的电影评论家David Thomson（大卫·汤姆逊）曾经为《独立报》写了一篇关于《声名狼藉》的影评，他认为《卡波特》对Capote的塑造过于冷峻，并将之批评得一文不值，却难以让人感同身受，因此不如《声》里对其道德缺陷的刻画来得绘声绘影。

其实不然。

并不是让强壮如斯巴达勇士的Daniel Craig（丹尼尔·克雷格）饰演Perry，把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如小猫的Capote拎来拎去，来一场“霸道罪犯爱上我”的告白，又或者让Capote在Perry被行刑的雨天里失语泪奔，就能够突显他的人性弱点（《声名狼藉》对Capote和Perry之间情感发展的大篇幅刻画是Thomson的立论点）。

《卡波特》对此二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高级”，想象一下监狱风云版《一千零一夜》：Capote与包含Perry在内的两名罪犯接触，是为了给新书收集素材，所以需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故事。

于是，他为两人找各种关系，替他们反复上诉以续命。

反过来，对于Perry和另一名罪犯来说，Capote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位朋友。

一方要故事，另一方要活命。

国王还是那个国王，只不过舍身取义的宰相女儿变成了有利用价值的杀人犯。

《一千零一夜》的结局是什么？

暴虐的国王爱上了善良的宰相女儿，放下屠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只是这两部电影，连现实中的一些采访资料也显示，真正的Capote曾经承认自己对Perry产生了某种感情。

只不过随着死刑的执行，Capote需要从眼前的爱情泡沫中抽身，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场盛大的Black and White Ball。

重新回到“派对动物”的位置。

表面上，他谈笑风生：“我埋头《冷血》近6年时间，冷落了曼哈顿的朋友们太久，我需要回归。

”但或许真实的起因，是他不仅经历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或多或少面对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就像迷幻剂作用后的巨大失落，他需要排解，需要很多人来围绕他、和他说话。

《名声狼藉》自始至终都太强调旧日美好了，犹如衣香鬓影从未远离Capote的身边，但《卡波特》里镇静而脆弱的笔触，让人相信Black and White Ball不仅是办给刚刚丧偶的Katharine Graham，也是Capote办给正在巨大成功中追悼某些虚无缥缈之情愫的自己。

“......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有结局的。

绝大多数的生命难道不就是一系列不完整的片段吗？

”1948年，杜鲁门.卡波特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写道。

此时，年仅23岁的卡波特已然成为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对文字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可以捕捉到细微末节的情绪变化。

1959年，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时报》上发现了一则新闻：堪萨斯州城农场主一家四口被谋杀。

灵感立刻被激发，在此后的六年间，卡波特不断深入事件内部，走访大量和此案件相关的人，并见证了这桩谋杀案的侦破、审讯以及行刑等重要环节。

1966年，以此事件为原型的小说《冷血》问世，这部小说开创了“非虚构小说”的写作风格，并被誉为“美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之作”，卡波特也因此成为“非虚构文学”的奠基人。

《冷血》成就了杜鲁门.卡波特，让他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声誉和财富。

然而，在卡波特的生命中，这仅仅是一个辉煌的片段。

然而，《冷血》也在他的生命中投下巨大的阴影，让他无法继续写作下去。

1984年，杜鲁门.卡波特因为酗酒过度，在朋友家死亡。

如何来定义卡波特的死亡，是登顶创作巅峰的狂喜，还是深陷在“冷血”泥沼中的郁郁寡欢......或许，当他从报纸上剪下那则新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走向死亡了。

2005年，美国导演贝尼特.米勒拍摄了一部名为《卡波特》的电影，这部电影重现了同性恋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生活片段和《冷血》的写作历程。

《卡波特》是一部很典型的传记电影，导演贝尼特.米勒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杜鲁门.卡波特，扮演者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凭借精湛的表演获得了第七十八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和第六十三届金球奖的最佳男主角。

在我们欣赏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一个作家短暂的一生，也是走进卡波特敏感冷酷的内心的旅程。

他知晓一桩谋杀案，以此作为创作的开始，逐渐深入到案件中去。

他和凶手佩里成为朋友，在长时间的交谈中，他们成为了朋友，但他也清楚凶手必须受到严惩。

通过聊天，他知道了佩里的童年生活，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

卡波特告诉他的朋友，他说，他和佩里就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他从前门出来了，但佩里走的是后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共享着同一种生活，他们被主流社会排斥在边缘，那里充满了遗弃、自杀、暴力和绝望。

卡波特用文学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而佩里却在不幸中迷失了自己。

在《卡波特》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来源，同时，还可以知晓，非虚构小说中隐秘的诱惑：善恶博弈。

作家和凶手卡波特第一次见到佩里的时候，就被佩里独特的气质迷住了，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默契，也是死亡的气息。

案件中的佩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成长中，他并没有得到家人更多的关爱，而是目睹了酗酒的母亲死于自己的窒息物、哥哥和姐姐在他们正年轻的时候死亡、他唯一的亲人就是并不爱他的小姐姐。

对于父亲，佩里的感情很复杂，他爱父亲，但这种爱无法表达出来。

童年岁月造就了佩里极端、敏感、冷酷的个性。

没有人在意他的感受，他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感受。

对于这个世界，佩里只有恨。

但是，佩里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喜欢旅行、经常写日记、喜欢音乐、有艺术天分。

作家卡波特走近佩里，他发现，佩里就是阴暗处的自己，尽管他从未承认过，尽管他自认为是写作技术高超的作家，但佩里还是一点一点瓦解了他的故作坚强。

卡波特和佩里有着相似的童年，不负责的母亲、冷漠的继父、被寄养在亲戚家的孤独......佩里和卡波特因为这场命案交汇了。

这场意外的相遇也拉开了非虚构文学中的善恶纠葛，在佩里的眼中，卡波特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理性、富有、敏感、自信......他羡慕卡波特，把他作为朋友，帮助他完成小说的写作，甚至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卡波特身上。

对卡波特而言，佩里也是特别的，他真实的面对过往的不幸，在挣扎中保持着某种艺术感受层面的天真。

这个从“后门”出来的佩里就是卡波特的另一面，卡波特在佩里的身上看见了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东西，那些经历、那些不愿意面对的孤独、那些无爱的岁月。

佩里告诉卡波特，其实他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只是，向善的过程太难。

从他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杀人犯了，尽管他还没有动手。

屋子的男主人用阴狠的眼神看着他，直到他变成杀人凶手。

卡波特想过一万个佩里杀人的理由，却没有想到，仅仅是因为善良太难。

作为作家的卡波特，是从这一刻开始逐渐崩溃的。

遇见佩里之前，卡波特骄傲如上帝，他冷眼旁观世间一切，用精准的文字将其记录下来。

遇见佩里之后，他逐渐走向人性的深渊，他内心的善恶标尺逐渐模糊，直至深陷。

小说和救赎写作小说是作家的工作，卡波特选择了最难的一种“非虚构写作。

”始于六十年代美国文坛的非虚构写作并非从天而降，这种写作模式和美国当下的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

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充满动荡和不安的时代，反越战的游行示威、黑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民权运动、贫民暴动、反主流的嬉皮文化的流行......这些事件扰乱了宁静，让美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

紧随其后的就是一些新事物的出现，这些事物和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现实变得混乱、离奇、不可思议，置身其中的美国民众需要重新来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国家。

路十年代的美国文坛也处于危机中，在时代的激变中，很多作家找不到合适的写作方式，他们只能见证时代的变革，而无法将其变成自己作品的一部分。

卡波特率先开始了“遵循事物本质”的写作方式的实验，他放弃了文学中的传统手法——隐喻、神话、讽刺等，而是用文字描绘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文学语言真实地记录社会上的时间，让读者在了解事件的同时，可以了解到与其相关的社会环境、人性善恶等等。

《冷血》的问世，让卡波特的“实验”成功，这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也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监狱中的佩里将卡波特视为自己的朋友，在他帮助卡波特写作的过程中，他的刑期一次又一次被推迟，本已绝望的佩里在卡波特这里看见了生的希望。

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可以走出监狱，重新开始生活。

这一切都是卡波特始料未及的，他害怕佩里逃过这一劫，而他成为历史罪人，他更害怕目睹另一个“自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这种人性中的纠结和挣扎正是非虚构作品的魅力。

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作家要做的是对美国大部分现实生活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

卡波特记录下真实的种种，却迷失在了“真实”中，对作家来说，这莫过于一种诅咒，卡波特就是那个被诅咒的作家。

成功和死亡卡波特的《冷血》问世之后，他的写作生涯进入巅峰时期，各种赞誉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他欣然接受。

然而，在这热闹的后面，卡波特却开始进入绝境。

他参与了佩里最后的人生，用目光送他走向另一个世界。

事后，他打电话给朋友，他说，那是个可怕的体验，他永远忘不了，也无法为就他们做点什么。

佩里死后，卡波特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怀疑中，原先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冷眼旁观的作家忽然陷入了自己的黑暗面中，他走在“冷血”投下来的长长的阴影中，看见死神在暗处召唤，他渴望得到解脱，摆脱善恶的拷问，于是，他接受了死神的邀请，和死神做了约定。

佩里杀了人，理性被绞死，卡波特却在这种正义的死刑中崩溃了，他看着另一个自己消失在眼前，却无能无力，他的精神世界开始分崩离析，他忘不了佩里纯真如孩子的眼神，忘不了佩里敏感如自己的情绪，也忘不了佩里曾经那么用力的想要展示自己的良善。

“......世上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有结局的。

绝大多数的生命难道不就是一系列不完整的片段吗？

”他可能也不会想到，他自己留下的文字居然成了自己的陷阱。

身为作家的卡波特无疑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是令人羡慕和嫉妒的，然而身为“卡波特”的卡波特却是失败的，他迷失了自己，陷入幽微的人性中最难解的部分，他看见了人性中隐藏的脆弱和残忍。

他们死了，他还活着。

然而活着的意义早已随着佩里的死亡逐渐瓦解了，在卡波特后来的人生中，他始终没有走出人性善恶的挣扎中，“让人流更多泪的不是未应验的祈祷，而是应验的。

”

电影结束了，可关于善恶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尼采曾说，与恶龙搏斗，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太久，将被深渊吞噬。

卡波特走向了深渊，留下了“非虚构文学”这样的新模式，给人性的善恶之舞提供了更好的舞台。

从六十年代至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优质的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也展现出了人性中的复杂。

今天，当我们在此审视非虚构作品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应希望，所有残破不全的灵魂都将在通往光明的路上得到治愈。

当年卡波特利用敏锐的题材嗅觉和出色的文字驾驭能力，开创了报告文学的先河。

但是就是这本名叫《冷血》的书，让他进入了两难境地——或者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两难将困扰他的余生——为了有足够的时间接近和采访凶犯佩里，他不断帮忙请最好的律师帮其上诉，并与他建立了微妙的友情；但当《冷血》主体故事完成，唯独缺佩里的死刑作为故事的交代时，他在功名和友谊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拒绝为佩里提供最后的生机。

虽然节奏好慢，但是这是一部越看越吸引人的电影。

霍夫曼的演技征服了我，但是这不是一个飙演技的电影，而是一个讲道德困境的电影，而且这个困境不再局限于证实“两难选择悬疑”的技巧概念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对报告文学、新闻摄影和纪录片的创作层面的探讨：当做人的道德和媒体职业精神相违背时，该如何选择？

在死刑犯佩里面前，卡波特作了选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他从此以后失去了再创作的动力，并死于酗酒。

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名叫卡特的摄影师，在一个即将饿毙于兀鹰的苏丹女孩儿面前，也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获得了西方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新闻奖，3个月后自杀。

又过了很多年，一个叫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玩转者，被N多自己曾拍摄过的采访对象攻击，原因是他借用了他们的脸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我一个朋友说，记者是有人品没人性。

我谨慎赞同，因为无法否认越是灾难性的题材，对于媒体来说越有价值。

我不认为卡波特的《冷血》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但我真的没有勇气批判他的选择。

我也不认为苏丹女孩儿的命运不值得追问，但我真的觉得一个摄影师只有通过手中的相机才有可能改变些事情，而身为一个人，他能救的人太少了。

因为我自己拍过纪录片，深感一个人在想做些事时候的无力，而只有出作品，才可以推动些什么。

离开摄像机，我会否就是一个失语者；离开照相机，卡特会否同样被兀鹰包围；离开手中的笔，卡波特会否永远只是一个无能、乖僻的同性恋？

你怎么选择？

杜鲁门·卡波特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一位作家，除国内读者熟知的《蒂梵尼的早餐》、《冷血》，他还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以及诸多中短篇作品。

不过让卡波特扬名的还属《蒂梵尼的早餐》，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午夜牛郎和应召女郎的生存状态，不过，在之后改编的电影版本，摄制组篡改了小说的情节，让这两个有些边缘的人热恋。

实质上，小说里的男主人翁即是卡波特的化身，而他又是公开的同性恋，所以在小说里，男主角和女郎只是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情谊其实是卡波特与玛丽莲·梦露的交情。

要想了解卡波特其人，除了读他的小说，看由Philip Seymour Hoffman主演的电影《Capote》也是不错之选，电影讲述的是卡波特写作《冷血》的经历，影片里，卡波特的声音羞涩内敛，像个女人，但在社交场合，则完全变样，黄段子说的如顺口溜，也许这就是他人格的两面性，一面是作家的内敛严谨，另一面则是女人般的风骚。

片中，始终陪伴卡波特调查谋杀案的Nelle Harper Lee，在女人化的卡波特面前就像个母亲，与卡波特相比，她是个中规中矩的美国人，绝不会像卡波特那样公开“放荡”，落得最后酗酒而死。

影片还展示了卡波特和男友间的亲密，但仅限于对话间，导演的谨慎是为了塑造六十年代保守的社会风貌。

伴随调查的推进，卡波特在杀手佩里那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影片中卡波特的一段话引人深思：我发现自己和佩里就像亲兄弟，只不过我是从前门出来，他则选择了后门。

没有爱的童年，让卡波特的成长充满艰辛，也致使其成为同性恋，他比佩里幸运，但也只是稍晚拥进死神的怀抱而已。

在看小说《蒂梵尼的早餐》时，我感觉最深的是字里行间的简洁，如同在读海明威的小说。

或许，卡波特师从的是海明威，但他的风骚和过于软弱的性格使其成不了硬汉。

因为他的作品里除了风骚就是灰暗，缺的是乐观和浪漫。

TC的作品我看了一些，Breakfast at Tiffany's&Summer Crossing，看的很细的俩部。

In cold blood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故事，真实，冰冷，触感，最后就是矛盾。

把事件，推究，感情，关系全部用一种感性本能的吸引和事实的残忍纠结在一起，变成了深深的矛盾，矛盾到，灭门动机、同情、憎恶、活该种种理应的判断都觉察不出来了。

电影本身的基调并没有出彩的地方，中规中矩了点，就是角色呈现和细节上面给予的很到位，基本上这么阴暗的题材，能把我拉进去，看到手抖，还是分量十足。

卡波特在理性和感性中挣扎了很多年，其中有他自身出身的原因；也有处在那个时代的他追求名禄的事实，淡化了他理智上的判断，强化了他因为自身追求的同事对perry感情上的牵扯到最后的放弃。

放弃是他感性上最过不去的坎，但却是他追求名利成功的最终选择（我不认为他对正义有多少感觉，从一开始就是，他拜访警察的时候就表示自己无所谓凶手是否落案种种）。

他潜意识里或许在鄙夷自己的选择，也或者就是自己的残忍才使得perry和dick因为他的缘故，一度从消沉到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再到彻底绝望。

这种股掌之间拨弄他人人生的事情，本质上给卡波特带来很大的痛苦，他以此为自身无法逾越的苦闷、矛盾、甚至于消沉。

而这样一个时间，也确乎影响了他之后近20年的人生。

今年的奥斯卡几乎没有太多的悬念，但最值得一提的也是美国影坛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霍夫曼这个新科影帝了，一个二三线的演员终于凭借着《卡波特》修成了正果。

其实，凡有一些观影经验的人都知道，《卡波特》这样的影片注定就是冲着得奖去的，无论是最佳导演最佳剧情还是最佳演员，任何一个被提名甚至获奖都是在情理之中的。

所以，笔者年初时在没有看过此片的情况也预测了霍夫曼的胜利，这与本人的判断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说明本人在那个时候是被舆论所导向的。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终于坐在电脑前静静地看了这部《卡波特》，平心而论，年初的言语还是比较中肯的，霍夫曼的确构得上一个影帝的材料，尤其是他扮演的这个奇异作家——卡波特。

没有必要再重复关于卡波特这个作家的生平了，许多资料上很容易查到。

关于剧情与卡波特那本《冷血》的名著也不用细说了，无非是看凶手的冷血还是作家的冷血。

于是，我们只是抽出几个环境来述说吧，因为这些环境无一例外可以突出卡波特本人的性格，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作家。

卡波特的出场便是一个中心人物，他言语辛辣，在这个文化沙龙中唯我独尊。

这是一种张扬，跟据一般的剧情来说，这种看起来十分怪诞的张扬其背后肯定是人格的缺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多少影视作品的人物小传中也曾这样写过。

于是，沙龙这个场所成了卡波特的第一个重要场所，他必须张扬，必须无情地攻击着任何一个他看不上眼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要表明自己的观念，而仅仅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强大的。

越自卑的人越具有这样的心理情结，这同样是勿庸置疑的。

所以，沙龙上，朗颂会上，大凡是在许多人的面前，卡波特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中心，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但他其实是渺小的，当《杀死一只知更鸟》的首映上他不再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便因此而产生了嫉忌，他却依旧用一种嘲讽的口吻在置疑着别人的兴奋与快乐，其实，他是在置疑他自己。

卡波特时常出现的第二个场景当然就是私人空间，例如旅店，写假的海边等等。

但说到这个场景必须把第三个场景监狱一起提出来，这样也好做一个比较。

在私人空间里，只有卡波特亲信的男友和发小，在这两个人的面前，卡波特无法隐藏自己，于是，他的脆弱便暴露无遗了，同样，他最真实的一面，最实际的想法也出现在这些场景之中。

卡波特为了完成自己小说而欺骗派瑞，但只有在这个私人空间里，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和派瑞是多么地相像，不正常的童年，敏感的神经，这一切都是那么地现实。

甚至现实到为派瑞聘请律师都是如此的冷酷，如此地无情。

但在监狱中却不是这样的。

派瑞的过去以及敏感的意识都和卡波特极为相识，他甚至是爱上了这个人，这与他同性恋的身份并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他的过去。

一个对过去不满意的人，于是便将这种自然而然会产生的同情施加在了派瑞的身上，有人说这只是卡波特为写小说而故意做出的姿态，但笔者认为，当卡波特与派瑞单独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虚假，他只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一个人一旦面对与自己过去相似的故事，他一定会义无返顾地想去了解想去挖掘，卡波特在这点上也绝不例外。

所以，在监狱中的卡波特虽然在欺骗着派瑞，但付出的却是真情实感。

此时的他，仿佛是一个上帝，拯救的不仅仅是派瑞还有他糟糕的过去。

但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与其拯救自己的灵魂莫若拯救自己的事业，于是，卡波特不再去见派瑞，也不再支付律师费用。

这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即想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又想给自己过去的不如意寻找一份安慰。

卡波特与派瑞最后一面是在绞刑架前，看着派瑞的尸体在众人的眼前摇动，卡波特不仅仅是自责，而是看着自己过去的死亡。

但一个人的过去死亡之后，这个人还能拥有什么呢？

难道是更为强大的孤独吗？

卡波特用派瑞的故事完成了自己对过去的祭奠，在这之后，他什么都没有了，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只能酗酒过日。

这就是卡波特，用一个外人的故事包装了自己，用现实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最后，他被自己抛弃了，敏感随着绞板的开启而闭合了。

套用时髦的话，这是两个男人的一个故事！

敏感，孤独，脆弱，良心，现实等等将一个矛盾的卡波特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演技派明星霍夫曼！

影片到此结束，克拉克一家四口的灵魂则要为派瑞的死负责，因为象派瑞这样的人，或者生存或者毁灭，缺得只是一个导火索。

卡波特也是如此，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2006-9-21于通县韩兮

一部十分复杂的电影，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看完后也是思绪万千。

讽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人至冷血则无敌，派瑞本想放了农夫一家，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得到的是一种恐惧与厌恶的负面情感，这让他最后相当好人的一丝念头彻底破碎。

而卡波特在看了同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被搬上大银幕，而心生嫉妒，最后冷血的打碎了被捕二人最后的希望，放任他俩自生自灭，并且把书名起了个博人眼球的“冷血”，最后名利双收，但他们俩是一样的人，正如电影里面说的，在同一间屋子，一个人走了正门，在名利场风光无限，另一个人走了后面，走上了不归路，但同样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二人终将是冷血的，为了心中的念想不择手段的。

米勒绝对是当世最冷的导演，从这部到moneyball到foxcatcher，无不是冰冷的陈述，加上阴冷灰暗的背景，平静沉稳的叙述，加上一些平原上的枪响，惊雷般的触动。

霍夫曼的表演也很出色，把卡波特这个形象演出了120%，每一个语气都拿捏的如此软的到位，很可惜，英年早逝了，RIP

今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大作家Capote的最后亦其最重要的一本书《In Cold Blood》，是关于1959堪萨斯一起四口命案的纪实文学。

电影CAPOTE展示的就是Capote生命里调查、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6年。

Philip Hoffman 的表演固然精彩，但本片更可贵的是其视角、立意。

先说说这本书：模范公民克拉特先生和妻子及最小的两个孩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镇上，成功地经营着大农场，热心社区事务，乐于助人。

附近监狱里有两个小惯犯：派瑞和迪克。

身材高大性欲旺盛的迪克一有空儿就琢磨发家致富的捷径，当他听说附近镇上富人克拉特家里常有大额现金（事实恰恰相反，克拉特家从不存放超过50元现金）、还有一个漂亮女儿时，就开始盘算着出狱后光顾一下克拉特家。

派瑞是个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着侏儒的短腿、举重运动员的手臂、和眉清目秀的面孔。

派瑞的命很苦，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州。

由于疏于照顾，孩子们吃尽苦头，派瑞最小，大哥二姐长大后都自杀了，只有三姐独善其身，但对派瑞感情极为淡漠。

派瑞热爱文学艺术，有惊人的绘画天赋，走哪儿都带着一大箱书。

与父亲同住的几年里，派瑞特别渴望上学接受教育，可是大老粗父亲总是阻止派瑞学习，还送派瑞去当水手、参军。

派瑞童年在天主教学校里被修女毒打过，少年当水手长大当兵期间屡被轮奸，后来还出车祸撞瘸了腿。

这一切使派瑞养成了极度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

所以当派瑞在监狱里遇到迪克的时候，因为怕被看不起，便吹嘘自己曾经冷血地杀过一个黑人。

迪克信以为真，出狱后邀请派瑞加入他的发财计划。

派瑞其实并不喜欢迪克和他的打劫计划，派瑞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青，一个不贪婪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和迪克截然不同的人。

他在狱中有个更好的朋友杰。

杰是个智者，知识渊博，非常理解派瑞的苦闷，也很了解他性格中的弱点。

杰曾说派瑞性格中有中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必须学会控制它，否则十分危险。

杰和迪克先出狱，派瑞出狱后曾试图寻找杰，却失望地发现杰已经移居东岸了。

这时派瑞又收到迪克的邀请信， 于是心不在焉地加入了迪克的计划。

在打劫当晚，派瑞还不断劝说迪克打退堂鼓，当暴怒的迪克把克拉特一家人分别捆绑起来的时候，派瑞还暗中照顾克拉特一家，给克拉特端把椅子，给他儿子塞个靠垫，给他妻子盖被子，并成功地阻止迪克强奸克拉特的漂亮女儿。

最后迪克终于认识到克拉特家中没有钱时，二人准备撤退。

派瑞去和克拉特先生道别，对他说：“别怕，再过几个小时邻居就会发现你们了。

” 可是这个时候，派瑞在克拉特先生的双眼里看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丝感激，而是厌恶、恐惧、蔑视、仇恨。

派瑞意识到自己的话被误解了，自己做好人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 克拉特以为派瑞想杀死他。

派瑞一生中被误解过无数次，可是他突然意识到，克拉特先生和从前遇到的那些对他不公正的人不一样，克拉特的“误解”不是歧视，不是冷漠，不是残忍、不是愚蠢，而是客观必然的。

无论派瑞内心觉得自己和迪克有多么不同，事实是：他俩是同伙。

克拉特的眼睛就像照妖镜一样。

于是派瑞snap了，迪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派瑞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后来警察将二人捉拿归案，一审判决死刑，二人上诉了几年(派瑞不是premeditated murder, 应该argue temporarily insane, 而迪克根本没有杀人)，最后还是在1965年被处以绞刑。

如果说《In Cold Blood》讲的是派瑞的故事，电影CAPOTE则讲的是Capote自己的故事。

Capote自己也是个弃儿， 同性恋，虽然此刻已经贵为纽约作家，却摆脱不了卑微出身带来的极度敏感极度虚荣的烙印。

电影没有太多地揭示书的内容，只是展示了Capote 如何热衷名利，如何敏锐地捕捉住了堪萨斯这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如何同情派瑞，如何给予派瑞渴望的友谊，如何利用派瑞的好感套取写作材料，如何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访问材料而花钱帮派瑞和迪克请律师上诉，如何为了争取眼球而给书起名叫《In Cold Blood》。

像派瑞在书里一样，Capote在电影里也经历了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当Capote得到了所有材料（派瑞的日记，三姐、父亲和杰写给派瑞的信），派瑞交待了事发当晚的一切细节之后，Capote的书已是大局已定。

此时正当Capote的爱人和好友的著作纷纷出版，好友Harper Lee的小说《To Kill a Mockingbird》还被搬上荧幕，饱受赞誉。

妒火中烧的Capote发现此刻他需要尽快给派瑞凄凉的一生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好出版这本写了6年的书。

于是Capote断然抽身，停止了支付派瑞和迪克的律师费，拒接派瑞的电话，拒绝派瑞探监的请求，日夜期盼法官驳回二人的上诉，早日行刑。

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派瑞和迪克死了，《In Cold Blood》大获成功，也迅速被改编成电影。

而Capote却像加缪《堕落》中的大律师一样，因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而精神崩溃了。

他再也没有写成过一本书，终日酗酒打发余生。

他说：“More tears have been shed for the answered wishes than the unanswered ones.”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总之这本书和这个电影都非常有意思，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就好像地球表面突然裂了一条缝，让人能一眼看到地心里一样。

派瑞为什么杀人？

Capote为什么崩溃？

地心里摆了一个真理：人不妨假设别人是好人，但千万不能假设自己是好人。

否则当你看到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的时候就是the point of no return。

应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好事的坏人，好人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能抵达；而坏人则一不留神就疯狂反扑。

（注：咱们讲的是内心定位问题，与那种见人就扯着袖子说“我真是流氓，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对外宣传策略有本质区别。

杜鲁门•卡波特童年不幸，母亲自杀后他由阿姨抚养长大，天生的“娘娘”口音和同性恋身份，让他饱受冷眼和非议。

但他天生记忆力超群，又能言善语，获得几次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后受到文坛的重视，《蒂凡尼的早餐》更让他声名雀起。

他有一个同为作家的同居爱人，在社交界也如鱼得水，生活得颇为惬意。

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堪萨斯州发生了一桩一家四口人惨遭灭门的血案，他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想写的题材。

凭借自己的名声和风趣谈吐，卡波特的采访进程很快就顺利展开了。

在与两个被判处绞刑的罪犯中的佩里•史密斯谈过之后，他发现这个人有着与自己十分相似的童年经历，从而导致性格极其敏感易怒，就像卡波特对好友描述的那样：我们像一个家庭里的两兄弟，他走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在他看到了死者的惨状之后，改变初衷，对事件不再是做一个报道，而是写成一本书，书名为“冷血”。

他请了律师，为已被判死刑的两人申请上诉，并不断对佩里•史密斯进行采访，收集写作素材。

佩里•史密斯一方面出于对卡波特的感激，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卡波特的书能为他减轻罪行，所以除了杀人那晚的细节外，其余一切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卡波特一直隐瞒了书名为“冷血”，谎称自己还没有决定如何开始写作，并照料佩里•史密斯，安慰他，给他带去书籍，也带去希望。

佩里•史密斯不断上诉要求重审，致使行刑时间一再拖延，如果佩里•史密斯不被判处死刑，那么卡波特的书就会胎死腹中。

几年过去了，卡波特收到佩里•史密斯的来信，请求他再帮忙找一位律师上诉，这次，卡波特拒绝了他。

在行刑之前，经过卡波特的诱导，佩里•史密斯道出了杀人那晚的真相：他与同伙探听得那家里藏有一万美金，于是前去抢劫，在全屋进行了搜索之后，发现自己被骗了，佩里•史密斯阻止了同伴亵渎小姑娘的行为，准备把那家人安顿好了之后离开，可是，那位父亲害怕和恐惧的眼神一下子就激怒了佩里•史密斯，他疯狂残忍地杀死了全家。

佩里•史密斯被行以绞刑，他要求卡波特作为朋友去现场观看。

影片结尾，卡波特在飞机上打开他送给佩里•史密斯的书，里面有一张他的素描，嘴角下撇，神情冷酷。

影片到这里是结束了。

事实上，在佩里•史密斯死后不久，《冷血》出版并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卡波特染上了酗酒症，从此再也没能写出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也不再提起《冷血》，不满60岁他就酗酒而亡。

整部影片与电影海报一样阴冷压抑。

佩里•史密斯与杜鲁门•卡波特可以说是相知甚深，卡波特用一本书来描写佩里•史密斯，而佩里•史密斯用一张素描来刻画卡波特，他们知道相似的童年经历给了他们相似的性格甚至命运，用“冷血”来形容这两个人，实在再确切不过。

不过电影里这两个人不那么惹人厌恶，相反，还让人同情。

佩里•史密斯本来不打算杀人，他甚至帮那个小男孩在头下垫了个枕头，让他一觉醒来就会被邻居所救；卡波特对佩里•史密斯的悉心照料，也不完全是为了写作，其中还是有温情的成分在内。

但是他们都被伤害过拒绝过，所以他们害怕别人再露出拒绝的神情，于是佩里•史密斯急于毁掉这个神情，卡波特不能停止对名利的追求，那让他感到被人尊重。

是什么让人冷血呢？

我想，是一颗敏感、脆弱、孤独的心。

卡波特的扮演者是好莱坞的常年配角，这是他第一次挑大梁做主角，凭借精湛的表演横扫各大颁奖礼最佳男主角，绝对是实至名归。

Marlon Brando and Truman Capote wer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of Tahiti when a shark appeared. Brando let out an exasperated, “Motherfucker!” and punched the shark right in the nose. Turning to the still-shaken Capote, he said, “I want to talk to you, honey. Right up close.” Then, with little effort, he twisted Capote into his favorite position—legs behind his head—and served him up as a snack for the shark. Once the shark swallowed Capote whole, Brando, the man who could screw anything that moves (or doesn’t), took the shark for himself. That way, he got to screw Capote without having to look at his ridiculous, childlike face or listen to him moan like a duck being slaught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