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

第一次看到还有剧版的《悲惨世界》，就特别感兴趣想看看和电影版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片子的开头就引出了三个人物线索并且三个人物后来都产生了命运的交集。

主角冉阿让这时候还在监狱服刑即将出狱，只因为为了姐姐的孩子不挨饿偷了一块面包🍞坐了19年牢狱。

出狱后他遇到了他的贵人大主教，这时候冉阿让还有在狱中遗留的戾气仇恨的思想，主角把这种凶神恶煞的样子演的入木三分，很难想象他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他不仅没有报答主教对的恩情反而偷了银盘银器又被警察抓了回来，大主教此时淡定的对警察说是我让他带走的银器，他回来还有要带走这两个烛台，于是警察放了冉阿让。

大主教告诉冉阿让你要放弃心中的邪恶和仇恨用仁慈宽容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上帝会原谅你的一切。

冉阿让背上银器和烛台再次上路了，此时他又做了一件让自己悔恨终身的事情，那就是他抢走了一个小杰维的40苏，再一次让自己变成一个被通缉的小偷罪犯。

冉阿让通过那些银器卖得的钱过上了正常人的体面的生活，并且被竞选为当地的市长。

命运就是兜兜转转，在狱中监管他的狱警沙威当上了真正的警察到市里任职，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几乎认出了对方，冉阿让的心理产生了剧烈的恐惧，因为沙威是一个超级坚持原则恪守传统礼教的人，认定了恶人就一辈子都是恶人。

而此时冉阿让早已不是当初的冉阿让了，他是一个宽厚仁慈，受人尊敬的市长，他对待市民公平廉洁，体恤穷苦的人们，已经不是曾经凶神恶煞的样子了。

他一直恪守着宽厚仁慈待人，却也还是伤害了另一个线索的主人公芳汀，芳汀曾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被富家子弟玩弄感情后生下了一个女儿柯塞特，芳汀被残酷的现实所压垮去世，留下遗言让冉阿让找回女儿，冉阿让为了自己的承诺后半生都在赎罪，视芳汀的女儿为己出。

冉阿让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就是当年抢走小杰维40苏的人再次被沙威带进了监狱。

两年后的冉阿让越狱了，为了曾经的诺言，因为柯赛特还在恶人手中，他要去找她。

从此他的人生都是围绕着让柯塞特过上幸福生活而活。

沙威从来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每当他两狭路相逢之时，他始终是善良的仁慈的，为了救下柯塞特的心上人马吕斯，他闯入了革命起义现场，几次紧要关头救了起义的年轻人，并且在沙威被起义军绑在柱子上，还放走了沙威。

在起义军濒临全军覆没时带着马吕斯逃进了阴暗潮湿的地下管道，此时马吕斯在昏迷中，他背着马吕斯终于逃出来了，这时候沙威恰巧就在这里，看到这里再次感叹命运的不公，为什么就不放过他呢？

沙威问他，你救的人是你最重要的挚友吗？

冉阿让却说不，只要他活着就会带走我所有的幸福。

沙威经过一次次的事情被他的仁慈善良所震惊，和他一生秉持的行为准则有了剧烈的碰撞，感受到了一个人可以变得如此善良仁慈正直。

沙威的世界观似乎崩塌了，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全片的感情真挚情节跌宕起伏，正义与邪恶，救赎与惩罚，仁慈和凶狠的剧烈碰撞，让人心情澎湃起起伏伏，岂能一个精彩可以概括的。

震撼！

感动！

带给我的远远不止这些……

这种片子也能得8.2分？

你让训练日和上帝之城怎么说？

而且作为在这一带的片警，他们已经算是尽职尽责了，维护秩序，避免冲突，努力寻回失物。

在这种街区巡逻，本身安全都是个事儿。

三个警察都是有责任有理智的成年人，而那些狂暴的问题少年，防碍执法，攻击国家公务人员。。

就跟近期英国电影《绅士们》里面的小孩一样，是一股完全不可控的危险因子。

很难值得同情。

成年人的世界才有规则有秩序，而少年，则是巴西电影《上帝之城》里那样。

片尾字幕说到庄稼和庄稼汉的事。

但是，好庄稼要长好要有国家层面的土壤，而这非几个底层执法者所能改变的。

《悲惨世界》是导演拉吉利根据其同名短片改变扩充而来的。

没看过短片，也不比较二者孰优孰劣，仅从长片出发。

片名取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单刀直入地概括了全片的概念，导演要展现的是水深火热的社会图景。

这幅社会图景来自法国巴黎的东部小镇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同样是雨果小说里的场所位置。

而在这座小镇的Les Bosquets郊区，正是全片不断渲染的“交火地带”，电影透过这一微缩镜像借以反映盘根错节的宏大社会命题。

导演截取了2018年世界杯上法兰西夺冠后凯旋门前的人潮狂欢作为开场镜头，喧腾的人群来自不同的肤色，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制造了团结的假象。

在中—远—近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镜头很精准地把握了这种状态，开放式空间下渐进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此起彼伏的喧闹声效并不干扰叙事，而是将影片在还未正式开场就推向了高潮。

场景内部的层次感加剧了观众的不安和困惑。

人群中高呼的“Mbappé”（姆巴佩）似乎是导演有意布下的反讽线索。

这位有色人种在世界杯上如有神助，拯救了法兰西。

开头不仅指涉了法国足球队的黑人化，并顺带引出了欧洲移民潮的注脚。

简单的开头便包含如此丰富的寓意，交代了大背景下社会问题复杂的法国，并描述了法国人对边缘族群的双重态度。

影片跟随着巡逻警车的运动开始深入这一动荡的巴黎郊区。

三位主人公皆为当地警察，相同的身份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

影片中有大量的巡逻戏、楼道戏和追逐戏，导演采用了晃动的手持镜头，在持续跟焦的过程中保证了镜头的流动性，从而赋予了叙事在混乱之中仍具有一种荒谬的秩序感。

这些镜头揭示了导演审视社会的意图，虽然手持镜头的运用在批判现实的电影里并不少见，甚至已有泛滥之嫌，但拉吉利却让平庸的手持镜像恢复了连贯的跳动性，当然这一方面当然与扎实的文本有很大关系。

在《悲惨世界》里，Gwada用Flashball打伤Issa后，镜头游移在三个警察的脸庞之间，动与静的对峙中不但交代了事件的发生，同时为后续三人不同的态度作了细致的铺垫。

可见，大量的手持镜头并非为了炫技，而是与文本之间相互增强，在情绪渲染之外拉动了暴力的延展性。

影片里，摄影机在某些时刻被淡化了，街上奔跑的小孩，偷拍隔壁女生的小孩，围在一起的黑人帮，怒气冲冲的警察，叫嚣着“永远不要道歉”的警察，本质上，他们是一样的，这个社会的一小块拼图，他们是设计好的角色吗？

随着电影的推进，那种随时可能被点燃、被激怒的状态微妙地钳制着不同社群的力量，这背后可能是身份阶层，是权力，也可能是原始地位的交锋，来自最内部的鏖战。

导演用这种方式去呈现社会暴力，某种戏剧化的又十分日常的暴力，偶然和必然的集合。

在周旋于外部矛盾的同时，导演对准了内部的异化，这是《悲惨世界》比较特别的地方。

信奉“C’est moi, le loi”（我就是法律）的Christ暴躁粗鲁，一副种族主义者的陋相；身为黑人的Gwada稍微收敛但同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新人Stéphane厌恶一切粗暴的执法手段，很多时候他犹如局外人（没有那么“白”，也没那么强权）。

在外出巡逻中，这三人的分歧加剧着，直至枪击黑人小孩事件发生，蛰伏已久的矛盾终于刹向了高潮，此前的叙事铺垫令这一高潮的到来毫无设计痕迹。

flashball（防暴球弹枪）这种所谓非致命武器在西方一直争议很大，官方的定义是并不会侵袭皮肤，但通过网上的数据可知伤者并不在少数。

在此前法国的“黄衫运动”，甚至十几年前法国的骚乱中，当地警方就频繁使用过。

当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明确禁止该种武器使用时，法国的《内部安全法》早已赫然规定了Flashball的适用情形和适用人群。

说是适用情形，但基本上一发生暴动，警方就有权使用，对于“暴动”的定义，警方实则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另外一边，一个黑人小孩用无人机录下了这一幕。

记载关键信息的无人机录像成了枢纽，人物又一次不自觉的陷入拉扯式的困境。

前圣战分子Salah为首的势力集团与当地警力之间的利益交换说明了，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关权力，支配社会倒退抑或前进的力量来自于权力的更迭与交换，而非权力的消弭。

而整部影片描述的，恰好便是权力的流动状态，包裹在暴力的氛围中，个体不断被分解着，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与对错观去衡量这些角色。

Issa在从马戏团偷走狮崽的瞬间是他得到权力的开始，这场盗窃引发了全片最大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警察，当地帮派争夺狮子所有权、占有权的行为都是权力的分割、控制。

狮子是暴力与权力的象征，意味着，权力的诞生伴随着暴力，企图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铲除暴力如夸父逐日般荒唐。

当小男孩被压着身体关到狮笼中，在暴力的震慑与对峙下，他彻底丧失了权力（狮崽）。

如何夺回主动权呢？

于是才有了结尾的楼道对战。

Stéphane所谓的“love&peace”似乎宣告无效（结尾处Issa面对Stéphane的恳求并不打算手软），暴力是乌比斯环，一旦开了头，费力去停止只会付出更大代价。

开场的狂欢与结尾的闪弹混战是暴力的具象化，走不出的乌比斯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古老的谚语在现代社会屡试不爽。

扎根于人性的暴力，俨然成了不可抗力，无法预知、预防也难以抵抗。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镜头下的暴力世界也是一个男权世界。

女性近乎软肋般的存在。

在推进或是对抗暴力的过程里，她们无一不是失语的，像是无灵魂的、被动的容器。

与雨果的小说不同，影片中并没有如阿然让那样拥有无懈可击人格的角色。

在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警察沙威站在塞纳河旁陷入沉思；电影里的后半段，拉吉利也安排了类似的“沉思”镜头，Christ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沉默不语。

雨果的小说里用宽恕为恶指出了方向，而在影片里，这样的宽恕不复存在。

爱，变得很脆弱。

当失衡的高角度附拍镜头掠过日常的巴黎郊区，每个人走动着，奔跑着，阳光和尘埃淌过他们的头发，这些个体很相似，脏的灵魂，善的灵魂，看起来都是那么无足轻重的生命。

（其實沒想寫長評的，無奈超字數了。

我當然也關注移民問題，但畢竟了解太少，沒什麼可說的）法國於我而言不止是浪漫，更有革命情懷，最經典的莫過於原版《悲慘世界》的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幾百年過去，這世界還是這麼悲哀，壓迫、暴力、強權、傷害、反抗，舊有的因由沒有消失，新生的問題卻源源不斷，一切都在繼續。

本以為電影講到男主把芯片交給瓦達，故事便在這不公和壓制中結束了，沒想到緊跟著會有那麼激烈的樓道戰，最後停格在高舉的燃燒瓶和中彈孩子的臉上。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人性在此刻博弈，顫抖的手槍，靜止的燃燒瓶，悄然撥開的門梢，「這是場戰爭但勝利是不可能」。

反抗的圖景總是動人，在街頭就拋出磚頭，去商場就推出購物車，在樓道就拋下所有能拋的廢棄物。

然而當一切都走向失控，還能對這一圖景說出「動人」二字嗎，未免太過冷血。

但也無法譴責奮起反抗的人民，無法對肆虐的強權和仇恨無動於衷。

我們最終會被裹挾著走向哪裡？

从攻占巴士底狱到巴黎公社，法国巴黎绝对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老区。

甚至到了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法国人民也没忘记“断头台”这个传统艺能，借路易十六的典故向马克龙政府示威。

在黑人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中，革命老区变成了《悲惨世界》。

影片和雨果的名著关系不大，更像是《训练日》《底特律》《暴力街区》这三部片子的混合体，警察执法、种族冲突、贫富差距......题材不新鲜，故事也都耳熟能详，毕竟“法兰西斯坦”的名声早已传遍中文互联网，但是一个黑人导演拍出这样一部尽可能中立客观的影片，把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很漂亮的呈现出来，还是很受西方观众欢迎的，戛纳奖和凯撒奖就是明证。

“世上本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是片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里的一句话。

我是这样理解导演要表达的意思：庄稼是指国土，人还是指人，庄稼人指的是政府。

这世界上并没有哪一片土地，哪一个国家是肮脏的，也没有哪一类人种，哪一个民族是堕落的，只有无能的政府、落后的制度。

据说这部影片是基于历史上一些真实事件改编的，可以看到片中巴黎警方对基层的控制力非常有限，权力都落在了宗教领袖、帮派领袖手中，其中一个黑人头子的外号甚至是“市长”。

这就像《暴力街区》和《上帝之城》的情况一样，虽然这些“乡贤”看似维持了秩序，但是他们的统治明显建立在对底层更严酷的压榨之上。

巴西黑帮也许会在疫情期间替政府“强制隔离”，穆兄会也许会在清真寺里给孩子发甜品，但是维持基层运转的医院、学校、工厂、养老院等等，明显需要政府级别的力量去干预，当政府把基层甩给这些“乡贤”，基本上也等于抛弃了基层民众的死活。

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是一群黑人妇女自发储蓄“联合养老金”，说明当下的金融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把她们排斥在外，只能依赖于这种不成熟的自救手段。

凡是政府放弃的，牛鬼蛇神都会踩进来，这应该就是“小政府 大社会”的另一面吧。

看完这部片子很难不想到中国的种族问题，无论是前阵儿热议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还是疫情期间接二连三的“外国人特权”新闻，都能挑起国内民众的愤怒情绪。

法国的种族问题有其自身的历史根源，曾经法国的殖民地遍布非洲，非裔军团替法国打赢了二战，如今法国在非洲仍具有极大影响力，而这一切的负面效果就是法国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

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地位不同，隔阂肯定会存在，所以我只庆幸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也没有历史包袱。

2020年6月补充：最近美国因黑人青年遭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引发全国抗议，又让我突然回想起这部片子。

很多人在讨论美国抗议事件的时候总会默认美国是种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其实《悲惨世界》这部片子告诉我们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存在，殖民历史和地理位置造成了欧美国家存在大量黑人，而警方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和“为人民服务”完全不沾边，这就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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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除了异乡人之外没有闪烁着善良光芒的人的地方，这是法兰西种族矛盾的放大与缩影。

拉吉·利的这部处女作让人一下子想到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

同样是黑人社区中的种族矛盾问题，同样是由弱渐强直至不可收拾的暴力行动的螺旋式叙事，同样是审视所有人的客观眼光，只不过确实多了些“悲惨世界”的意境。

18年法国世界杯夺冠，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无论肤色年龄出身，都在高唱马赛曲，披带挥舞着三色旗，在凯旋门前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欢呼雀跃。

此刻，他们都是团结法国人，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导演为这个问题打上了大大的问号，“Les misérables”跃然于欢庆的法国人头上。

小狮子是一根导火索，引爆了原本危机四伏的火药桶社区。

导演在整个无厘头失控事件中设置的角色很耐人寻味，他并没有将我们带入到某一个人的视角观察世界、考虑问题，而是让观众以完全旁观者的角色审视整个事件，而手持摄影带来的视听盛宴却又让我们身临其境。

Issa偷鸡摸狗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在他遭受黑帮欺侮和警察的伤害与威胁时让人们对他产生同情，就算在他啜泣的时候有一丝怜悯，那么也会被最后的暴力报复抹杀得无影无踪。

泪水在这时不是孩子们面对不公的无力，而是浇灌仇恨的温床。

在警察角色上我们能确切地感觉到，导演难能可贵地有意将电影的主角们当做有着独立形象与人格的人，而不是符号。

作为白人警察的Chris歧视黑人，暴力执法，在出事后将重点放在无人机带给自己的名声损益上而不是救治小孩。

他俨然已成为悲惨世界酿造者中的一环。

同样，黑人警察Gwada有着与Chris相似的暴力的、没有同情心等特性。

但当Chris回到家中，他变成了受妻子宠爱的丈夫，两位宝贝女儿的守护神；Gwada回到家中，他变成了母亲面前脆弱的孩子，或许是内心的自责，对于同为移民后代的孩子的伤害，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黑人警察事后的一句“Putain！

”是懊悔，恐惧还是单纯的愤怒？

以及他怎样处理有着自己罪行的磁卡？

影片都没有给出回答，却在他归家时给出了模糊的指向。

最后警察由施暴者变为受害者，让人唏嘘。

而Ruiz作为异乡人，是良知的代表（虽然他也做出了包庇Gwada失职的行为）。

他不开下流的玩笑，制止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为受伤的小孩买药，威胁马戏团大佬射杀狮子等等。

但或许是因为他的沉默寡言，抑或是缺少的魄力，他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被整个大环境推到了悬崖边上。

当他掏出枪来对准Issa时，电影的讽刺力度达到了巅峰，有良知的人首先被推到了死亡的边缘，被迫与自己曾救下来的Issa对峙。

最后，良知是否会在Issa的内心中闪现，导演以省略作了答复。

电影中最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是它的视角。

客观/上帝视角有了可以具象化的东西——无人机。

当然，戴眼镜的小男孩同样也被塑造成偷窥狂和受警察侵害的中立形象。

巧合的是，在没有无人机的情况下，他依然在最后的大混战中通过猫眼成为暴力事件的观察者。

从无人机到猫眼，男孩的视线发生了变化，视角却没有中断，依然与观众同在。

多次俯视镜头，让我们重新审视着人们，审视着城市，而中间无人机视角下的夕阳，却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柔弱的一面与尚存的善念。

楼道内的战斗却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希望。

此外，另一个很独特的情节设置是暴乱前一群玩水的小孩向车内呲水。

从呲水枪到燃烧瓶，从笑脸到怒容，两种“暴力”的相似性有多少？

暴力对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是肮脏社会环境的恶果？

导演以《悲惨世界》中的话语作为回答，也作为影片的结束。

“从来没有坏的杂草或坏的人，只有不好的种植者。

”现如今已不是雨果先生时代的法国了，但他的话依然振聋发聩。

05年的暴乱有什么用呢？

无疑是种植者的又一次失手罢了，但流血的却是人民自己。

文｜十二辰子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

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

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

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

）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

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

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

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

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

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

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

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

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

）——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

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

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

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

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

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

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

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

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

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

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

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

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

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

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

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

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

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

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

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导演：拉吉·利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导演通过风格写实的镜头一改人们对法国的浪漫印象，故事简单到用“偷窃事件引发警民冲突”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充斥冷峻暴力的镜头语言下带观众目睹了整个法国社会矛盾的缩影，说白了都是殖民主义种下的恶果，移民、宗教、种族等遗留问题汇聚在一起时，才真正构成了现实中的悲催世界。

滥用职权的秃头警长会假借搜身之名偷吃路边姑娘豆腐，嘴里说着姆巴佩太飘，自己的行事作风却更飘，不仅作威作福还明目张胆的暴力执法，在他眼里那些非裔移民都是来自底层的病毒。

而黑人警察瓦达虽不似秃头那般嚣张却也十分高傲，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他信奉的原则是以暴制暴，即便是手无寸铁的小孩他依然会狠心的按下手里的枪，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情理之中。

男主斯蒂芬是这群疯子里的一股清流，然而随着事件发酵他也被周遭的暴力所同化，从一开始的商量也逐渐变成了威胁，直到故事的最后举起了手里的枪。

电影里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可怜的，被暴民围堵的警察是暴力执法的自食其果，而黑人小孩也是这种暴力环境下滋生出的刁民，导演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或许暴力本身就是一种恶心循环吧，穷山恶水出刁民并非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