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着一个完美的切入点：裕固族是几乎被历史遗忘、现实面目也逐渐模糊的民族，草原也是消亡中的草原，在这个充满历史忧虑感的背景之下，又是两个孩子踏上了寻源之路，用儿童这“祖国的未来”（导演语）的双眼和感受来寻找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水草丰茂的地方”，影片的叙事环境设计得可谓是精巧玲珑。

影片的主题是寻源，在这里我尽量避免用“寻父”来概括，原因在于，虽然母亲的形象一直未出现，但这个藏匿的、生病的母亲形象才是寻找的重心所在，如果说父亲象征着历史与政治感强烈的父权，那么在本片中两个孩子寻找的显然是母亲所象征的自然主义。

李睿珺导演显然非常善于利用隐喻性意象：爷爷讲述草原退化工业入侵时，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超越了他们的马和骆驼；而爷爷死亡之后，那匹被放逐又在一个月夜悄然出现的白马，充满了苍凉而又神秘的气息。

类似的影像在电影中堪称俯拾即是：白气球、指南针、地下流淌的河流、废弃的村庄，要搬走的喇嘛庙，乃至最后点题的庞大的工厂。

这些意味深长的意象，以及整部影片的影像把控，包括对于两个小演员的调教，都可以看出李睿珺电影美学造诣和出色的导演能力。

但在剧本上显然有提高的空间，两兄弟之间的冲突，尽管利用爷爷不厌其烦的讲述来介绍故事前史，但总觉得并不是非常合理，仅仅因为在爷爷家寄养似乎到不了这样的疏远。

一种解释是兄弟二人不同的经历已经在幼小的人生观上打上了不同烙印：比如哥哥上学骑自行车而弟弟骑骆驼，哥哥拥有冲锋枪这种“现代化”的玩具，而弟弟言谈中则总是流露出对游牧生活的向往。

二人恰恰代表了工业化城市化与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冲突。

而二人最终在水中的和解，也就证明了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需要一个栖息生命的源泉。

但如果是这样的设计，那么影片中段在二人关系的处理上，就显得有些漫不经心，毫无起伏。

在寻找水草丰茂地方的路上，虽然有着震撼人心的景色，但导演的调度却变得呆板，最糟糕的是喇嘛庙的那场戏，居然让老喇嘛直接说出了“父亲般的草原正在枯萎，母亲般的河流正在干涸”这样画蛇添足的台词。

更加值得导演警惕的是，意象和可延伸性的丰富也是双刃剑，当你在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设定中，最终只能做到一个维度的重复时，就不免令人失望，且显得展现卖弄多过真情表达。

比如对于裕固族这个民族背景的设定，似乎也仅仅成了背景而已，在充满政治正确意味的自然主义之外，影片中看不到对这个民族的关怀，民族情怀只能用开头和中间严重脱离叙事的壁画来点缀。

而壁画本身也恰恰成为了这种展示性利用的分形：看似丰富实则平面。

但作为一个83年出生的导演，毕竟限于自己的经历，能拍出这样成熟度的电影已经让人欣喜了。

影片结束后导演发言，说要感谢香港的冷气，让大家看他的片子时没有睡着。

事实上，导演应该相信自己的电影，也应该相信观众的鉴赏能力。

“爷爷说我们的家就在那水草丰茂的地方。

”李睿珺导演借用两个孩童的话语，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深深的人文情怀。

不想说的太矫情，暂且把它叫做“乡愁”吧。

乡愁——永远是影视作品中颇为讨巧的题材。

欧洲国家，例如希腊，就将“乡愁”这种泛化的情感上升到哲学理念与生命体验的高度（《雾中风景》）。

《雾中风景》中的两姐弟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远走他乡，或者从更高一层面上说，他们寻找的是希腊这个民族的文化之父与文明之根，通过孩子的视角表达作者个人对于文化、对于家园的思考，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主题。

反观中国大陆的这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优秀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主人公的选择上，选取了一个被人长久忽视的族群——流散于河西走廊地区的裕固族民；在场景的设置上，尽量做到了返璞归真，将一个现实中的草原生态赤裸裸的展现出来；在角色的塑造上，尽量删繁就简，只着重突出了兄弟俩在归家途中的活动；在声效的运用上，我们除了听到骆驼的嘶鸣，呼啸而过的风声，穿插草原地区独特的民族器乐；在主题的挖掘上，也并不刻意迎合或是执意摒弃某些观点和态度，基本上做到了水到渠成；而在情感的力度上，不强求不做作，自然而然的流露。

兄弟俩一路上生着闷气，彼此都不给对方好脸色。

幼小的年纪，单薄的身躯，牵着两头大骆驼，那样固执而决绝的向着家的方向前行。

因迷路而产生分歧，弟弟大喊：“只要顺着河流的方向走就能回家。

”哥哥回应：“我凭啥听你的？

”其实兄弟俩的矛盾无非是孩子的嫉妒心在作祟。

弟弟从一开始就嫌自己的阿爸总给哥哥买新衣服而自己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而气恼。

兄弟俩扭打成一团，彼此不依不饶，哥哥朝弟弟胸膛上打了一拳，随后撒手而去。

哥哥自知打重了，又不好意思去问候弟弟，只好求助于骆驼来安慰自己。

哥哥找到了一所快要荒废的寺庙，在庙里碰到了白发苍苍的老喇嘛，他想到庙里讨口水喝，并给自己的骆驼也喂点儿水。

老喇嘛让哥哥为自己遭到破坏的母亲河祈福，哥哥虔诚的拜了三拜，喝饱了水又和弟弟上路了，临行前，老喇嘛还将自己的一头骆驼送给兄弟俩。

淳朴的僧人给了兄弟俩继续前行的力量。

在这里，草原的风光已不再是歌谣里所唱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壮美。

随处可见倾圮的民居，退化的草场。

在那些久已荒废的洞穴中甚至还保存有精美的壁画，让哥哥一再的停下驻足欣赏。

由于水源渐渐稀少，兄弟俩找到一处水源就愈发的兴奋，哥俩脱了衣服跳进一条小河，打起了水仗，这也是兄弟俩唯一一次情感缓和的时刻。

在水花四溅中，他们俩表现的不再那么沉重，内心似乎不再背负着找寻家园的压力，而是一次彻底的释放与欢乐。

这才是属于孩子该有的性情。

吵了闹了打了疯了，卸去了心上的包袱，回家的路途却依然不甚明朗，兄弟俩顺着河流走到一处淘金地带，这里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牧民们抡着锄头，开着挖掘机在这片原始而丰美的山林间“大兴土木”，看看是否能挖出他们想要的财富。

兄弟俩看着眼前这一切，愈发的迷茫。

弟弟走上一处山坡，远处高耸入云的烟囱在吐着浓黑的烟圈。

此刻的兄弟俩在想些什么？

其实，到这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雾中风景》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殊途同归。

中希两国虽然文化不同、根基不同，但是内在的情感却有着耐人寻味的一致性。

《雾中风景》中的小姐弟到最后都没有找到他们的父亲，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里的兄弟俩仍然在追寻他们心目中的家园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面对如今所剩无几的水草丰茂之地，那些牧民们生于斯长于斯，给予他们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洗涤的精神寓所究竟身在何处？

面对工业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全面占领，我们还能否驻足回望那一片丰饶？

抑或只能哀叹，为它唱起末日的挽歌？

年仅32岁的导演李睿珺，已经拍摄出《夏至》（2006）、《老驴头》（2010）、《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以及这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四部长片。

在《老驴头》入围柏林电影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入围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将其电影事业向前迅速推进的同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亦作为唯一一部中国电影在2014年东京电影节竞赛单元进行了首映。

李睿珺无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影坛颇具代表性的新锐导演之一，他对少年、老人、农村、民族文化和生命轮回的持续关注，也成为具有个人特色烙印的母题，在他的作品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除了从孩子的视角对裕固族生存现状进行观照外，还引入类型片的叙事方式，在一场旅途中对自然母亲和文化之根进行溯源，充满了意象隐喻。

·公路电影叙事模式在艺术电影中的作者化运用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姚斯，在继承了前人“前理解”学说的同时，发展并提出了“期待视域”这一概念，即文本接受者在阅读文本之前，会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对文本有预先的估计和期盼。

类型片在遵循“家族惯例”的叙事模式、价值冲突、人物设置、地域空间、拍摄方式和表现风格上显示了某种连贯性和一致性。

如果说类型片是以观者的期待视域为准绳上下摆动的话，艺术影片往往带有更强烈的个人诉说意味，强调作者经验的表达和陌生化的效果。

我们容易在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电影中重复看到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质疑，却鲜见质疑方式和电影套路的重复。

相较于类型片，每个艺术电影可作为独立的美学系统进行解构和阐释。

当艺术影片和作者电影面临接受和市场的双重压力时，将个人表达与类型模式进行嵌套拼贴，无疑为艺术电影打开了新的大门。

类型电影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也不断吸纳强烈的创作者个人审美旨趣，以形成反类型、超类型。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即使在大范畴上仍处于艺术电影概念的统摄，但裕固族兄弟上路寻家，无疑使用的是公路电影的情节模式。

阿迪克尔和巴特尔是裕固族的一对亲兄弟，但因为家庭困难，弟弟阿迪克尔出生时就不得不将哥哥巴特尔送到爷爷奶奶家抚养长大。

巴特尔因此在内心里与原生家庭出现了极大的隔阂，兄弟二人即使在一个学校上学也几乎从不交流。

一年暑假到来，爷爷却突然去世，在弟弟阿迪克尔的劝说下，兄弟二人踏上回家的路程寻找自己的母亲，在路途中关系逐渐融洽。

“公路电影”本身是一个叙事空间概念，在“公路”这一形态下，可以搭载诸多类型的表现形式。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沿袭了“伙伴上路”的传统叙事格局下，充满了导演作者化的改造。

这种变通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价值和主流精神的态度差异上。

公路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好莱坞”电影的重要一支，《邦妮与克莱德》（阿瑟·佩恩，1967）、《逍遥骑士》（丹尼斯·霍珀，1969）、《午夜牛郎》（约翰·施莱辛格，1969）等，全都表现出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和对传统精神的逃离。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作者使用“上路回家”这种形式，追寻的却是传统伦理道德统摄下的追根溯源。

表面上看阿迪克尔和巴特尔是单纯的回家寻母，实则这两个孩子承载的是当下充斥着多元价值的冗杂社会中，作者对传统价值和文化的呼唤。

父亲告诉他们，如果在沙漠中找不到出路，就顺着河流前进，家就在水草丰茂之所在。

这里的“母亲”和“家”作为意象悬置在那里，有着裕固族甚至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象征，两个孩子代替迷惘的现代人踏上寻根之旅，表现出作者对历史与民族的忧虑。

孩子作为未来的象征，他们承担这一责任，也就看出作者更深的用意。

另外一处作者化运用，可以从人物设置上入手分析。

公路片的主角一般是“反成长”的，即通过人物的失败来体现社会对个人的压制和破坏，表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我们看到了反成长人物和成长式人物的掺杂。

阿迪克尔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巴特尔嫉妒他得到了父母全部的爱，却不知道父母总是记挂并出于某种愧疚偏向于巴特尔。

父亲经常给巴特尔买新衣服，母亲也总把巴特尔挂在嘴边。

两位兄弟在某种程度上平分了这个家庭的重心，谁也没有比谁更幸福。

在行路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弟弟阿迪克尔的聪明懂事，哥哥巴特尔的任性和自私。

两人的隔阂逐步消解，弟弟主动的坦白，哥哥用石头砸晕弟弟——形式上“杀死”抢夺父母之爱的竞争对手，两人合力找到河水，在“洗礼”后得到“救赎”。

到最后我们看到兄弟二人的成长，他们团结在一起对家庭代表的传统价值有了更为强烈的渴求。

他们的父亲更多地承载了“反成长”的意味。

当兄弟二人历尽困苦终于寻到家时，却发现父亲正在从事淘金工作，而这一直是坚守草原放牧的父亲所不齿的，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儿子心目中轰然倒塌。

最后父亲领着他们回家的方向是一片烟囱林立的城镇，所谓“水草丰茂”的家，除了表达环境保护的浅层意义外，只能作为理想画面安置在内心一角。

父亲的无奈暗合了这种反成长，也是美好家园理想破灭的代言人。

·农村、民族、宗教——作为文化奇观的呈现观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时，笔者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导演郝杰在《光棍儿》（2010）和《美姐》（2012）中呈现的农村面貌，还有导演贾樟柯在一系列影片中建构的汾阳小镇。

农村和小城镇的边缘生态，似乎是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片导演们偏爱的话语空间。

学美术出身的李睿珺导演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将农村空间、裕固族文化和荒漠图景结合在一起，唯美如诗般的画面中，提供给观者一个又一个视觉奇观和文化奇观。

苍蝇在骆驼眼周打转，白色的塑料水桶，兄弟二人在沙漠中偶遇的白色气球，残垣断壁中刻有裕固族历史的壁画，沙漠中的地下河。

这些陌生的符号作为导演个人意志的承载，吸引着观者的眼球。

而点拨二人的老喇嘛，更将宗教元素引入了这个奇观的盛宴中。

相传裕固族与维吾尔族都是突厥人的后裔，前者信奉藏传佛教，后者信奉伊斯兰教，由此成为两个民族。

抛开裕固族的由来不谈，笔者所思考的是，如若不再强调并贩卖农村（小镇）空间、民族差异，并且弱化神秘的宗教色彩，那么中国艺术电影又该走向何方呢？

或许这也是中国艺术电影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作为观众的经历因为事情耽搁，未能在10月23日上映当天观看《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忙碌期间，时常担忧会错过在大银幕上观赏的机会，因为按照以往艺术影片的放映情况，两三天时间基本就在院线排片中难寻踪迹了。

笔者一周后于当代MOMA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观看了这部影片，偌大的北京城，提供排片的仅剩四五家影院，由此已可窥见艺术影片在国内的遭遇，以及当前艺术院线尚不完善的现状。

当场放映厅内共有五人，坐在我右后方的女士在影片开始前一直在用少数民族语言低声聊着电话，不知是蒙语、维语还是影片中表现的裕固族语言。

在现代化的影院场域中，昏暗的灯光里一直伴随着听不懂的语言，文化碰撞的张力已在影片前悄然拉开，暗想如若作为少数民族在影院观看自己民族的故事，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啊！

当黄沙漫漫的西北场景伴随着骆驼的步伐壁画般缓缓延展开来时，右后方少数民族女士开始吃起了黄瓜。

努力压制的咀嚼声，顷刻间弥漫的黄瓜清香，在味觉、视觉和听觉间形成了一个想象的绿洲。

虽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仍不免生硬，但它就像电影中超现实呈现的那片草原，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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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八零后导演李睿珺，坚持自身的艺术取向，站在坚实大地的寸壤之上，将对于国家文明与百姓家园的思考放置于其作品之中，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所特有的冷峻风格，这与他艺术追求中所秉持的纯澈温润风格特质相结合，交织成为了这一部内敛深沉的现代启示录。

他用两个小男孩回返草原这一故乡母体的旅途作为故事主体，将自身对于家乡不再依旧的现实考量和焦虑心理投射在找寻的过程中，两人所见的茫茫大漠与干枯草原，结合对于故乡原来模样的怀念，体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所带来的冲击之大、之深，一览无余的平地上是创作者深沉的叹息。

一.创伤叙事的家园书写 影片的主人公设定为两个小男孩，因为父母的原因，他们从小便分隔两地，分别归父亲与爷爷照料，以至于当哥哥巴特尔被接去与弟弟阿迪特尔同住时，二人的矛盾一度不可调和，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一家庭背景塑造了整个影片“痛感”的一部分，兄弟两人因父亲的偏心而大吵，甚至在沙漠中大打出手，平时的相处更是难掩对于对方的厌弃之情。

作者将影片的叙述者定为两个孩子，给予了他们创痛的家庭背景，又利用他们去学校念书这样的现实情况，将家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剥离了出去，被迫使二人在母亲与爷爷皆亡，无人领他二人回家时，踏上返乡之旅，去草原找自己的父亲。

二人踏上了去草原的路，开始整个电影的寻乡之旅。

而在二人征服大漠的途中，沿路皆为干枯的杂草，没有一条河流，只剩一地沙砾，荒凉而破败，呈现出家园覆灭后的苍凉与孤独感。

弟弟坐在干枯的水井边，双眼无神地望向眼前的大地，记忆中水草丰茂的家乡已然不是曾经的样子，在幻想中出现的翠绿的青草河岸在一次转身后化为乌有，褪色成这片光秃秃的土地。

这一处对于家园的艺术化想象为影片添上了十足的风情，美丽的大草原背后，隐藏的是关于家乡的乌托邦式想象，是失乡者心目中重新构建的诗意化的精神原乡，同二人旅途中所见的荒凉与破败之景分立在话语两侧。

被现代工业文明摧残过后的家园呈现出丑陋的一面，也构建起家园叙事文本的异托邦。

影片展现了这样一个“去乡”的过程，而留给屏幕另一侧的观者以有关“怀乡”更大意义，剖开创痛的内核。

二.文明碰撞下的现代焦虑影片将叙事背景放置于乡村一方，引入了卡车等象征工业文明的物品，构成了城乡的二元对立结构。

这是李睿珺的电影中始终聚焦的一个关注点，立足于乡土大地，展现对于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激烈矛盾的思考和关照。

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下，代入了创作上的现代焦虑，将现代语境下的难题抛掷于观者对于影片的感悟之中。

由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强行到来，当地的生态遭受了巨大的浩劫，原先生活在草原的喇嘛也被迫搬离到别的乡镇上，随处可见的废弃工业零件被孩子捡起来当作玩物，卡车拉着一车的羊群，摇晃在驶离的路上，而再想起影片开头巴特尔对爷爷说的想要去草原放羊的简单愿望，此刻也淹没在工业化的浪潮声中，成为话语消散后的一层文明更迭的危机。

城市虽然在电影中没有出现，但不论城市是否真正在场，或隐或现的现代工业文明仍然是城乡二元对立中相互关照的文本。

影片中两兄弟对于消失的故乡所表现的孤独神情恰好成为了整个电影的基调，用孤独感砌成文化的断层感，当地人投身于淘沙与开矿之中，麻木而辛苦。

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加速着故乡的“失去”，而文明碰撞也必然导致家乡的丧失，水草丰茂的地方将只存在于内心，成为以后怀感的精神原乡和陌生化的精神映像。

导演用冷静态度旁观这一切，正如李睿珺自己说的：“我当然不会是带有放大镜去观察中国，但也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希望保持客观冷静的方式呈现转型中的中国的社会形势，供大家思考。

”他以此试图唤醒大众，不要总执着于现代化带来了什么，而是用反思的眼光思考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三.主体丧失后的文化寻根 该片在乡土背景之外，呈现了一种散文诗般的美感。

镜头的选取上展开了一个纯澈的人间，而且这种纯澈延伸至主观，便成了巴特尔与阿迪特尔两个儿童的视角选择，导演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加重了影片的反思况味，大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儿童的人生阅历不丰富，内心单纯。

对于家乡的认识也比较模糊。

而就是这样的群体。

在面对家园逝去、时代变迁时，恰恰更为可悲，他们就像是故乡的失语者，成了现代文明所无视了的一些人，而由于他们主体认知的不足，又成为了身份界定不清，未来还有无限可能的一群人，而原本处于时代变革浪潮冲击最深的中老年人，则没有过多的展现，原应作为主体的他们成为缺失的一角，而下一代的人生却被冠上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片中老喇嘛曾说，草原是父亲，河流是母亲，而他们这些文化的守护人却集体遁逃，同两兄弟无人照看的情况相同，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缺位，实际上要表达的也正是承担着养育功能的草原的逝去。

结尾中二人找到父亲，一同踏上虚渺的未来，从“两个孤儿”变成“三个孤儿”。

他们之于精神原乡已失去了主体性，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一部分，家乡的根毫无疑问走向了毁灭，油绿的草原被工厂取代。

故乡在何处？

他们注定踏上寻根之旅，也注定寻根无果。

这种文化寻根中还有对于传统文明丧失的强烈反思，带有对于失根的绝望。

伴随现代经济发展的波涛，在眼前的真实中，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对抗，而居于文明更迭夹缝中生存的人也被浪潮所抛下。

影片使用了“道路母题”，作为叙事主体的兄弟二人旅途中所见体现了文化的寻根与断根，而在结尾，深沉的电影影像也直击观者内心世界，体现了一种文化批评况味，以至于有了作者电影质感，能感受到冷峻的是观者，文化的去向怀乡之感也略有偏差的由“外乡人”体悟。

这种人物主体建构的崩塌，成为了创作中的审视态度。

在文明更迭后找寻精神原乡的过程，体现了创作者深沉的思考，它或在警示我们应当保护文化多样性，留有一片水草丰茂的地方。

在这个略感秋凉的十月份，中国的艺术电影突然迎来了春天。

多部高质量的艺术电影爆发式地接连公映，让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中国电影的盛世真的已经到来了！

不过相比起引发影迷狂欢的《心迷宫》，或者是贾樟柯的《山河故人》，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要低调得多。

没有“平顶山科恩”或者“科长”这样的头衔，也没有二人处女作便一飞冲天的喷涌，来自于甘肃农村的李睿珺走的是一种更加稳扎稳打的路线，刚刚32岁的他如今已经是四部长片的导演，尽管他拍片的速度并不快，但贵在扎实，每一部作品都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从《夏至》的初试啼声，到《老驴头》的崭露头角，再到名字同样不那么容易记住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时，李睿珺在中国独立电影界已经打响了自己的招牌。

终于，《水草丰茂》在参加无数电影节和影展之后，李睿珺导演能够第一次走入院线，接受市场的考验。

平日里的李睿珺，低调得让人看不出这是一个特别文艺范儿的导演，甚至还闹出过被影院工作人员拉去帮忙检票的尴尬。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平和地娓娓道来，一如他的电影风格般稳重，不过“我成不了阿巴斯、小津，他们也做不了我”这样的豪情壮志也可以看出这个文艺导演身上蕴藏的能量。

这次专访长达一个小时，记者试图全面的还原李睿珺导演和他的这部“西部少年派”。

聊电影：生活本来就很魔幻 记者：开始的时候有个老师在讲课，教授的是现代化教育，关于爱国情绪的培养，说祖国是母亲，最后那个老喇嘛，他又说母亲是大自然。

设置这种冲突，您是怎么考虑的？

您是不是其实更偏向于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否定？

李睿珺：也不完全是否定，这两者其实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你很难说谁对谁错，没办法简单的只去谈一个问题，它一定会牵扯很多东西。

很难说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诱发。

好比你心脏不舒服，医生会告诉你原因一二三，可能不只是一个诱因。

除非出车祸，就是一辆车撞到的，不是两辆三辆。

所以很难就抛开其它单独去谈。

当然我会很高兴有人能解读出来，有的人看不出来也无所谓，观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就理解到什么程度。

记者：所以您就把两方面都摆在那里，就是让观众自己理解。

李睿珺：对，其实我不想给观众一个固定的模式。

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没有什么对和错。

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很开放的，如果我闭合在某一点上，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一种强迫。

我觉得就每个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都不一样，那他们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

记者：但整体看您还是有些偏向于老喇嘛的立场。

李睿珺：的确会有一点。

我觉得在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现代化的进程，我们不能一直往一个方向跑，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当然任何发展都是矛盾的，那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东西会被抛弃。

我们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停下来发展的脚步，但发展势必就会造成这些问题。

所以它就是一个相对辩证的理论关系。

从我的角度来说，有一些东西能够被保留下来，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记者：最后那一场戏，一瞬间就起来那么多工厂，这种很魔幻的拍法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吗？

李睿珺：对呀，这部《水草丰茂》中有很多魔幻的地方。

其实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本来很魔幻，可能你出差几个月，回来发现房子没了，突然起了一片楼，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记者：片中用到了白马这个意象，很多导演在拍孩子题材的电影里会用白马的意象。

李睿珺：其实是因为情节的需要，剧情到那儿白马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并不是刻意去设计的。

其实我的电影里面一直都有动物，《老驴头》里的驴、《白鹤》里的仙鹤，再到《水草丰茂》里的骆驼和马，这都是电影里需要的，我不会硬生生塞一匹没有关系的马进来。

记者：但夜里白马出现的那场戏，就挺魔幻的。

李睿珺：对，那场戏它有几层意思。

首先白马是爷爷，回来安抚孩子的情绪，告诉他们要一直走下去。

包括我们用了铃铛的声音，片子中有几种不同铃铛的声音你可以去辨别，马的铃铛的声音是比较独特的，空明的，声音小的，相对还比较安静的。

比如哥哥在那个废墟里面的时候，听见那叮铃叮铃声就是马的铃铛发出声音，观众如果没注意到的话，就会觉得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记者：那个气球是想表达什么呢？

李睿珺：那是个气象探空气球。

因为西部有些地域非常大，不可能派人过去实地勘察，就会放气球，它会把数据发回去。

完成任务后，气球它就会自然地落下去。

这其实就是营造了一种超现实感，当然也有现实方面的考量，代表新事物的到来，科技的诞生，当然你也可以跳出局限去想更远的东西，就是魔幻的那一层。

记者：两个人骑骆驼的那个长镜头，让人感觉很像是骑在骆驼上拍的。

李睿珺：没有没有。

我们本来想用斯坦尼康的，但由于定器材定的有些晚，没能赶得上那个镜头。

最后摄影师就用肩扛的方法拍的，就故意处理地看上去和骆驼的起伏相似。

拍电影的时候肯定得有取舍，很难满足所有的观众。

我们会在客观的条件上，去实现我们认为的最好方式。

记者：片中很多的调度，都可以看出来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尤其是最后那场采石场的戏，调度非常强。

想问一下最后一场戏筹备的时间和难度。

李睿珺：那场戏拍了一天。

我们很早就开始筹备，踩完点之后去布景，把所有的道具都准备好以后就开始试戏。

然后正式开拍，我印象中那个镜头拍了六七条吧。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演员的问题，或者斯坦尼康的问题，因为地不平摄影师可能崴了脚，又或者骆驼的屁股正好把演员挡住了，总之片场会有各种小意外。

聊演员：弟弟演完电影后生活一如往常记者：那两个小演员，尤其弟弟的表演特别好，据说您专门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训练他们？

李睿珺：弟弟他本身就是那个村子的人，他之前也演了我的上一部电影《白鹤》。

所以他是有一些表演经验的。

当然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方式是不同的，那他就需要转换。

我的方式是先选合适的孩子，选到之后会去读剧本，反复给他讲戏，让他对故事有个整体上的概念，反过来他会对我有反馈，我就看他能不能记住。

之后就是背台词、排练，我们像排话剧一样去排练，再然后就去训练骑骆驼等等。

记者：已经有人认为弟弟应该是今年的最佳男演员。

李睿珺：他表演的那么好，当然应该是。

曾经有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白鹤》里的老爷爷不是在澳大利亚得了最佳男演员嘛，回来的时候正好过年，大家就一起吃饭。

小男孩就问“我为什么没有得奖？

是不是你们把我的奖杯拿走了？

”那时候他还很小嘛，不能理解。

我就说，爷爷年纪大了，可能再演几年就演不了了。

你还小啊，还有很多机会。

记者：那弟弟跟老喇嘛两个人在演了电影之后，生活上有没有什么改变？

李睿珺：他们还住在村子里面，跟往常一样生活。

记者：没有其它电影找他们拍戏吗？

李睿珺：没有，可能因为村子里的信息也比较闭塞，他们也没把这当大事，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孩子们也都很低调，在学校里面不会拿这个事情去炫耀。

他们特别懂事，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比如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怕他会耽误学习，所以在休息之余会帮他补习，布置些作业然后辅导功课。

到最后一共耽误了20多天课，但回学校考试的时候他还前进了好几个名次。

他是一个学习非常用心的孩子。

记者：小演员在影片中说话挺急促的，是当地的说话方式就那样，还是故意设计的？

李睿珺：可能跟弟弟他自己说话的状态有关系。

而且我们当地人说方言的时候都会比较快。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以一个真实的状态去呈现。

可能对这些东西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快。

下次我会尝试让他们慢一点。

记者：弟弟前后对待财富的态度并不是太统一，马就那样放走了，钱也就扔到地上，并不在意这些；但他会嫉妒父母给哥哥买东西。

李睿珺：首先这个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放生是为了积德，是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然后其实白马就象征着是爷爷嘛，当然要让它回归自由。

然后他又是一个孩子，他又会对一件衣服斤斤计较，这就是孩子，喜怒无常。

他们可能为了一件小事打得头破血流，或许过一会又如胶似漆了。

孩子有时候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他们不会思考这些复杂的东西。

解析主题：很多东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者：有一种感觉，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可以拿来跟美国的西部片做对比。

但美国西部片通常都比较浪漫，中国的会贫瘠些。

李睿珺：可能的确会比较现实主义吧。

但中国也有拍得很浪漫的西部电影，比如何平拍的《双旗镇刀客》，也是在这里拍的，包括后来的《天地英雄》，都有很多浪漫的成分在里面。

可能因为大家看到的西部电影，跟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

其实也还有别的很多片子，包括像高群书的《西风烈》、宁浩的《无人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导演的拍法不一样，决定了它的处理方式会不一样。

就好比做饭，拿到的材料不一样，处理材料的方法肯定也不一样，不会说按照一套方法去处理所有的食材的。

记者：《水草丰茂》比《白鹤》的命题更加宏大，您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可以把握更深远的命题了？

李睿珺：我想要拍这个故事，写了剧本之后就拍了，也没有刻意的要往哪个方向走。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其实所有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只要努力，肯下工夫，我觉得都能做得成。

电影也是这样，本身电影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总要去尝试，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记者：电影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它还是扎根于现实的。

李睿珺：当然，电影首先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它就会跟现实有关系。

除非是外太空的星系，它跟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那个只能靠幻想，幻想也许有人爱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太虚假了，跟生活没关系。

记者：在那个洞穴里面有玄奘取经的壁画，应该是有所表达的吧？

李睿珺：那里用了白马驮经的典故。

这个地方有很多寺庙，是唐僧路过时，要安放舍利而兴建的。

所以说这片土地上，佛教文化曾经非常的兴盛，包括莫高窟的东西是从这过去的，电影中出现那些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后来我们也看到了现实版的白马驮经，是在沙漠里面他俩出现的幻觉，也算对马的一个交待。

在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好像没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又留下了很多遗迹。

我们可以去想象过去这片土地发生过什么，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比方说马，过去有，现在依旧还有，作为运输工具，它依旧在这片土地上穿梭，但是有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者：所以贴在墙上的人民公社报纸也是一样的道理？

李睿珺：那个是我们就是选到了这样景。

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文明覆盖了另外的文明，仔细看的话会发现报纸脱落的地方，下面还有壁画呢。

那些报纸全都真实存在，就是那个年代贴上去的，还真不是我们做的，就是碰巧发现了。

原来还苦恼怎么体现文化交替，正好这洞窟里面有很多，朋友去那玩的时候发现了这些，就拍了照片给我看，我自己跑到那里一看，非常真实，就用到电影里了。

谈特效：写剧本时不考虑资金 钱多实现得就好记者：一开始的壁画特效，是不是已经暗藏了故事的结局？

李睿珺：其实它就是一个民族的背影，这么从斑驳的历史中走来的一个民族。

记者：很少有独立电影会使用像片头的那种特效，那一段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李睿珺：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的剧本里面并没有这一场段。

后来跟方总讨论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缺点什么东西。

那时候已经剪完片了，我们就想看看后期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补救。

讨论之后，最后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因为电影中就已经有很多斑驳的壁画。

用壁画开篇跟影片的主题比较贴合。

记者：说到特效就少不了那场草地的戏。

李睿珺：草地的那场戏是本来剧本里面就有的。

弟弟他其实是走入了自己的回忆，那是一段很超现实的情节，为了表现现实跟过去的一种对比的关系。

记者：感觉《水草丰茂》的资金投入比你之前的作品都大许多，所以在创作上可以自由一些？

李睿珺：对，是这样的。

我写剧本时候并没有考虑资金问题。

如果资金丰富，就能实现得比较好，如果资金紧张，可能会打一些折扣。

但电影总归还是要拍的，就是剧本的呈现程度上会有不同。

论大师：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 可他也做不了李睿珺记者：很多人都说您有小津安二郎和侯孝贤的影子，而这一部您又合作了伊朗的配乐大师亚丹尼安，他是阿巴斯的御用，《水草丰茂》或多或少有些阿巴斯的气质。

您觉得自己受这些大师的影响有多少？

李睿珺：你提到的这些名字，像小津、侯孝贤、阿巴斯，我确实都很喜欢。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那已经是60年前的电影了，我们却依然会发现，它的故事现在正在身边发生，依旧适用于当代中国。

因为中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种穿越感。

不过任何国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的早有的晚。

电影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展现的情感是普世的。

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可能《东京物语》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看电影之前都没去过日本，但是也会看得特别感动。

我的确特别喜欢这几个导演，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影响了我的创作。

记者：《水草丰茂》里的室内戏，很多镜头的确很像小津安二郎的视角。

李睿珺：我倒是没考虑过是按照小津安二郎还是按照谁的方式去拍，因为我拍的是我写的故事，跟他们没有关系。

当然在这个时代，我很难成为小津安二郎，也很难成为侯孝贤、阿巴斯，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成为李睿珺，对吧。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做好自己就好了。

这个世界之所以精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在片场，有时候我可能会改进度，脑子里想象的，包括设计的景、拍摄角度，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得有调整。

拍电影就是这样，它会跟实景有很大关系。

我每次都是先写完剧本，再去想所有的镜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就是去选景。

选完景之后，会发现其实想象中的东西，跟选完的景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每次选完景之后，回来会去调整剧本，根据景去调整，让剧情跟景更自然的融合。

即便调整完了，可能到现场还要再去调整，甚至可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但是我通篇会有一个大局上的考量，因为我的镜头语言毕竟是有统一性的。

不能一会是这样，一会又那样，那不行。

记者：您的电影以长镜头为主，以及一些定格镜头和横移镜头。

还有挺多的俯拍，但不是上帝视角，感觉像幽灵在那里观察。

李睿珺：《水草丰茂》中，在路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移动镜头就会相应多一些。

而《白鹤》本身固定的戏比较多，我会根据不同的戏去处理镜头的形式。

所有电影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我永远不会做形式大于内容的东西。

你刚刚说的俯拍，我有过考量，一个是场地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也许是奶奶的，也许是母亲的，因为奶奶跟母亲都曾出现过。

有时候我们会感知到一些东西，但或许它可能并不真的存在。

记者：感觉比较玄妙。

李睿珺：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玄的感觉。

自我定位：无所谓别人如何议论自己 不可能封住所有人的嘴记者：有很多专注于拍西部故事的导演，比如像贾樟柯他是汾阳人，他的电影或多或少的会有关于山西的情节。

那像您拍到现在也都是聚焦张掖这片土地，所以您以后都会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吗？

李睿珺：我也有一些计划不是关于张掖的。

有些故事未必就适合在张掖拍，我个人还是比较灵活的。

我会根据题材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量体裁衣吧。

记者：回到贾樟柯，他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但国内有很多人质疑他，说他拍的电影是电影节定制电影，对此您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

不光是贾樟柯，从张艺谋早期就一直存在。

记者：您也是走电影节路线的。

李睿珺：当然也会有人议论我，我无所谓。

你不能封住所有人的嘴，他们说什么是他们的事，我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行，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什么。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拍现实题材的电影，这种事是否难以避免？

李睿珺：现在市场上的主流电影都跟现实没太大关系，我做一个这样的文艺片，难免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对于一部电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记者：像您之前参加过的青年影展，现在走出来很多导演。

像郝杰就比较顺利，他的新片会有明星加盟。

郝杰走的就是独立导演出身，慢慢地走上商业的道路，那您对此怎么看？

李睿珺：这种事情很正常啊。

如果拍一个层次感特别强的戏，非职业演员是演不了的，必须得用职业演员，而像《水草丰茂》，非职业演员演起来效果就会更好。

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得去考虑电影题材本身。

我永远是去找和题材气质相符合的演员，而不会考虑他是不是明星，那都不重要。

记者：像郝杰的作品口碑一直都还不错，但青年影展也有出来一些导演，像胡笳这样，他去拍了《奔跑吧！

兄弟》大电影。

李睿珺：啊，那个我还真不了解。

记者：您怎么看待独立导演去拍这样的电影？

李睿珺：其实也没有什么，每个人都有的想法。

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有人喜欢吃粤菜，自己想明白就好。

他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只要他们自己觉得不是被别人逼迫着做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记者：像《少年班》的新人导演肖洋也是剪辑出身，他也说自己穷的时候剪过婚庆片，拍一些小广告。

那在您看来新导演成名之前，是不是必须得经历这些阶段？

李睿珺：除非是富二代，不然人总要过生活。

其实做那些也没什么，不过因为身份是导演嘛，人们就会更多的关注，好像有多传奇、多伟大，其实那就是正常的生活。

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特别自然的一个事情。

如果当时没别的工作，有这么一个活儿能够维持生活，靠自己的能力赚取报酬，也不有丢人啊。

议市场：观众看电影就像找小姐记者：您之前说过会去电影院看《分手大师》这样的电影，去观察这些电影的受众，去研究他们为什么会看这种电影。

但你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拍出来的电影还是对于普通观众有一定距离，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这两者看上去挺矛盾的。

李睿珺：没有，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普通观众，那只是观众认为我拒绝了他。

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某种类型的电影，而我却拍了一部《水草丰茂》，观众也许会觉得我是在拒绝他们。

就好比一个地方全是吃川菜的，我突然开了一家粤菜馆，当地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在拒绝他。

不，我只是在丰富他们的口味而已，希望观众有更多的选择。

记者：您曾说过现在中国观众进电影院看电影就像找小姐，是花钱找乐子的。

李睿珺：对，观众会觉得进影院看电影就是放松的嘛，花了钱看到想看的电影，享受到服务，很正常。

记者：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烂片，观众都去骂他们，票房却特别好，他们花钱并没有找到乐子。

李睿珺：他们去骂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找乐子的方式，找乐子不一定非得逗他们开心。

观众只是用了另一种的方式去宣泄情绪，其实就是在找乐子，是一样的。

电影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跟唱KTV是一样的，也不管看的是好片烂片。

放眼未来：也许去拍科幻片记者：传言您要拍关于农二代的题材。

李睿珺：是是是，我之前的确有这个打算，要拍关于农二代的电影。

记者：还有个是战地的当事人。

李睿珺：对，是一个战地记者的故事，这几个计划都是不一样的题材。

记者：这些都在计划中？

李睿珺：对，我甚至还想过有没有可能拍科幻片，这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科幻这部分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吗？

现在有好几个导演都在做科幻片，好像大家对科幻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了。

李睿珺：科幻其实是源于我在好几年前的一个想法，大致就是讲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故事。

但我其实觉得这个项目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

我只是想说我会有不同的想法，并不是局限于文艺片这种类型。

记者：这么多项目中，哪一部实现的可能性最大？

李睿珺：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正都在推进之中，也许我特别想拍的没成，反而不在我计划之内会突然冒出来。

我原先是没有《白鹤》这个计划的。

我在修改《水草丰茂》的剧本时，看到一部小说还挺好的，就觉得暂时还拍不了《水草丰茂》，但是能拍《白鹤》，便先拍了《白鹤》。

拍电影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原载于凤凰娱乐 http://ent.ifeng.com/movie/dianyingrenzaixian/special/dyrzx119/

置身于乡愁之中，或之外TT：早春三月时，在杭州有个创新影展——今年是第三年了，这个影展是后窗看电影和《都市快报》合办的，选片范畴很宽泛，剧情纪录都可以，昆曲《红楼梦》这样的戏曲片也行，方法上有很传统的也有很先锋的，基本上是新人新作，以作品质量值得到大银幕上一放为标准。

没什么大导演大明星，来看电影的不光是文艺青年，也有普通市民，在电影放完后，会有导演或其他主创与观众的一个交流。

这真是个朴实的影展呐，但我却在这个影展上看过特别让我惊艳的电影，比如《唐皇游地府》，而且看过的电影都在水准之上，没有什么让人看了觉得浪费票价或浪费时间的，比起院线烂片们，简直画出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另一条水准线。

去看电影时，我又见着了后窗看电影的水怪，还正料峭春寒着，他穿着羽绒服，头发有点乱糟糟的，让我想起露天电影的时代，那些带着机器在田野与厂区出没的“电影人”。

今年看的电影中，有一个是李睿珺导演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片头是一幅壁画，像莫高窟那样的，记载了中古时期西域文明到达的文化与审美的高度，线条、色彩和人物，都美极了，而壁画在剥落着剥落着，字幕里说，曾经在西域十分强大的回鹘族，慢慢地衰落了，现在只余下一万四千多人，他们在解放初的民族调查与确认中，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裕固族”，取“富裕，牢固”的意思。

这个开头有点儿像个电视专题片，手法上有点笨，但因为壁画本身如此美，配的音乐又非常好，所以还是让人进入到了“内容”本身，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最后一小块壁画，一个一骑绝尘的红衣骑手，也剥落了，画面上出现一个穿红衣的牧民，他微胖，疲惫，背着一个巨大的布口袋。

他把两个孩子托付在镇边住的爷爷家，说要带去更远的地方放牧，黄沙漫漫，这里已是一片戈壁。

自然与文化似乎都走到了某个终点。

爷爷又高又瘦，一大把白胡子，他的面貌就像壁画上的人一样，那是他继承的历史，他穿着中山装，那是他经历过的时代。

但他身上，历史与时代没有留下多少负担，他不仅与世与争，简直是与时无争地，平静地处在终点上，劳作与信仰就是他的一生。

——出现在这个片头的爷爷给电影带来了一种阿巴斯的风格，或者让人想到更早的伊朗电影《静谧的生活》。

他为什么如此平静？

因为他的私有财产少得可怜？

他不曾占有什么也不将失去什么？

然而再也没有别人能像他那样平静了。

人类越是想把这个世界占为己有，就越在降低这个世界适合人类生存的程度……两个小兄弟在爷爷去世之后开始了往“水草丰茂的地方”寻找父母的路途。

他们在自然与历史的废墟间穿行，为了使这故事有起码的冲突，设置了兄弟之间的矛盾，哥哥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父母因为愧疚也更溺爱他，给他买更多的玩具与衣服，弟弟跟着爸爸妈妈在游牧中长大，他更有生存经验，也对游牧生活有更多的回忆与向往。

但导演没有尖锐化他们的冲突，而安排他们在一座喇嘛庙里和解了。

只是水草丰茂的家最终也没有找到，草原深处也建起了工厂，开始开采地下的矿藏。

这个“寻父”的故事，拍得并不深刻，甚至于有些平淡，但却有种动人的气质。

——这种气质，来自于孩子，骆驼，来自于沿途的悲凉辽远的自然景观，与被人抛弃的一处处破壁颓垣。

导演对于主题，显然揭示得过于明了，喇嘛庙里的僧人说他们也要因为缺水而搬迁，但那个地方植被葱茏，显然是一处名胜吧。

最后孩子们遇到父亲时他也加入淘金的行列，这也过于戏剧性了。

导演把他的焦虑和惆怅过多地加在了情节与镜头之中，比如夜里在废墟中一个晃晃悠悠的长镜头——晃悠是技术原因造成的，导演说本来想用航拍而航拍团队的档期等不到，只好用一个普通的摇移镜头。

但这个镜头本来是孩子的主观镜头，在向更远处的荒废之地移去时，变成了全知全能的客观镜头，而且加得很长，这种过于明显的导向对于观众来说反而带来警惕。

但是总体而言，导演保持了一种缓慢的节奏，在这个节奏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物，两个孩子，爸爸，爷爷，得到了纪录片式的完整呈现，他们的卑微带着光彩，带着无论如何贫困的生活都因亲情而萦绕着的温暖与幽默。

这个预算不会宽裕的电影，还是尝试了下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骆驼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曾经搭过毡房的草原，但这里已经不复有风吹草低见牛羊了——水草丰茂的回忆是用动画来模拟呈现的。

看到这里时我忽然奇怪地联想到《星际穿越》，在诺兰的科幻片里，他却是实景拍摄，真种了五百亩的玉米。

乡愁用了虚拟的图像，而未来则用的实景拍摄，其中除去预算之类的场外因素，导演的这种内容与方法的错置是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产生了某种象征性：未来必须携带现实的质感，而乡愁却有可能是某种虚拟的痛楚。

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一方面是这颗蓝色的星球已危机四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却让人去眺望更远的宇宙与更远的未来。

每一个都不是孤岛，虽然互相之间看上去如此不同，如此不相关。

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对生态的忧虑，历史与文化的流失的同时，《星际穿越》这样的电影已然在宇宙间寻找新的落脚点。

而最新最好看的爆米花电影《皇家特工》，核心的讨论命题是：如果人类是病毒，地球是宿主，是不是人类应当自裁以挽救它的宿主？

反派虽然被消灭了，但这个问题却没有被消灭。

——TT，你看，所有人面对着同样的现状，正向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

李睿珺是没有什么答案的，他止于对现状的描绘，如果说乡愁有某种意义，也许它促使人去保存某种记忆。

就像壁画里保留过的那个一骑绝尘的红衣骑士一样，李睿珺为我们保留下了这块渐成荒漠的土地上的，最后的牧人，祖父，父亲，孩子，如果没有这块土地上的卑微的人，没有出路的又苦苦生存的人，为孩子买一件新衣服的人，那么地球本身，应当根本不会介意它到底覆盖着的是冰川还是森林，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

写到这里，忽然又想到了两个作品，一个是李娟写的《羊道》。

她写最后的游牧民族，他们赶着羊群逐水草而居，阿勒泰本身就是黄金的意思，但牧人们只是从山间经行而过，并不想将地底的宝藏据为己有。

她不批评那些去淘金的人，但是她爱自然和传统。

另一个是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星》，最后那颗奇异的，可以存储记忆的星星里，他放进了他的最美的俄罗斯的树林，池塘和小屋。

写到这里。

七七。

四月。

先说好，这个电影非常压抑，我看完抑郁了好几个小时。

两个少年的奇幻（并不）漂流。

电影里由喇嘛说出的一句话，很直白了表明了电影的两个互喻：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像父亲一样的草原枯萎了。

现实环境，草原退化，沙石覆盖。

母亲和河流一样干枯生病，父亲放弃游牧开始淘金。

关于土地沙化用了很多方面去刻画：没有草了，所以要卖掉羊；没有水了，打井到二十多米都不行；回家路中的补给处水也干涸；不断的开山淘金。

暑假结束，兄弟俩要回家过暑假，其实爷爷本来也要去的，只是赶不上了，兄弟两人走上了回家之路，应该也算是个公路片，一样的简单，平凡和孤独。

一起上路的兄弟两人互相羡慕互相埋怨。

弟弟觉得父母偏心哥哥，父亲只给哥哥买新衣服，母亲总是专门为哥哥留一碗饭，即使哥哥并不在。

哥哥认为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父母因为弟弟而把自己送走，因为考虑爷爷不接自己回去，他们根本不爱自己。

弟弟早慧，他比哥哥看起来更懂事乖巧，其实是自责吧，相必在上学期间，没少受哥哥的冷眼。

一旦看到哥哥的委屈，恐怕都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好心疼。

哥哥总是一脸冷漠傲娇，比如在弟弟面前故意炫耀父亲只给自己一个人的气球，比如明明很担心弟弟在地下通道的安全，看到弟弟快上来了就跑的远远的假装毫不关心；比如被黑暗山洞里的飞鸟吓pee惊声尖叫跑出来一见弟弟就立马收声若无其事（这里真是笑死了）讲几个画面非常触动人的小细节：全片油画质感，开头的一片暗色中父亲的红头巾点亮了屏幕。

爷爷和弟弟身骑白马。

弟弟披着毯子靠着骆驼睡着，真是夜幕光华全都倾注于此。

两人跟着骆驼经过一个两侧都是山体的通道，抬头是一线天，环望四周压抑逼人，道路呈弯曲环状，视线部分被前方的山壁遮挡，但是主体又是动的，这种曲道通幽而后豁然开朗的感觉很特别。

又见到一个新气球时，哥哥非常sweet的让弟弟去捡，和前面的炫耀伏笔对应，月光下，两人的影子投射在巨大的气球上，真的是像诗一样。

有几处幻像：1、弟弟恍惚中在沙漠里看到了四个和尚牵着一匹白马穿行沙漠，后来哥哥在洞中的壁画上也看到画像。

2、骆驼将死时，弟弟看到几年前家还是水草丰茂时父亲给骆驼鼻子穿钉。

3.弟弟被早前放走的白马惊醒，而后白马又消失在淡雾中，应该是爷爷吧。

全片兄弟互动非常多，当旅程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心结有没有解开，对于哥哥来说，因为爷爷的死，他得到了永久回家的自由，但是家已经不完整了。

对于弟弟来说，因为自己的出生给哥哥带来的爱的分割的自责不知道会不会少一些。

影片结尾父子三人看人新起的工业区飘出的浓厚的白烟的场景，给我的感觉像非常像《夏天里的大人们》开片孩子们对着工业区写生的场景。

摄影不错。

前95%理想主义，后5%反转之后为环保主义（正常难免，不好苛求）。

最棒的是它和近来好多少数民族题材的新片一样坚持自己民族生活的叙述逻辑，跟不断"侵入"的城市文明或主流文化背景做平视和现实地探讨。

不做仰视亦不是简化肤浅的表现自身的文化，日常。

这反而使得他们的困境共通为同为人的困境，他们的梦想共通为同为人的梦想。

身份地缘种族种种区别反而成为外在和次要的东西。

我们一起独特，妥协，努力挣扎，在同一国家的名义之下。

妙不可言。

给这部电影高分，是因为这是一部意义大于技巧的电影。

电影将当今严重的而环境问题，以一个真实的西北，一叶知秋的方式拍出来了。

今天尝试了一种新的影评方法，在看电影中将一些感想语音随时记录，然后归类整理、疏通文字，可能有些琐碎，不过，一定严重剧透了！

^_^—————以下剧透—————这部电影对于未来会成为一部很有意义的资料片，它记录下了，这个年代中西部的那些正在退化的草原、那些残破遭人遗弃的房屋、西北地区小学的样子、家里的摆设家里人吃的东西。

开篇，讲述一个学校的故事，和我记忆中的小学是那么不一样，在那样一个慢接节奏的世界，仿佛看到了很早很早以前的我们是怎样地的生活。

去年十一的西北之行让我能够更好的想象那样一个荒凉的世界，一望无际感觉自身渺小的一个世界，自己接着现代科技驰（汽车、火车）骋在广袤的大草原上。

只是那时的我还无法想像在那样的，一个世界中还有着一群人在过着他们的生活。

去一个地方，往往只是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起步、一张门票，看到的只是最表层，如果要对这个地方真正地了解，还需要通过书籍、电影、各种资料资讯，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看见那个立体的世界。

在西北玩的时候，去的都是比较成熟的景点，只要身上带钱随时有水，并没有意识意识到，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最重要的竟然是水。

曾经的黄金牧场如今已是荒地一片，当中的原因就是河水没了。

为何没了？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我自己所在的长江可见一斑，长江已经是一层一层的拦水发电，从最大的三峡大坝，然后一层一层地往下建水坝，曾经在90年代河水漫过堤坝、跨过堤坝的我们，现在已经面临最低水位警戒线了。

为此，我们不得不在下游也建一个水坝，而我们的再下游鄱阳湖将会更加的缺水，如今它早已经只是一个湿地了。

电影的两个主角应该也是选的当地人，出演他们自己的生活，这样更真实，同时也更容易驾驭，比如，那个小孩他自己独自将骆驼整下来让他下骆驼，还有他拍老马去带路这样一些细节，在未来当他们不再这样生活的时候，已经很难记录了。

电影的框架很好，这样一种构思，让我想起了很早看的那个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通过两兄弟回家的路上，把真实的西北勾勒了出来（即使去过西北的我，都觉得自己看到的不真实，只是借着高科技的道路，在那边高大上地晃了一圈）。

两个人当中，其实是弟弟更像哥哥，他不仅懂得自己的哥哥在想什么，也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他，弟弟求哥哥一起出发的那一段，弟弟的坚持，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原来是那么容易地会放弃。

而哥哥则更加地任性、不负责任，在课堂上也更加的调皮捣蛋，他会在自己水不够的时候，趁弟弟睡着的时候把水调换过来，会在弟弟的骆驼要病死的时候，把他打成呼吸困难，然后自己逃跑了。

对于电影中哥哥恨父母、两兄弟势不两立的情况，我想了很多，这也是我们独生一代无法经历，我们下一代必定经历的一个困境，而我们却没有足够地经验去教导他们，即如何地与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相处。

像哥哥的遭遇，哥哥那么的仇恨自己的父母，这当中父母碰到了小孩心里最深处的东西，也教会我们在带小孩的时候也千万不能出触碰的红线——就是小孩是怕被抛弃的，千万不要说，不要他。

而父母对两个小孩的教育是失败的，这也是很多空巢家庭面临的问题，父母无法同时带两个小孩，这当中必然就出现了偏袒，父母因为愧疚给哥哥最好的，弟弟全都看在眼里，所以弟弟憎恨哥哥，而哥哥因为看不这一切，看不到父母的爱，父母的爱没有传达到他那里，（小孩对父母的爱，全部都来自于陪伴，注意，是全部。

）所以，哥哥是憎恨父母的。

这样一个情况怎么求解，我只能纸上谈兵地设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哥哥爱，然后授权哥哥，让哥哥爱护弟弟，让弟弟感受到他一样的东西，让哥哥传递下去，而这当中，最关键的一环自然是，始终保持父母对两个小孩的陪伴。

这部电影的意义大于技巧，镜头我只记住两个：一个是新旧黄金草原的对比方式，那种特效，以及用父母的出镜来区别时间，处理得很好；另一个是两兄弟晚上玩悠悠球，弟弟教哥哥的场景，很具代表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各种回忆，因此也巧妙地用气球作为背景，用影子而不是真人的方式，更加地具有普遍和共鸣。

以下一些碎碎念。

这部电影让我更加亲近地接触了一下骆驼，这也算弥补了在那些贵的要死的景点的一个缺憾。

骆和驼峰也很生动，在骆驼精神状态饱满的时候，在老喇嘛送弟弟新的骆驼的时候，驼峰都是鼓的，而哥哥的骆驼它的驼峰已经瘪下去了。

我很惊异地发现这个电影居然拍到了当年的莫高窟（也可能是西千佛洞吧），同时在小孩进入的时候内一面墙上写着的各种人物，到时一游，也同样的令人触目惊心，这些曾经在旅游的时候有导游说过，但是自己见到的时候，那感觉还真是不一样，真是觉得心痛和游人的愚昧。

最后，电影的意义。

电影中处处显露着现代社会对当地人生活的入侵，从飞机上掉落的那些排泄物品，那个用于气候勘探的大气球，只是到后面特大的一个炼化厂，曾经以放牧为生的老爸也不得不坐做起了矿工。

当那个世界的母亲河流不再的时候，赖以生存的一切，那些牧民养的羊糕，还有那些喇嘛们，也都无法在这个土地上存活，其实现在社会对他们最严重的入侵，就是让他们的环境恶化、河流不再，把他们的根都已经嚼烂了。

这样一部记录片，面对于当今中国面临最困难的问题——环境问题，在西北是水的问题，而在闹市的大江南就是空气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了。

我们虽然物质繁荣了，但这繁荣背后的苦果，这快速崛起的经济背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才开始看到，同时也引发我们思考，这样的繁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巴特尔和阿迪克尔兄弟俩一直分开生活。

他们的父母是祁连山北麓裕固族的后裔，无暇同时照顾两个孩子，所以哥哥巴特尔被送去镇上，和爷爷住在一起。

成长在迥异的环境下，兄弟两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们都在镇上和爷爷住在一起。

然而，爷爷在暑假突然去世，说好要来接他们回去的父亲却迟迟没有到来，弟弟阿迪克尔决定和巴吐尔去草原深处寻找父亲。

乍一看，影片像是和中国现实情况颠倒过来的留守儿童的故事：上了年纪的人带着孩子住在城(镇)里，年轻人反倒生活在传统的游牧环境里。

这个伏笔在最后两个孩子找到父亲那一刻被揭晓。

从故事发生地来说，这是导演李睿珺第三次表现自己生活环境里的人和事，在中国电影版图里很少看到的西北草原与荒漠，寄托着他对传统生命观与现代化转变的理解。

每到春季，北京一遇沙尘天气，人们的心中就好像有个开关被打开，提醒着他们睁眼看看西北的沙漠化问题。

所以，当李睿珺在电影里把沙漠化放进他的故事中时，不免会被贴上“环保电影”的标签。

但实际上，他的故事并没有讲述环保问题本身。

在他的第二部电影[老驴头]里，老驴头之所以固执地要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凭借一己之力与土地沙漠化抗争，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土地，他的一生、他的祖坟就在那里。

给他动力的不是环保意识，而是自身受到侵蚀的紧迫感。

与此同时，年轻劳动力缺失，荒芜的土地本身也面临被征收开发的命运。

与土地一辈子捆绑在一起的老驴头，在自然环境和现代社会面前，经历双重挤压。

在这股裂变中，死守传统的个体十分被动。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里甚至都没有直接提及沙漠化的问题(只在少数言谈中涉及，未深入展开)，但当两个小孩决定从镇上向草原深处寻找父亲时，这种从现代城镇向自然环境过渡的探寻之旅，本身即蕴含了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意识。

尽管这种反思并不高明，依旧是在说工业开发带来的自然破坏这种老论调，但它的确仍然是未受到重视的现实问题。

而本片略显高明的地方是，它把视点放在两个关系疏远的兄弟身上，以他们互相走近的旅程，观照自然生态的变化。

恰如吉姆·贾木许在[离魂异客]里，以一列向西行进的火车，把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的野蛮迹象暴露出来。

但是，不能因此就把[离魂异客]看成是一部揭露文明暴行的电影，在这个基础上，它其实诉求更多，主角游走在野蛮文明之外的孤独气质，诗意而动人。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是如此，电影终究是在传达一种情感，自然环境无论是处在一种被破坏的状态，还是说是现代化潮流下，不可避免要发生的转变，都是对当地人原有生存状态的一次冲击。

李睿珺面对正在裂变的家乡环境，必然会在其中嵌入自己真实的生存体验和成长感悟。

那种我们称之为乡土气息的东西，正在消逝，或者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电影把这份渐行渐远的传统与自然，附着在儿童童话般的旅程中。

不过，最后的镜头还是把兄弟俩拉回到了现实。

他们按照父亲所说的——“在草原上迷路了，就沿着河流走，在水草茂盛的地方就能找到牧民的家”——去做。

然而，他们只能沿着一条干枯的河流走着，草原荒芜，沙地遍野。

好不容易有水的河流出现了，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而是飘着废气的工厂。

他们的父亲成了一名现代淘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