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看完之后真的是五味杂陈。

这是一部很勇敢很诚恳的影片，它直面了一些真实的问题，没避讳也没托辞。

养老问题是一个非常真实和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养老问题是社会支持系统失灵、公共资源匮乏导致的，我们可以说是社会和家庭抛弃了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去指责，但真实的生活就是复杂和暧昧的，所有的社会支持都是要耗费资源的。

责任推给政府，政府需要掏钱，钱从哪里来，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怨声载道了，经济下行压力传导整个社会无人幸免，选择就是顾此失彼。

责任推给家庭，我非常理解照顾老人和残障人士是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尤其在现在少子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每一方都陷在困境中，政府、家庭、养老机构和院友，无一幸免。

影片中有一幕让我感触颇深，希望之灯渐次熄灭，未来一片晦暗不明。

还有一处我很感慨，当养老院被关闭的时候，院友们纷纷指责记者多事，为了流量或者揭露真相的冲动而不顾院友利益。

记者悔恨也好委屈也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但这里是将矛头指向了群众内部，而社会支持系统这个最应该参与他的一方却在讨论中隐身了。

记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就是揭露社会问题，接下来就应该全社会来反思和探讨解决方案，当然这很困难，但如鲁迅所说，要做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强者。

影片还讲述了养老院长借职务便利性侵智障人士的事件。

现实中哪怕是正常女性控告性侵都步履维艰了，更何况受害者还是一个神智不清无法清晰表达的智障人士。

有些人一旦掌握权力，便一定会使用它，挥刀向更弱者，这已经屡见不鲜了。

最后，影片叙事上克制又动情，极具渲染力。

虽然节奏上略显割裂，但瑕不掩瑜。

看到香港上映後好評不斷，帶著少許期待去觀賞《白日之下》，看完出來不至一無所獲，演員們的演出都算是亮眼，不過電影本身的觀點與形式卻讓我有些疑慮。

最大感覺這部電影是對議題作娛樂性處理的電影而非真正探討有關殘疾院社的照護及延伸的社會問題。

全片以作為記者的女主角成長為核心出發，電影是關照著她的，到電影後半，甚至是會讓我思考作為記者的意義，但等一下，原來是講記者啊，我一直以為是講香港老人照護問題…電影也沒有希望我們理解殘疾院舍的問題所在，只點出他們做得多惡劣，沒有試圖呈現他們的另一面，彷彿世界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電影的最後，一眾院友因院社關門而被迫搬遷，鏡頭關注的還是女主角，姜大衛飾演的老人甚至跟女主角說出「不要因為做了對的事而感到愧疚」彷彿只有她是正義的。

因為這是真人真事改編，在真實社會中，這些事情被揭發可能的確對社會帶來正面作用，所以我無意否定真實事件本身，但電影則是導演觀點的選擇呈現，電影通篇沒有打算真正關心真實社會事件受害者的感受，在描述的篇幅中基本上都是說他們有多慘。

正常人與壞人/被害人的界線分明，有種站在高處悲天憫人的感覺，連片頭片尾的白日意象都忍不住讓我有這種感受，片中多次說到院方沒有把院友當人看，但在我的觀影體驗上，電影也沒有把院方以及院友當成立體的人看待，他們只是單純擔任了加害者/被害者。

在現今關注社會的方式如此之多，一部電影利用真實事件去達到娛樂性以及歌頌記者揭發黑暗事件、歌頌站在道德高地之人，到底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電影開首女記者訪問從事社服的人員香港有關照護的問題是什麼，點出如土地、人手不足、政策跟不上等等實在的問題，但後面卻沒有打算要真正探討，實屬可惜。

從形式上看，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議題電影，以我所理解的最港式劇情片形式被呈現，就是以戲劇張力掛帥，再以專業演員的賣力演出動容觀眾，一切的出發點都是要好看/娛樂性，這在以娛樂性為主的香港電影中可以說十分合理，但作為議題電影，個人會期待看到更真實的影像能被呈現，該如何面對一個如此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只是在獵奇的社會事件裡走一遭。

作为记者，最感同身受的也就是那种无力感。

新闻没办法抵达真相，法律也没办法对付恶人，一切就发生在白日之下，那么真实，那么绝望，最后连愤怒都麻木了。

和《不止不休》歌颂纸媒黄金时代，处处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不同，《白日之下》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闻已死的味道。

你不可能改变世界，你只是记者；报社效益不好，深度部随时可能被裁撤；实习生面前不要谈待遇，让他们保留最后一点理想；领导不喜欢社会新闻，要做领导喜欢的内容；做新闻不能投入太多感情，要不然自己会受不了；社会新闻记者辞职，公司公关是首选……这些让人苦笑的细节，正是行业普遍的日常，一般观众可能无法代入，但是同行真的太有共鸣了。

影片结尾，难得一见，没有强行大团圆，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片名《白日之下》最后显现，铿锵有力，余味无穷。

因为我们都知道“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已经成为最后的理想意义。

报业救不了社会，电影救不了记者。

白日之下，数十年来都如此，红星照耀，电影的结局也快要完。

看到有说“余香凝不停抽菸看起來卻不會抽菸”，真是这样啊这电影可能好在，濒危的职业又关于一次剑指社会制度的报导，倒是技法没够熟练，刚刚够做一件临终的分内之事。

不觉得好看，但是也珍贵。

一间院舍两个案子，视点由姜转林有些散乱，不过能看出来是要拍记者。

可这个职业的戏份并不多所以有些模糊，不晓得影片在关心谁。

开始以为姜大卫的角色是外人眼中癫，疯人心里明，听懂他的记者是融入到这层语境中的。

但电影没有取用这个视角，就像在说“我替你们发声，听到否”全片最动容的地方，我感觉是通伯水哥出狱那里：车窗落下，看看天空白云、水边夕照，能透口气（打工的畜生也算知晓这点意思了）

小时候看影视剧，每当正派出场，总有一句针对反派的标志性台词：“光天化日之下，你岂敢作恶？！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白天是安全的，只有黑夜才是滋生罪恶的时刻。

现在长大了，才明白“太阳底下无新事”才是社会的常态，罪恶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也没有因为朗朗乾坤而减少半分。

正如即将上映的港片《白日之下》（2023年）所昭示的，在天天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等口号挂在嘴边的法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虐待老人、性侵有智力障碍的年轻女性的残酷事件就不会发生。

而更重要的是，一旦恶劣事件发生，如影片中的社会福利署、法院、新闻媒体等相关部门是否能够积极作为，选择惩治加害者而不是选择将舆论压下去或者隐瞒下去。

那么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体制内的公众人物，要如何去惩罚一个作恶者呢？

站在道德制高点引爆舆论就能保护受害者了吗？

依法起诉但法律本身并不完美就能将加害者送进监牢了吗？

很明显，答案并不唯一。

或许这也是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里的以暴制暴让观众觉得爽的原因。

因为太多人不想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总是善恶分明，为什么加害者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为什么选择善良之路总是这么艰难。

好在港片还是继承了这种深度思考的传统，从《浊水漂流》《麦路人》《流水落花》到《白日之下》，他们努力将镜头转向了社会议题中的“少数人”，并坚持相信：努力的意义，就是无论什么职业和身份，如果能够持续关注并帮助弱势群体，始终保持愤怒和善良，那么阳光下的黑暗一角总有被撕开的一天，社会也总有进步的那一刻。

更值得庆贺的是电影还是照进了现实，让影片中的原型人物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愿意相信，电影很有用。

昨天下班就赶去电影院看了片子，小县城排片都是国语，没有粤语，小时候看TVB的剧都是国语配音的，本以为影响不大，但是看完之后才觉得，可能粤语版本的能真正感受到演员们的情绪和表达，国语配音还是差点儿事。

为了表示支持，也只能这样了。

大家都知道，《白日之下》是根据社会事实改编的，导演拍得还是很克制的，但看的过程中，还是感觉很压抑，可能本身是悲观主义者，一想到这样的现实，肯定还在各处都存在，就有种绝望感一直涌上来，很心痛。

电影其实包含了很多方面，首先是记者以及新闻这类的媒体存在的现状，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载体，在娱乐至上，铺天盖地都是娱乐新闻的现如今，追求真相，关注社会现状的记者和媒体也存在，但是相对还是少了很多，就算现在坚持存在的，也像影片中的记者一样，处境并不好过，而且就算通过自身努力，报道了，也并不能改变多少现实，是种悲哀。

不过相信还是有人像凌晓琪一样，就算人们只能关注两天，也是值得的理想主义者在坚持着他们心中的正义。

记者的卧底取材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目的是为了揭露彩桥之家对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的虐待和非人的对待。

在彩桥之家，餐餐都是过期的烧麦和米饭；老年人双手被绑在轮椅上，在屋顶上，光着身体被水管上的水没有尊严地冲洗着，护工戴着橡胶手套的手就在老人皮肤上摩擦；存在其中动不动的打骂行为以及院长拿着冰激凌引诱性侵智障女孩。

这些都是发生在彩桥之家魔鬼般的事情，然而在香港，这样的“彩桥之家”有无数个。

彩桥之家里面的恶人当然有恶，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对于对此采取漠视的社署以及背后的制度愤怒不已，都是因为这些灰色地带的存在，那些无辜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才有此遭遇。

电影中凌晓琪采访的张议员说的一句话也挺值得人思考的,他说的大概内容就是因为这些类似彩桥之家私营院舍的存在，大部分的人才会能坐在有冷气的茶餐厅沙发上喝咖啡。

这句话无非是说出了一点现在社会现实中的发展与福利设施健全的冲突，但虽然现实如此，也并不能是他们对此漠视以及默许的借口。

关于老年人，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了“老了就是包袱”这句话，如何照顾好老年人是个大问题，除了子女本身个人的善与恶，更多的是社会整体制度的支持和改善。

在对待一个为了家庭和生活努力了一辈子的老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应该有义务去保留他们的尊严，保证他们相应的权利。

里面明仔和小玲的遭遇以及他们的两个妈妈，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个在儿子死后，又难过又感觉自己终于解脱的母亲；一个在女儿受到侵害后，才下定决心自己爱护和照顾自己的母亲。

当时看到那里，爆哭，就都太心疼了，都太惨了，每个人都太惨了，到底是为什么？

明仔自杀之前，想象在阳光下摇荡秋千的他是多么美好啊，可惜，他没有真正感受过阳光，一直生活在被虐待的阴影中。

关于演员，确实都很厉害，从通伯和水哥在车里看外面世界开始就忍不住哭了，老演员的感染力真的是很厉害。

林保怡演得也确实很好，把院长的复杂性演出来了，除了他是个恶人以外，他本身也是个残障人士，确实很出彩。

虽然影片拍摄的是残疾院舍的黑暗，但它不仅仅是单纯个人作恶，背后的成因是更复杂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所以也从侧面看出它很难从根本上去解决，但就像导演说的“电影未必可以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向世界提出问题”。

现在起码有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因此我们也会或多或少地关注他们，总能有些许的改变。

（让一个天生悲观主义者说出这些话还是多少有点艰难），当然还要记住一句话：永远不要为做对了一件事，心怀内疚！

近期香港电影最有话题性的作品，除了以学童自杀及私人创伤为主题的《年少日记》，当数导演简君晋的《白日之下》。

影片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15年，A1报馆接获残疾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线报，侦查组记者凌晓琪（余香凝）潜入院舍，亲身接触装疯扮傻的通伯（姜大卫），揭发内里的非人道生活，寻找日光之下的残酷真相。

《白日之下》剧本参考了多宗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冼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影片以写实角度真实呈现私人院舍的非人生活，包括差劣的卫生环境和伙食，院友于天台被集体脱光轮候洗澡及失德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的个案，引发观众反思社会上被忽略的一群的悲惨生活，社会福利制度及院舍监管漏洞等问题。

有不少人将《白日之下》与荷里活真人真事改编电影《聚焦》（Spotlight）来作比较，尽管两者皆以新闻工作者作为叙事焦点，运用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揭发社会问题，但在叙事类型和结构上实有差异。

《焦点追击》是从新闻编辑部的整体视角展开叙事，同样的还有揭发荷里活性侵真相的《她说》（She Said）。

此类作品着重呈现新闻采写工作的繁琐和沉闷，当记者们面对庞大繁杂的资料时，如何细心严谨地梳理分析，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尝试后，找到可供报道的方向和内容。

《白日之下》固然也有编辑室商讨报道方向、检视庞杂资料的部份，但更多时候都是记者晓琪单人匹马潜入院舍追查真相。

在这里，记者实则被赋予了一部分“侦探”的职责。

影片更像是一部着重侦查过程的侦探电影，观众代入主角的急促脚步及好奇目光，逐一解开案件背后的谜题，揭露人性深处的黑暗底色。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影片在对新闻编辑工作的再现之中，实则省略了搜集及分析大量资料等繁琐而必要的过程。

但是，这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导演实际考虑到观众的接受程度，为了让相关议题引发广泛关注，以相对容易“入口”的冒险式叙事在大银幕呈现出来，做法无可厚非。

此外，“记者—侦探”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一众媒体的信任度日渐下降的今天，香港观众恰恰需要这么一个介于虚实之间、捉摸不定的角色，来弥补现实社会的缺失，借此重探新闻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

晓琪在影片初段表现出一副圆滑世故的犬儒形象，与同类作品充满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大相径庭。

例如“放蛇”假扮通伯孙女只是想搜集护工虐老的实质证据，但求尽快写成一篇轰动全港的社会新闻，升职加薪；而编辑室举行内部会议时也是以“残疾院舍”、“混蛋看护”、“虐待”等耸动标题为报道定下基调。

在此之后，晓琪为了获取更劲爆的内幕消息，花钱贿赂居住在院舍的义工，显然违反新闻职业操守。

随着故事推进，晓琪逐渐流露出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面，但她为追寻及报道真相所付出的努力没能换来完满的回报。

因为报道出街，“彩桥之家”被政府勒令“钉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院友冒着大雨，纷纷指责记者多管闲事。

记者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真相，即便当真相损害院友们的切身利益，令他们陷入失去稳定生活的困境，是否仍能称之为正确？

记者又需要为此负责吗？

至此，人物形象上的复杂和矛盾得以显现：一方面记者是作为曝光黑心院舍非人行径的“施救者”而受到公司和主流社会的称赞；另一方面，只因为如实报道真相，她被视作院舍倒闭的“元凶”，在弱势群体之间落得“害人精”的骂名。

可想而知，影片并没有如其他作品那般把新闻工作者写成完美无瑕的英雄，披露真相的快感过后，事情远未完结，他们就是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面对诸如此类的伦理难题及道德谴责。

无独有偶，角色的双重性亦见于作为反派的“彩桥之家”院长章剑华（林保怡），原型是“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因涉嫌性侵智障女院友（梁雍婷）而被法庭起诉，受公众唾弃；但也是他一手建立起院舍，让那些被“正常”社会遗忘或淘汰的弱势人士有安身之所，清楚记得每位院友的名字，面对人手长期不足，更亲自帮手照顾他们。

正因如此，章剑华在面对晓琪的厉声质疑时，才敢理智气壮的说出“是全社会的错”。

电影在后半部分进入了正邪对峙的类型化叙事之中，但在限制之下，导演仍尝试将批判的矛头从归咎于个体或阶层的罪行转向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媒体和公众的选择性无视，以及保障支援老弱伤残人士的制度性缺失，也在变相助长此类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不过，遗憾的是，制度（社会福利署）在应对院舍虐老、性侵等一系列恶行之时表现出的冷漠，影片里仅以寥寥几笔带过，报馆总编（朱栢谦）说的那句“要插就插个制度”，到最后却无以为继，只是简单交代残疾人院舍监管漏洞，便匆匆作出无力解决的结论，未免过于粗疏。

在影片的头三十分钟，观众跟随记者晓琪的目光初探因年久失修而破败凋零的“彩桥之家”内部，见识到面目狰狞的姑娘芳姐（宝佩如）虐待老人、恐吓智障青年（周汉宁），甚至做出反覆鞭打、钉手臂等残忍之举。

编导如此塑造配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引发观众的心理厌恶，在不得不略过体制缺陷的前提下，让观众能将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通通发泄在该角色身上，后段性侵丑闻缠身的章院长亦是承担着类似的“转移视线”的功能。

或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对这些白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为什么院舍虐待事件层出不穷，长久以来却无人执法？

为什么制度会容许像芳姐那样恶贯满盈的坏人（编导几乎将院友遭受的肉体伤害都归咎于她的暴行）一直存在？

章剑华涉嫌性侵女院友一案上到法庭，最终由律政司宣布撤销控诉，是因为女院友的心理状态不适宜出庭作供。

为什么当证人因身体或精神问题无法出庭时，法庭不能考虑接纳传闻证据（偷拍视频）？

港府前几年拟立法修例，为何至今仍不见消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白日之下》和年初的港产片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如出一辙，皆将矛头指向个人或团体的罪恶，以此掩盖理应被重视的制度漏洞。

当然，比之完全无视的吴炜伦，简君晋起码借林保怡之口向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作出“语气轻佻”的控诉，并经由“正不能胜邪”的反类型结局间接点出司法体制存在弊端——得知判决结果后，晓琪怒气冲冲地质问主控官（朱栢康）：“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30多年前，由尔冬升执导的《癫佬正传》开香港社会电影风气之先，社会大众开始普遍关注被忽略的弱势社群的凄凉境况。

虽然不能说那时候的尔冬升没有人文关怀，但是影片里针对诸如精神病患者很危险，随时会攻击身边的人，不问缘由地突出放大其暴力色彩等极为片面且污名化的描述，已然暴露出这种所谓“关怀”背后隐藏的娱乐和剥削本质。

甚至乎，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香港社会电影绝大多数就是披着社会议题、现实主义外衣的剥削电影；知识及视野上的局限性也会滋长电影人对弱势群体的影像剥削。

时至今天，香港社会电影早已不再是以前那副模样，创作者的眼界与见识广阔，加以世界文化思潮的带动，新导演们开始尝试从更多不同角度切入和回应社会问题。

例如，新锐导演、编剧卓亦谦在其首部长片作品《年少日记》就透过深入私人的创伤回忆，先是寻求与自己、家人之间的和解，继而以新生的姿态为学童自杀的社会现实（亦可视之为香港人的集体创伤）打开缺口，大胆摒弃同类作品“议题先行”的惯例。

《白日之下》亦然，虽然探讨院舍监管问题、记者的使命感、新闻报道与追寻真相之间的关系等主题，但在开场之后，从灰蒙蒙的画面色调、浑浊的污水、斑驳脱落的墙壁、衰老褶皱的皮肤，及至反覆出现的乌云笼罩天空等意象，可见导演更想呈现的是处于“没王管”灰色地带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环境，而非一味瞄准死板僵化的议题。

然而实际上导演却倾向采取一种恐怖/剥削类型的情境和氛围营造，就像它的前辈所做的那样（秦沛发狂之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配乐）。

除了阴森恐怖的气氛，正如前文提到，影片集中刻画黑心姑娘是如何虐待院友的，而透过对暴力不加掩饰的直观展现，观众很容易便对形象单一的负面角色心生憎恶，同时，无法溯源的恶行也在无形之间构成了对人物、对议题的剥削。

当然，简君晋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导演，不想人物的处境过于绝望，安排了晓琪“放蛇”期间与院友相处的温馨时光，亦不忘借姜大卫、胡枫、鲍起静等资深演员之口带出老年人被视为负担，被社会抛弃的严肃主题。

结尾处，通伯替垂头丧气的晓琪戴上鸭舌帽，肯定她为报道真相付出的努力，是乌云蔽日之中的一点微光。

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刻意调动人物（观众）情绪的台词或场面似乎又在暗地里违背导演要求镜头与人物和事件保持距离，冷静克制的拍摄意图。

于是，不禁要问，到底该如何反映社会事件的“全貌”？

在不考虑要求是否过分的前提下，对现今的香港电影而言，首先就是要摆脱行为儿戏、渲染煽情的老毛病，让人物真正拥抱专业性。

若以此为标准衡量《白日之下》，晓琪作为理应保持中立立场的侦查记者，行动却时时受制于情绪主导，岂止是不专业，更有反专业主义倾向。

这样，观众在观影途中也会被主人公起伏不定的情绪及鲁莽冲动的行径牵着鼻子走，逐渐远离对全局应有的客观判断。

从《癫佬正传》到《白日之下》，尽管根深蒂固的“剥削”顽疾未能彻底祛除（无论是肉体上，还是情感上），但《白日之下》至少不会把渴望理解和帮助的弱势社群当做展览品，流水线般陈列于公众面前，而是仔细去呈现、去聆听他们诉说各自的经历，尊重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

一部兼具社会意义与人文关怀的好作品理应如此。

本文首发于「虹膜」

传媒题材的电影，又是年轻记者作主角，通常是英雄主义拍法，不外乎良心媒体人矢志不渝坚守信念，劳心劳力对抗险阻，痛击罪恶和权贵，令正义得以伸张。

但本片却反其道而行之，大书反英雄的悲情无奈。

想看爽片，请绕道而行。

余香凝所饰的记者，坚定勤奋干练，由衷关怀身障人士，一腔热血卧底查案，对上司的犬儒观点嗤之以鼻，个性棱角分明，正义感旺盛，完全符合传统商业片中理想主义记者的模板。

她卧底残疾院舍，发现虐待病人痕迹，调查取证掘出触目惊心的真相。

一直到这里，都还有往商业道路靠的机会，接下来不外乎对抗阻力，甚至遭遇危险，取得定罪证据将人渣送入牢房。

但本片却不遵循此走向，她的一切努力不断撞墙，堕入黑暗。

她苦心积虑不断受挫，终将恶人送上法庭，控方却撤诉了事。

是恶势力只手遮天？

律师向她解释原因，出庭作证只会加剧女孩精神病症，以及秉持一罪不二审，以图将来再有机会控告。

这两条有理有据，跟她心中口中的“保护女孩，惩治罪犯”的诉求全无冲突，高度一致。

因此对撤诉的合理性，她理性上心知肚明，半个字也无法反驳，感性上依旧怨愤难平，只好继续输出情绪。

那场戏令人心酸，乍看是一个外行对内行的无理取闹，其实是她不得不接受世道艰难理想难申后的发泄。

律师也看出这一点，语气平静，眼里对她只有同情。

与此同时，调查中她更不得不面对，林保怡所饰的院长尽管多次性侵残障，道德沦丧，却也相对有能力和意愿照顾这群人。

而剥夺院友尊严的洗浴和虐待等行为背后，更有复杂难解的源头成因。

双方对质时院长作义正词严状疾呼：你这种健全人，根本不懂我们的感受！

她也无言以对。

她与母亲的争执，关于晚年阿爷缺乏照顾而孤寂自尽，也提醒她理想主义的脆弱与想当然——平日前往院舍探望和关怀，冬至去超市买食物陪他们过节，固然体现她的慈善关爱之心，可假如要专职照护大群生活无法自理的人，日夜负责他们的吃喝撒拉，她能做到不将他们当包袱，始终这样细致耐心吗？

恐怕也骗不了自己。

于是她也能理解母亲的苦衷。

甚至唯一一点起色，在媒体压力下院舍关门大吉，也并未提供心理安慰，反而让她在雨中被亲属谩骂，陷入更深的自责。

这些身障者暴雨之日被扫地出门，无处可归，势必遭受亲属更敷衍或恶劣的对待，那么她的一番努力，究竟是为他们讨得了一些公道，争取到了一些改善，还是起了反效果，把他们推向更绝望的处境呢？

要不是有姜大卫所饰的老人几句宽慰，恐怕她真的要理想动摇，信念崩塌了。

回头看，那个把“新闻改变不了什么”挂在嘴上的上司，反而是看透世情的代言人。

在热血商业片里，这样的角色多半使人嗤之以鼻，而且一定会遭打脸，可这里他的言论至少反映了大部分事实。

看这样的电影，自然难以得到反派伏诛、正义昭彰的情绪满足。

但电影也是媒介载体，表现阴暗角落，不生造什么奇迹之光去照亮，同样是一种传媒的责任体现。

既然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媒体故事当然也可以不只有一种拍法。

这个片子必须在影史留名，也许注定会在影史留名。

感觉明年会拿大奖。

很多人都在说香港电影的没落。

其实我并不觉得。

大家所关注到的所谓的没落的部分更多的是商业电影和商业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部分不可能再有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快速来钱的电影少了，却让更多的电影人会放弃这一部分，转向拍更多的非商业题材的电影。

从讲香港因为人口问题大批学校关闭的《五个小孩的校长》，到独居底层人士的《幸运是我》，到关注情绪病患者的《一念无明》，再到描写在香港工作的女佣群体的《沦落人》，讲述残障运动员的《妈妈的神奇小子》，以及香港和内地青年现状的《金都》，还有关注老年人的《杀出个黄昏》，再到关注联合国难民的《白日青春》，以及現在的这一部《白日之下》（我还漏掉了很多）。

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其实是过去这十年香港电影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或阶段的印证。

《白日之下》里讲述的真实案件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正好是确诊抑郁症的时候。

看到了新闻，却不敢点开来阅读全文。

会让我想起来香港的第二年，在地铁上和表妹闲聊。

就读社工专业的她告诉我她跟随老师和同学去探访笼屋的居民的见闻。

只是听她寥寥几句描述，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再到后来，专门又看了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尔冬升导演的《癫佬正传》，还有一部讲述避风塘渔民上岸电影，不记得什么名字了。

感觉现在这个时期，虽然像许导《投奔怒海》这样艳惊四座的电影也许没那么多，但是，以上提到的这些电影和《白日之下》都是对现下香港最好的记录和反思。

这部电影尔导是监制。

还是挺有他的风格的。

直白，不弯弯绕绕不过度煽情，也从不遮遮掩掩。

电影的配乐很不错，我的表达有限，能想到的词是“恰如其分”，给电影加分但不喧宾夺主。

存票根

这部电影是上影节抢的最后一部，其实也不能说抢，因为还挺好买到的。

为什么选这部？

我没有看攻略和任何简介，我甚至都没去查导演制片演员剧情。

纯粹是因为这是一部港片，因为我知道港片在内地公映的机会江河日下，常常网盘见，我只想为港片贡献点微博之力，仅此而已。

却没想到这个“仅此而已”的电影却成了这次上影节观片中最让我感慨落泪的电影。

我是真没想到这是一部讲私立残疾院舍题材的影片。

“老了，我们就是累赘”，再过20来年，我也是通常意义上的老人，我会不会也会遭人白眼遭人嫌弃？

想到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是幸运的，老了有子女照看，安详去世，不用忍受如片中老人遭受的虐待。

我更没想到的是原来片子到结尾并没有反转。

社会新闻记者最后辞去了工作。

她驾驶着车子，经过了外面的暴雨，迎来了雨后日出，阳光明媚在了她的脸上，我以为一切开始好转，这不是电影电视惯用的手法吗？

但最后出来的文字却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改变，等一张公立的床位依旧需要等上十几年。

突然间，无力感。

泪水浸湿口罩。

原来人老了之后，对世间仅有要求是：有瓦遮头好过流露街头。

我曾想过自己的老年生活无非就是捧个手机上上网，打打游戏，闲时种种花，出去旅个游，这种。

现在想来，太过天真了。

二十年后，谁知晓？

每个人无非是尘世间的一粒沙，被裹挟着向前，大趋势面前个人就是个屁。

哦，我等屁民。

我不是行业人，不懂如何从专业角度分析一部电影。

我是个屁民，我只希望这部影片将来不会网盘见，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