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不知看了多少部有关艾希曼及对其审判的电影，但这一部的角度最为特别，我很喜欢。

汉娜·阿伦特是个哲学家、作家，定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以色列不是她的祖国，她也声称从未爱过这个建国不久的国家，尽管那里居住着与她相同种族的人。

她获得了前往以色列旁听审判艾希曼并发表“命题作文”的机会。

但当她置身于这场世纪审判中，却困惑于两点：这场审判有点像犹太民族的表演，集体情绪的宣泄，或者，究竟是在审判历史还是审判个人。

她进而发现艾希曼是个不懂得思考的普通人，不具有“人间恶魔”的特征，自然而然，“反人类”与充当杀人工具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艾希曼充其量只算得上是纳粹机器的一个零件。

于是她出版了一篇不符合“主旋律”的书，从此众叛亲离。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试图用哲学的思考方法与全世界抗争，与主旋律抗争，与潮水般正义的声音辩论，为自身辩护。

她争取到一些谅解，却扭转不了大方向，仍被主旋律视为叛逆。

我觉得汉娜·阿伦特是可敬的，她尊重人性，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她的灵魂没有被体征束缚住，跨越了种族与国界，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你怎么想？

来看看这部电影吧。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其实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传记片的爱好者。

不爱看传记片，不爱看纪录片，不爱看古老的片子。

结果刚看完存在主义女王波伏娃，又看阿伦特。

看着看着我知道，我是在遥远的这里，只有50+的大叔们做老师的环境里，寻找新的人格典范。

看看她们，大概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让阿伦特困惑的问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何以做出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行为。

——面对恶，最可怕和真实的一面是，你惊讶地发现，恶的背后不是童话里那个长角的怪兽，不是奥特曼里面硕大无比力大无穷，长得稀奇古怪皮肤隆起甚至流脓的怪兽，真正的恐怖片是，恶的背后是一个平常人，不起眼，平常到你总觉得这执行恶的使命是正好落到他头上，下次可能就会落到自己身上，然后觉得不寒而栗。

她的答案是，思考。

思考是一个人和自己对话的方式，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就放弃自己成为一个人（有趣的是正好呼应Rogers的书名），自己否认了自己的人性，为人的尊严，之后做出反人类的行为，自然不足为奇。

他做的只是执行别人的命令，请别人替代自己思考。

好像隐约看到一些逻辑，结尾字幕说，阿伦特终其一生都在思考恶是什么的问题，我偏偏从她的回答中看到，她对善的相信，她相信经过思考，经过成为一个人，善会自然的显现，善是必然的，恶是智的缺乏。

这事实上和西方诸多伦理理论呼应：常常读到恶只是智缺乏的结果而已。

在影片的前面，有一句话一闪而过，似乎是阿伦特思考的中继站，她说艾希曼居然从没有觉得这些人的死亡是他的责任，这是她惊奇和思考的起点，我却被这里的一个词拖得走不动道，她说，责任。

这个一遍遍出现却没有办法得到解释的词，是要我的命嘛？

话说回来，理解不意味着原谅，理解事实上是以悬置判断为前提的，理解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判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理解达成，却很难继续责怪。

阿伦特理解到个人意识层面的不思考，可是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思考，却无力承重，他压抑自己的责任，思考，愧疚，因为他以为他不得不这样活下去。

当然我相信人的自由，再不济也有生死的自由。

但那是个人的选择。

阻止汉娜继续思考下去的，是她对自己的不接纳，她试图撇清自己的情感与自己的哲学思辨，可惜的是，思辨可以被艾希曼放下，情感却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真正被阿伦特放下，她要发出声音，她要愤怒，要反击，会激动，会伤心——否认和不接纳是没有出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中心论点。

在善恶的摆中来回太多次，我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真正是什么立场，只能说，我相信思考的尊严，也相信情感和体会的不得不的重要性，至于哪个引人向善，remain unrevealed。

anyway，阿伦特仍然是让人尊敬的，爆满演讲厅的人也是可敬的，大概可以看到对说话机会的尊重。

《汉娜·阿伦特》是德国著名女导演冯·特罗塔的作品，也是她与芭芭拉·苏科瓦的再度合作。

她们两之前的合作也是传记类电影1986年的《罗莎·卢森堡》，这一次则是选择了二十世纪著名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影片并没有如传统传记类影片一样讲述汉娜的一生，而只是选取了汉娜生命中的一小段时光。

而这一小段时光可以说是汉娜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

1961年，她主动向《纽约客》请缨对艾尔曼审判进行旁听，并据此写下文章供稿给《纽约客》。

这是这些文章或者说文章中她的观点将她推向了风口浪尖，不少人认为她在为犯罪者辩护，将过错怪罪到受害者头上。

昔日的同事好友都转身离去，汉娜并没有因此退让，反倒在往后岁月里不断思考“邪恶”这一主题。

1、汉娜的重要观点——平庸之恶汉娜亲自前往耶路撒冷，旁观了对艾尔曼的审判。

艾尔曼从头到尾都在否认对他的指控，他坚称自己不过是执行了命令而已。

当我们提起20世纪那段惨绝人寰的悲剧时，大多数人不由自主地将主谋们想象成邪恶的魔鬼，他们天性如此，杀戮成性。

艾尔曼的抗辩则揭露了另一种情况，假设他真的如他本人所说只是执行任务，那么他真的就无罪了吗？

汉娜认为，艾尔曼所犯下的罪恶恰恰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恶。

艾尔曼们完全交出了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也就是思考的能力。

他对接到的命令不做判断，不假思索地加以执行，结果是犯下了规模庞大的罪恶行为。

他用服从命令为自己辩护，却忘了在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之前他作为一个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普通人对思考的无能和放弃也是一种邪恶，这就是汉娜所说的“平庸之恶”。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戴锦华老师的解读中提到的汉娜思想的有趣悖论。

汉娜师从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后者被称为“思想之王”。

这是这么一个教给汉娜哲学思考方式的大哲学家，却曾支持甚至加盟了纳粹组织。

如果汉娜对于普通人的“平庸之恶”的观点成立的话，那又当如何解释海德格尔的行为呢？

2、汉娜被“网暴”的根源——我们是否失去了反思被害者责任的权利汉娜的文章出来后遭受了很多恶评，甚至昔日的同事、好友也都因此反对她、与她绝交。

虽然当时并没有互联网，但汉娜遭受的无疑是一场“网暴”。

这一切的起源不过在于，审判过程中提及了犹太人首领与纳粹的合作，汉娜同意反抗是不可能的，但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做法。

这一观点被视为维护纳粹、仇视同族、鄙视自己的民族。

“网暴”汉娜的人的观点很好理解，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恶性事件里，你怎么能不和大家一样对加害人进行猛烈的抨击，你怎么还能说受害人也要承担责任呢”。

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规则很简单，只能是非黑即白，你只要有一点跟我们不同的声音那就是你在帮加害人说话。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读过汉娜的文章，没有了解过她真正的观点，更别提对此进行思考了。

对此，汉娜的态度也很坚决。

首先她就表明，“这根本不是观点辩论，这是诬蔑人格”。

其次她指出，“试着理解并不等于原谅，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这是所有落笔这一主题的人的职责。

”

这一切与我们现在网路上看到的网暴事件何其相似。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恶性事件发生时，是否只有群起而攻之地指责加害人才是唯一被允许的声音？

对受害人行为的反思就是在帮加害人开脱或洗白吗？

冷静客观地思考并分析问题就意味着冷血和无情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交出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犯下了如艾尔曼一样的“平庸之恶”呢？

3、汉娜的勇敢——直面伤痛，超越伤痛戴锦华老师说这部影片的主题和基调是勇敢的汉娜。

我想到的汉娜的勇敢是她在整个过程中直面各种攻击，坚持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未因为亲友的反目而动摇过自己的立场。

在这样一场风暴中，做到这点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我没有想到的是戴老师提及的另一个层面。

汉娜不仅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一名德国犹太人。

她亲历了那段可怕的历史，也曾身陷集中营，是亲历者和幸存者。

她通过艾尔曼审判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时，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受害者的感性情绪中，反而超越了个人的痛苦经历，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勇敢者汉娜做到了这一点，仅这一点就值得敬佩。

首先来说媚俗点1. 抽烟。

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

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

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

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

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

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

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

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

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

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

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

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

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

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

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

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

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

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

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

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

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

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

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

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

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

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

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

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提示：这是一部艰涩深刻的德语电影，所以我也没法写一篇轻松的评论。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前党卫军“犹太人问题”科的军官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抓捕。

按理说，被摩萨德逮到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当时已经1960年，西德是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中最可靠的盟友，而摩萨德搞的大量暗杀动静太大已经引起关注。

所以，在阿根廷的谴责声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艾希曼被押解（绑架）回耶路撒冷受审。

这场世纪审判立即吸引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首先，她是《论集权主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作者，本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

其次，自己也是 “黑暗时代”里侥幸逃离集中营的一名犹太人，曾亲历邪恶。

于是，她接受《纽约客》的邀请，来到了耶路撒冷，自然感慨甚多。

从小看动画片时，我们常常会先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动画片里的好人慈眉顺目，坏人狰狞可怖，正所谓，相由心生。

而这个事件，好人坏人表面上看似乎不言而喻，一方是受迫害屠杀的犹太人，一方面是邪恶的纳粹官员。

于是审判开始了，世界听着检察官义列举着一桩桩我们早已熟知的骇人罪行，围观群众慷慨激愤，恨不能杀之而快慰人心。

而随着审判的深入， 被关在“玻璃笼子”的艾希曼面无表情，略带口吃地辩解道，自己根本不反犹人，只是纳粹官僚体制下一个奉命行事的公务员。

他对纳粹党教义从不关心，他喂流浪小狗，喜欢动物，并且希望努力工作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不和人吵架，“从未亲手伤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换而言之，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只是你我一样，是一个最最不起眼的普通人。

<图片2>这样一个有点像大学教授般温文尔雅的普通人。

而正是他所供职的犹太人问题科学负责“公文的流传和政策的落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政策。

随着审判的开展，汉娜阿伦特以作为哲学家的敏感和冷静发现了问题远不是一开始的区分好坏，这么简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邪恶已经不再像魔鬼孟菲斯托般舞着疯狂的爪子向你扑来，有一种新的邪恶产生了。

它打着“努力工作，幸福生活”的口号，通过办公室里的公文，电子邮件，通过精密的推演测算，冷静理智地去杀人。

600万犹太人，对于艾希曼来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扣动过扳机。

而最大的邪恶，一桩桩“行政谋杀”却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艾希曼这样不问对错奉命行事的nobody，才最终成为可能。

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新形势的邪恶，命名为“平庸之罪”。

当她向纽约客交出她并不怎么“接地气”的作品，并坚持不做改动地出版后，读者们首先是震惊，其次是困惑乃至愤怒——恶徒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给我们看哲学论文？

艾希曼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你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为他辩护？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一时之间，“婊子”，“卖国贼”的骂声响彻全世界。

最后，甚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跑来威胁她，最好的朋友在也误解她无法原谅她。

汉娜在乡间林荫道上孤独地走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众叛亲离。

思考，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行动，但有时却比行动更需要勇气。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德语Denken，被她的恩师海德格尔诠释为对于存在的领会和铭记，思想是把握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唯一道路。

从哲学角度理解很复杂，此文中难以尽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任何权威，为自己树立独立的人格和道德。

正如影片中汉娜的闺蜜，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所言：你们这些骂她的，大多数根本没有看过她文章的人，批判她的，批判的都是些她根本没说过的话。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能思考，能说真话，这更需要很大勇气。

影片的结尾，阿伦特来到大学课堂，以一场慷慨激扬的演讲解释了自己“平庸之罪”的哲学观点。

汉娜认为，艾希曼把自己当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罪，他的罪在于“思考的匮乏”和“拒绝行使判断力”。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齿轮，拒绝思考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把自己“非人格化”，主动放弃了作为人的资格，从而顺应集权主义暴政，从而带来了极端恐怖的恶。

阿伦特断言，唯有思想能够对抗“平庸之罪”，在整个国家机器逼迫你去犯罪时，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以思想来行判断，指挥自己的行动，才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邪恶。

也许你问，反抗“平庸之罪”就是死，不服从怎么办？

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第一军团的风暴士兵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会思考不会去问对错，也不会去问反抗军是不是该死。

“执行任务是军人天职”，况且背叛就意味着与整个军团为敌，螳臂挡车，no zuo no die但是构成这庞大军团的，正是他们自己，每个人成为自己觉醒的绊脚石。

一照思想之原力觉醒，才能尽破藩篱，冲散一切阴霾。

<图片1>集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国家暴力，而在于用洗脑让普通人停止思考。

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反抗，最后只能被异化为“非人”，沦为国家意志行凶作恶的工具。

主动地去思考，哪怕不行动，也是对邪恶说不，保全自己的人格需要莫大的勇气（如《辛德勒的名单》），而当每个人都能尝试真正去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集权主义的根基就轰然倒塌了。

《铁皮鼓》中写到很多二战后的德国人来到杜塞尔多夫一家叫洋葱餐厅的饭店里，花钱干什么？

切洋葱。

为什么要切洋葱？

因为洋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创造了人的滚圆的泪珠”，德国人终于又在体面地哭泣了。

的确，战争中，需要忏悔需要带着负罪感生活的，不仅仅有纳粹党卫军，那些逆来顺受地听任着一切发生的普通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不说德国人，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提拔为小吏，去压迫，甚至去按下塞满自己同胞的毒气浴室的开关，活下来的人常常会在夜里一个人羞愧地自问，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日军在华屠杀时，帮忙抬尸体的是中国人，起哄围观的也是中国人。

我们建国后的30多年集体浩劫，几乎大部分人都间接参与了对“右派”的迫害，此后，邓公拨乱反正，运动结束。

因为有“平庸之罪”，每个人，甚至被迫害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历史时应负的责任，所以巴老提倡建议XX博物馆，而我们却选择集体遗忘。

只要有人在，集权主义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死，停止思考，dark side of the force就一定卷土重来。

或许，这才是这部不太轻松的德语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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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与好友 前排：尼古拉·乔洛蒙蒂（左一），玛丽·麦卡锡（左二），罗伯特·洛威尔（左三）。

后排：海因里希·布吕歇（左一），阿伦特（左二），德怀特·麦克唐纳夫妇（左三左四） 汉娜·阿伦特为人所知，一方面主要是作为20世纪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另一方面便是其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以哲学方式在《纽约客》上提出的“恶之平庸”概念。

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以后者为主线，呈现了汉娜·阿伦特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另外一条线描述了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情感历程，亦是电影的主题之一。

海德格尔在汉娜·阿伦特心目中思想之王的地位，从1925相识并坠入爱河到1933年纳粹上台后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暗示一位20世纪女性不断强大，寻找自我的人生历程。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好友玛丽·麦卡锡问汉娜·阿伦特，海德格尔是不是她一生中的最爱。

阿伦特否定了。

当被问及海德格尔在她心目中的地位，阿伦特是这样说的: 有些事比人更重要。

"有些事"是什么事？

答案是:思考。

这便是海德格尔给阿伦特带来最宝贵的东西。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海德格尔这条线是由阿伦特书桌上的相册引入的。

第一次，青涩的阿伦特，在自习室中得到同为海德格尔学生汉斯的消息，老师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加入纳粹。

这是1933年，纳粹上台，也是海德格尔与阿伦特二人人生的转折点。

这是电影中与海德格尔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场的呼应。

第二次，当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词在阿伦特的脑中不断重复，回忆来到1925年，满心欢喜而又羞涩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会晤，表达着自己的思考。

阿伦特此时着迷于海德格尔，她的一番表述，是对爱的渴望与对人生的恐惧共同交织的结果。

对于一见倾心于阿伦特的海德格尔来说，他成为了阿伦特的爱人，保护者，指引她前进的导师。

第三次，当阿伦特面临挚友汉斯的强烈反对与丈夫身体每况愈下，一根烟把她的思绪带回了1924年海德格尔的课堂。

海德格尔对年轻阿伦特的思考有着巨大的影响。

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纽约客》发表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还有每天不断的恐吓信和批评信，阿伦特不得不一人搬到乡下独自居住。

第四次，时间回到1955年，在美国已凭借《极权主义的起源》有所成就的阿伦特回到德国，而海德格尔则十分落魄。

在谈话中，海德格尔回忆了他们的美好相遇和热烈的爱情。

阿伦特却质问海德格尔交出尊严，屈服于纳粹的原因。

即使他做着无用的辩解，声称"那些都是诽谤"，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即使在这之后二人的关系逐渐变好，这意味着海德格尔思想之王地位在阿伦特心中的彻底崩塌，阿伦特的思想之王，不再是海德格尔。

每一次插入海德格尔这条线之前，阿伦特都面对着艰难的，不同的境遇陷入了某种沉思，似乎每一次都在从对海德格尔的回忆汲取力量，但其实汲取的并非是她从海德格尔身上学到的思考能力。

海德格尔思想对阿伦特的影响，已经被构筑到阿伦特思想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电影通过海德格尔四次出场所要表达的从"人"到"思考"的过程，早在阿伦特完成关于"恶之平庸"撰稿就已完成。

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1年，而汉娜当时时隔数十年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是在1950年。

1950年以后，二人的书信交往越来越频繁，虽说电影所展示的是海德格尔地位的崩塌，但是阿伦特在这之后对海德格尔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说二人的爱情火花重新燃起。

因此可以说，电影中陪伴阿伦特度过那段艰难时期，直到最后在大学课堂上发声为自己辩护的，并非海德格尔，而是"思考"。

电影结尾部分阿伦特在大学课堂上为自己发声，表达自己对思考的理解，与海德格尔那条线中阿伦特沉浸在海德格尔思考世界的一幕相呼应，也证明着阿伦特完成了自己"思想世界"的构建，其思想之王已不再是海德格尔，也并非汉娜·阿伦特自己，她的思想之王，就是思考本身。

我想起了钱穆的"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放在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里，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从"人"到"思考"的过程。

阿伦特的童年经历可以说是悲惨，早年失去父亲，1933年纳粹上台后学术生涯一时中断，不断流亡，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二人侥幸逃离集中营，来到美国。

如上文所说，年轻时海德格尔之于阿伦特，是一种庇护，指引方向的灯塔。

阿伦特对自我存在的认同也是在二人爱情中不断确立起来的。

阿伦特并非一开始就怀有成为自己、世界思想之王的宏伟目标，而是人生的波折经历，与海德格尔感情的起伏，包括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背叛"，促使阿伦特不得不孤身一身面对黑暗，尝试着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

从某种程度上，《汉娜·阿伦特》对学术领域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对其关系更深刻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汉娜·阿伦特思想体系的构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情侣萨特和波伏娃，更多深入的研究说明，波伏娃并非像过往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作为男性一方萨特哲学思想的附庸，也颠覆了人们对女性哲学家的认知。

同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汉娜·阿伦特和波伏娃都展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如何变化，尤其在思想和学术层面，而在今天，随着对这些伟大女性作家著作的关注、阐释不断增加，像波伏娃-萨特，阿伦特-海德格尔这类研究领域会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电影最后，阿伦特躺在床上，吸着烟，继续思考，因为事情还远没有结束，他还要面对犹太人潮水般的指责，诋毁和威胁。

好在汉娜·阿伦特已经是一个思想之王。

电影截图:阿伦特躺在床上思考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