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

by Stephen Galloway1978年，马丁·斯科塞斯濒临死亡。

长年的艰苦生活和滥用毒品，使得死神找上了这一位电影人。

但是他仍然不断地在强迫自己工作和生活。

直到有一天，他倒下了。

在劳动节的周末，他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惊诧于自己濒临死亡。

那时他才35岁，每天都在与生命搏斗。

他的体重降到了109磅。

毒品还不是唯一一个致命因素，还有哮喘。

他在医院里关了10天10夜，医生们和护士们都照顾了他。

从此他意识到了，他不想死，他不想浪费生命中的任何一天。

在医院时，他想起童年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在纽约的小意大利。

他吃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和自我否定：“我祈祷了。

但要是我祈祷了，我只是为了渡过这艰难的10天10夜。

我觉得我被某种原因拯救了。

哪怕不是某种原因，我也要好好地过每一天。

”一生斗争50年，斯科塞斯满怀热情的作品《沉默》终于得以面世。

距离上一次写影评已经好些年了，近年看了更多好电影，因为太懒所以不曾动笔写评。

毕竟，在影评剧透满天飞的时代，“观片不语真君子”是种美德。

但《沉默》是一部让人无法保持沉默的电影。

该片根据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拍摄，讲述一个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故事。

16世纪中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日本，短短三十年后已发展出15万信众。

1613年，德川家康颁布了对天主教的禁令，九州岛的岛原藩主松仓重政开始对天主教徒实行血腥的镇压。

他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刑罚折磨并处死传教士和教徒。

其中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称为“吊穴”，即挖一个深坑，将受刑人倒吊起来，脑袋放进坑里，用枷木将脖子锁好，然后在耳朵背后割一条口子，血就会缓慢地从伤口滴进坑里，受刑人要在洞里哀嚎好几天，然后才血枯而死。

故事始于教会收到一封由费雷拉神父寄来的信，在信中，这位信仰坚定的传教士讲述了他在日本岛原所亲历的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

此后，他与教会失去了联系，有传闻说他还活着，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甚至公开诋毁天主教，成了一个“反”传教士。

神父的学生，年轻的传教士罗德里格兹和卡尔倍认定这是谣言，二人自告奋勇去日本寻找他的下落，查明其“叛教”的真相。

他们在酒馆里找到了一个烂醉如泥的日本人吉次郎当向导，偷偷潜渡到日本，随即展开了一场危险的传教之旅。

影片并没有明确透露故事发生的时间，但看得出是发生在岛原之乱（1638年岛原、天草天主教徒所发动的农民起义）以后。

因为主人公罗德里格兹在被捕后并没有受到传说中的酷刑折磨，官员们对他礼遇有加。

在被捕的那天，他以为自己会死，结果一个看起来连蚂蚁也不忍心踩死的白发老头，颤巍巍地走到他面前，温言劝罗德里格兹公开宣布放弃他的信仰。

罗德里格兹毫不客气地问：如果我不改变信仰，你是不是就要折磨我，处死我？

老头一点也不跟他急，笑眯眯地摇着头说：“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杀死教徒和教士只会让问题更糟。

他们若有机会为自己的神而死，反而会变得更坚强。

”在官府的牢房里，他渴望见到教徒们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王井上筑后守，他要和他当面对质，然后受刑赴死，成为一名荣耀的殉道者。

但是官员们只是和他坐而论道，告诉他天主教不适合日本。

他着急了，他激动地喊着：如果你们想要考验我的信仰，就给我一个真正的挑战，带我去见奉行官井上大人（让我接受酷刑）吧！

出乎他意料的是，官员们面面相觑，最后哈哈大笑起来。

罗德里格兹并不知道，他面前坐着的那位笑容和蔼、颇有礼貌的老头，那位自见面以来就一直在和他耐心理论的智者，就是他想象中的魔鬼井上大人。

在井上和蔼可亲的面孔背后，罗德里格兹亲眼见到了事件残忍可怖的另一面：他看到日本的教徒们的苦难和坚贞，他感动于他们对于沐浴福音的极度渴望。

村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供奉他、跟随他、信赖他。

他目睹了村长爷爷、吉茂和另一位不知名的教友为了保护他而甘愿牺牲性命，被绑在海边的十字架上遭受海浪冲打，直到断气；他眼见一位给自己取教名“约翰”的信徒，因拒绝踩踏圣象而被砍下脑袋，——正像“施洗者约翰”遭遇的那样。

他看到那些不愿弃教的村民被卷在席子里依次推进大海，他的同事卡尔倍为救他们而徒劳地淹死。

翻译官不断在他耳边说：惨剧，惨剧啊！

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因你的虚荣而死的。

深夜，传教士在牢房里痛苦地祈祷：神啊，你为何抛弃我？

你是否也曾给人子以如此残忍的沉默？

而神的回答，是让他见到了昔日崇拜的导师费雷拉神父，——一个穿着日本和服，拥有日本名字、日本妻子和日本儿子的陌生男人，劝他不要再坚持自己的信仰。

最后，费雷拉把他带到刑场里，五个信徒正在那里遭受“吊穴”之刑，他们身体悬在布袋中，像抽筋一样颤抖着，他们的头被埋在地下，从洞穴里发出彻夜的哀嚎。

他被要求进行“踏绘”—— 那是由水野守信发明的一种识别天主教徒的方法：将刻有圣象的铜板置于受检者面前并强迫其践踏。

翻译官又在他耳边劝他说：如果你是个好神父，就踩它一脚，哪怕是走一下形式，你就可以结束这些人的刑罚。

在神圣的信仰和起码的人性之间，传教士被艰难的抉择煎熬着。

就在这时，他听到铜板上的人子对他说话了：踏下去吧！

踏下去吧！

你脚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

踏下去吧！

我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践踏才来到这世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才背负十字架的。

于是他踏下去了。

于是，他成了“叛教者保罗”。

“叛教者保罗”是另一个人，他彻底放弃了传教的主张，再也不曾在任何言行上表露出自己曾是一名信徒。

和老师费雷拉一样，他继承了某个死去的日本贵族的名字、妻子和孩子，成为了彻底的日本人，他竭尽心力地替藩主搜查各种宗教信物，写批评宗教的文章。

他依然被要求定期的进行“踏绘”。

他时刻被官差们监视着，做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情。

但是他内心深处真的放弃了宗教吗？

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就这样在日本度过了沉默的一生，并且按照日本的风俗举行了葬礼，他的遗体在官差的看护下被放进一个木桶，像僧人那样在桶中趺坐着，预备火化。

他的日本妻子被允许在他的手中塞入一把白纸包着的剃刀，作为他尘世走过的唯一纪念物。

上述故事将信仰和人性的种种价值冲突阐释得很精彩，很深刻，但那并非它最打动我的地方。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感觉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一部宗教片，不如说是一部哲学片。

在影片中，“踏绘”这个环节反复地出现，主人公被捕之后并没有遭到肉体上的折磨，官员们仅要求他进行公开的踏绘，这使得故事全部的悲剧性力量都被灌注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之中。

“踏绘”因此获得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悖论色彩——你只有否定宗教，才能真正地履行宗教。

主人公对圣象的践踏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践踏。

它还象征着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圣象代表着日本人对于天主教的普遍误解，对圣象的践踏，既具备了基督教文化中自我牺牲和救赎的理念，同时又包含了佛教中破除执念的态度。

在东方民族的思想中，只有通过“舍弃”，才能领悟真理，真正的智慧是无形之物，正所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于是东西文化中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途径，同时地汇入到踏绘这个动作中来了。

罗德里格兹最后同意进行踏绘，一方面是源自于他对受苦信徒的同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终于理解了老师费雷德的教诲，即日本人无法真正理解天主教。

他初到日本时，被日本信徒的虔诚和坚贞所感动，这导致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信徒们对于教义的扭曲。

例如，他发现村民们十分渴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宗教纪念品：十字架、念珠、神像，并把这些物品当平安符那样珍藏起来。

在被捕的那天他觉得自己是要死了，但身边一位女信徒居然冲着他笑，他便问她：你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坦然？

她反问：是不是信徒死了之后就能上天堂了？

是不是天堂里每天都能吃饱饭，不用服役，不用交税？

当她得到罗德里格兹吞吞吐吐的肯定答复之后，笑得更灿烂了，她满脸期待，犹如一个马上要出门旅行的孩子。

天堂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超越的彼岸，而只不过是另一个尘世间的地方，在那里人还是在日子，只是过得比在日本要好。

向导吉次郎不但出卖了罗德里格兹，而且在刑罚的威胁下一次又一次地叛教。

但他每次做了坏事之后，又要死缠烂打找上门来要求忏悔，他觉得忏悔过后，他就心安理得了，不用再为他干的坏事负责了，上帝的怀抱就会再一次地向他敞开。

吉次郎对于天主教完全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乃至罗德里格兹无奈地问他：“你究竟明不明白忏悔是什么意思？

”这也颇似我们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见佛就下拜，见庙就点香，花几个小钱烧根香，投个硬币当功德钱，就想换得一辈子大富大贵。

影片对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传教士和日本官员——各自的立场采取中立的态度。

一开始，故事通过费雷拉神父的信件，通过教士们初到日本的艰难，让观众看到了日本宗教迫害的残酷，进而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日本统治者是恶魔，而教士是天使；但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会发现真实的情况远比信中要复杂，官员们并非穷凶极恶，不讲道理，相反，他们大多谈吐不凡，颇有教养，而教士反倒显得有些鲁莽和无知。

最后，费雷拉在寺庙里对罗德里格兹说了一番话，向观众澄清了一个道理：表面看来，天主教在日本受到阻碍是因为藩主们的压迫，是因为传教士的叛教，是那种简单的邪恶压倒正义的故事，但深层的原因则是：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天主教真实的主张，他们相信的只是被他们自己的想法扭曲后的天主教。

他们无法理解任何超自然界的存在，只能接受有具体形象的东西。

对于无形的神，对于原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之类的抽象理念，日本的民众完全无法想象。

费雷拉指着天上的太阳对年轻的传教士说：看！

他们把耶稣基督理解为那个！

因此井上大人对主人公说：我们吸取教训了。

以井上位代表的官员们不再折磨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被教民当成了神，而神是杀不死的，他会从一个身体转附到另一个身体，他会喝下殉道者的血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

唯一的办法，是让神变回人，是让传教士当众做出放弃宗教的举动。

这就是为什么罗德里格兹被捕后并没有遭受野蛮的肉体折磨，而电影里官员们在施行“踏绘”的时候，也总是劝说信众：不要紧，这只是走个形式。

“形式”恰恰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形式的力量如此强大，乃至超越了宗教和意义，超越了权力和酷刑，形式是先于本质的最高哲学。

官员对主人公说：我们用心研究了贵教的教义，贵教在西班牙、葡萄牙是极好的，但在日本却毫无用处，反而会变成“危险之物”。

他所说的这个“危险之物”就是形式。

在官员们看来，日本的佛教有用，因为佛教限制了对于形式的夸大，而天主教所宣扬的上帝无所不能这样的思想，则使得形式挣脱了锁链，成了一头不再受限制的怪兽。

正如片中的翻译官对主人公所说的：佛教人放下妄念，但天主教却反而把这妄念无限夸大。

“怪兽”的产生是东西文化差异的结果。

西方文化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传播的，是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因此天主教的重点在于无形体的宣讲，在于聆听耶稣的教义，反过来看，形象或形式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很低级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从形式中抽象出理念来，而上帝即这种理念的最高代表。

因此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上帝是不可以有形体的，基督教可以无限夸大上帝的神力，但这种夸大永远不会在现世获得某种物质的形体。

相比之下，东方文化则与是一种“符号中心主义”，其最高的智慧是“大音希声”的静默，是冥想和禅定，是在无言中领会符号所散发的深不可测的含义。

因此东方民族重视符号、典籍、符咒、神像，礼仪，佛是最高智慧的代表，佛的形象便到处都是。

佛像就是一种代表着一切意义的核心的符号。

东方民族特重礼仪，因为礼仪就是一种由身体来组成的符号——酷刑也是，踏绘也是。

其中的微妙之处，当然不是年轻的葡萄牙传教士所能理解的。

“语音中心主义”中的语音，和“符号中心主义”中的符号都是强大的意义产生机制，二者媾合起来，就生出了上文所说的“怪兽”。

（对照我们中国近代所发的历史，这头怪兽也并非是全然陌生的动物呢！

）井上改变了一味对信徒进行杀戮镇压的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策反传教士上来。

他意识到传教士同时作为一个在世的人和作为一个符号，是最最危险的存在，是整个问题的根，只有解构这个符号，才能斩断祸根。

民众对于符号具有模仿的天性，让传教士做叛教的举动，给他们一个榜样，他们就会照着做，整个信仰的链条就会被瓦解掉。

这不能不说是深谙东方民族统治术的做法。

而“背教者保罗”则是怪兽的反面产物。

在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东方的“符号中心主义”中，都存在着对意义过度膨胀进行抑制的成分，即西方文化中对于事物形体形象的消解，以及东方文化中对于语言语音的警惕。

在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这两种成分被同时附加在主人公身上，最终造就了一种最为彻底的沉默。

他不能说，不能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举动表露自己内心的信仰，他不能再向上帝祷告，他被迫放弃那祷告语言和声音中的魔力——那是凡人和上帝之间唯一的纽带；他更不能开口向周围的人传播福音——这剥夺了他的力量，使他彻底地沦为了凡人。

甚至，他还被要求做出种种反宗教的姿态，在公开场合诋毁他内心的信仰。

他被定义为堕落者，叛教者，一切能证明他信仰的事物，从他的身份到他的声音再到他的肉体，都被彻底剥夺了。

唯一剩下的，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无尽漆黑的沉默中坚守着一丝信仰的微光。

这是何等的寂寞啊！

但是正是这种对于沉默和虚无的承受，使得这位叛教者在最深的沉默中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正是通过他的沉默和缺席向一个人展示了他永恒的存在。

在影片的结尾，镜头穿过了盛放着传教士遗体的木桶，穿过了他枯朽的身体和紧握的手心，在那儿，在那把剃刀下面，沉默的人紧紧地握着一个简陋的十字架，那是教友吉茂在奔赴刑场前送给他的礼物。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上帝不是一个行刑者，他只是想让我们对自己仁慈些。

”——罗伯特·布烈松《乡村牧师的日记》美国电影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曾在他的著作《马丁·西科塞斯的电影》中写道，“有三种东西塑造了青年马丁·西科塞斯：意大利移民文化、伴随他成长的电影，以及罗马天主教”。

实际上，如果你熟悉这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电影作者的生涯和作品，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三种东西其实是一直伴其左右的。

人们将马丁·西科塞斯誉为“电影社会学家”，是因为他电影题材的当代性。

他的作品描绘了一幅美国当代社会的百态画卷，组成这幅画卷的有黑帮、警察、毒贩、白领、政客、金融家、救护员……从上层到底层，浩浩荡荡，五光十色。

但仅仅将马丁形容成一个“社会学家”，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或许，我们在观看他的电影时，永远是被那些真实、粗粝、暴力、血腥、情色的画面所吸引，但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隐藏在这些极端画面之下的另一种人，一种在马丁电影里的独有形象——“圣徒”。

▲《出租车司机》剧照马丁想要拍摄的，永远是那些芸芸众生中的圣徒，那些信仰不断被现实打压后在社会中痛苦挣扎着的人。

所以，已经74岁了的马丁必须要拍《沉默》这部电影，这个几乎耗尽了他半生的电影项目，因为这部电影里的人，就是他电影中的“圣徒”的最完美和最终极的体现。

▲《沉默》剧照如果马丁·西科塞斯没有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他现在会是什么人？

答案是天主教传教士。

少年时期，马丁就立下了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志向，那时的他对宗教极其痴迷，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成为一名传教士，是他实现“自救”——将自己从沉重的负罪感中解救出来的最佳途径。

马丁成为一位神职人员的志向并非出于对教旨的弘扬，而是来自于自身——一种成为圣徒的愿望。

但马丁实现这一志向的过程并不顺利。

13岁的时候，马丁进入了大教堂中学，是一所初级职业学校，但那时的他更关心两件事——泡妞和摇滚乐，这两件事严重影响了学习，他也几乎从来没有准时参加过一场弥撒，最终，他因为成绩太差被学校退学。

到1960年，马丁18岁的时候，他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希望几乎破灭，但在这个时候，他对于电影的热情还没有高过宗教，但是，电影成为了他实现“自救”的新途径，拍电影，就是马丁的传教。

所以他会在后来的名作《穷街陋巷》中说，“你不是在教堂里赎你的罪，你是在街头，在家里，赎你的罪”。

▲《穷街陋巷》剧照1972年，马丁在拍摄《冷血霹雳火》的时候，他的女主角芭芭拉·赫希塞给了他一本小说。

到1978年，马丁才读完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那时他才意识到，这本书就是“写给我的”。

这本小说，就是尼科斯·卡赞扎斯基的《基督最后的诱惑》。

▲《冷血惊魂》芭芭拉·赫希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沉默》的一个镜像版本，因为两者的制作过程是如此相似，都是障碍重重，一波三折。

1983年，影片尚未开拍，便遭到了宗教人士的抵制，因为马丁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要将耶稣拍成一个“神圣的凡人”，一个有挣扎、有痛苦、有疑惑，更严重的是，有性欲的凡人。

对于宗教人士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亵渎。

▲《基督最后的诱惑》剧照马丁和他的老搭档、编剧保罗·施拉德将《基督最后的诱惑》称为“赎罪”三部曲的终章，前两部分别是《出租车司机》和《愤怒的公牛》。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因为在他们眼中，耶稣至少和前两部影片的主人公出租车司机查维斯和拳击手拉莫塔是同一类人——“既孤独，又对自己的形象存在幻觉，又在性的方面无能为力”。

关于最后这一点，两个人甚至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DSB（Deadly Sperm Backup，该死的养精蓄锐）。

我们不能断言片中的耶稣就是马丁对自己的投射，他还没有这么狂妄，但他至少进一步印证了马丁拍摄电影的意图——塑造那些芸芸众生中的“圣徒”。

▲马丁在《基督最后的诱惑》片场这部电影注定是马丁作品序列中最受争议的一部。

当年影片上映时，有很多影院拒绝放映，宗教团体大肆谴责，有的甚至向马丁发去了死亡威胁，后来《基督最后的诱惑》发行了录像带、VCD，很多租赁店还会将影片的封面换掉，因为电影的标题实在太敏感了。

但抛开所有这些场外因素，《基督最后的诱惑》对于马丁来说，是一次创作上的绝对胜利，可以说，“赎罪”三部曲，就是马丁至今为止最为重要，也是最能印证他的创作理念的作品。

而更重要的是，《基督最后的诱惑》让他知道了与另一个项目结缘。

1988年，马丁召集了一些宗教人士，其中不乏那些一直对该片颇有微词的人，观看了《基督最后的诱惑》的粗剪版本。

对于这次内部放映后观众的评论，马丁鲜少提及，这些评论也并不重要。

这次放映后，马丁在酒店进行了一次私人晚宴，结束时，一位名叫小保罗·摩尔的大主教向他推荐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就是远藤周作的《沉默》。

一晃过去了28年，这几乎就是马丁的小半生，《沉默》终于拍完并且开始在北美上映了。

这28年间，马丁与《沉默》这个项目分分合合、藕断丝连，这其中经历的挫折远远超过了《基督最后的诱惑》。

马丁说，《沉默》是《基督最后的诱惑》的另一面，但它比后者更加深刻，他更是将拍摄《沉默》视为一次“朝圣”，是身为天主教徒兼电影创作者的他，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沉默》，可能是圣徒马丁在电影银幕上最重要的一次传教。

看了電影《沉默》，看那鬼預告就是一副來台灣取景好棒棒，觀光局居功的手法看了看不爽，而且還有劇組人員說台灣人好便宜，所以才來台灣拍，看了也更不爽。

　　劇情上則是蠻神奇的氛圍，從頭到尾也沒明講天主教信仰為何，對於不熟悉16世紀宗教狀況的人可能會一頭霧水，天主教在日本16世紀曾到達鼎盛，教徒有65萬人左右，連當時的織田信長作為異教徒，也是包容天主教存在，直到織田信長亡，豐臣秀吉將軍攝政後頒布《伴天連（Padre，神父）追放令》正式禁天主教，才出現這部片後來的故事發生，而在電影中被視為叛教的Luís Fróis神父，因其叛教而能存活，未能成為殉道聖人，嚴格說來更是這段歷史的紀錄者。

但為何豐臣秀吉要禁天主教？

其實也跟這些歐洲商人拐賣日本人去做奴隸有關係（印地安人、菲律賓人等都在這個系統下被拐賣），天主教的傳播實質上也有控制當地人民的力量，對於統治確實有威脅，甚至也發生，劇中提及四個妾的纏鬥故事，其實也是豐臣秀吉遇到有教徒不願成為他的妾的實際故事。

電影會把這種纏鬥侷限在日本，卻忘記同時間16世紀的歐洲，才是真正宗教戰爭的所在，天主教內部鬥得你死我活，當然也就是權力極不穩定的時候，無法在海外有效的輸出軍事武力，也才會有電影中「兩人軍隊」登上日本，而且是作為最後一批的狀況產生，我覺得這都間接有造成在傳教上的難度，畢竟傳教士背後的資源還是影響傳教版圖的重要關鍵。

　　　只是本片探討的好像跟忠誠有點關聯，卻又不討論信仰本身，所以我看到最奇幻的一幕就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看到河中倒影居然是耶穌，我覺得才有點恍然大悟那種叛教的恐懼其實跟自我人格的否定有所關聯，就是過去自身就是信仰，別人對天主教的虔誠可以讓他產生力量，但如今要拋掉這個人神合一在自身的信仰，會讓自己近乎掏空產生瘋狂，他才會如此的害怕，而日本執政當局又以漸進式的逼迫來讓他能夠叛教，這些拷問手段實質上的讓他懷疑自己的信仰，畢竟他原本該救贖的萬民，如今卻因「他」（神父）的不叛教而死，這是讓人充滿矛盾的情結。

當然這都是權力者的較勁，放在局部看會是神父跟大人的鬥爭，但往背後看就是整個在日本勢力的版圖，劇中後來提到只有荷蘭人能夠進入日本，掌管進出口貿易，其實間接地也是荷蘭文化的輸出，日本的西醫制度，又稱為蘭醫，就是因為荷蘭能夠保持口岸通商，才造成的結果，我覺得禁教的背後也是宣示主權的某種形式，畢竟經濟利益就是實質的影響政治局勢，以及利用文化、意識形態去侵略他國的可能。

救贖、求道，如果僅是對於現實生活嚴峻的另一條出路（死後上天堂），那麼這個宗教在現世的積極意義也就消失，只是提供給那些活在壓迫之中的人民一個安慰劑，沒有辦法實際解決問題，這一點無論是幕府或是天主教，都只是彼此合作而已，把天主教換成佛教就是方便幕府操作，但也別忘記，佛教也是外來的，只是內化的時間比較長而已。

同步發表於個人部落格上

因为马丁，下了这个片子，但因为简介提到宗教，其实内心是排斥的，兴趣不高。

晚上实在没片看了，只好点选《沉默》随便看看打发点时间然后睡觉，没成想，竟然全程无尿点看完了，然后带着好奇心意犹未尽地还上网了解了些关于这部影片的一些背景知识。

首先，观众会不由自主的把它定义为宗教电影，其实，这部影片压根不归属为宗教电影，只是借用宗教这个道具，和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抽丝剥茧的探讨一出文化冲突下的人性问题，马丁透过镜头让观众围观着所发生的一切。

沉默这个主题，通过影片的前面的铺垫和中期逐渐展开，体现在三个方面：1、村民们在统治阶层面前，面对自己对信仰的选择、面对对自己信仰辱没、面对教友的迫害，为了生存选择了沉默。

2、传教士罗德里格兹眼看着所有因为信仰而被迫害的人和事，备受煎熬，他内心也开始在挣扎和呐喊，主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主选择沉默。

3、传教士罗德里格兹和导师神父费里拉在寺庙的对话、然后成为统治阶层的帮凶，他们接受了日本这个“沼泽”，选择了沉默。

《沉默》里那些老百姓的信仰，是对十字架、念珠、神像的图腾式的盲目崇拜，是对小孩受到洗礼则可免于病灾的祈盼，是对没有饥饿、没有苦力活、没有赋税的极乐世界的天堂的向往，带有强烈的功利、实用主义的主观意愿。

他们是善良的、喜悦的、挣扎的，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种面对苦难的安慰和释放，是一种形式上的幸福感的体验。

传教士罗德里格兹起初面对这一众信徒，非常乐此不彼，他觉得自己被村民需要，还为几百个孩子洗礼，自认为是相当有存在的价值的。

直到吉次郎的三番几次的背叛和导师神父费里拉的再次登场，几乎摧毁、颠覆了他所信仰的一切。

吉次郎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影片中他出场了7-8次，每次出场都是在推翻自己之前的说法或做法，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每次都认为自己有罪，但他也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的。

罗德里格兹对他是嫌弃的、犹豫的，但罗德里格兹纠结的是，面对他这么个小人物、小人，主是爱他呢？

还是爱他呢？

最讽刺的是，直到当所有人包括罗德里格兹自己都放下虔诚、选择沉默的时候，吉次郎却说，你是我认识的最后一个神父了，我要忏悔……神父费里拉与罗德里格兹在寺庙的对话，以及罗德里格兹选择弃教后与奉行官井上大人的对话，才真正是本片的槽点，道出了西方的信仰与东方文化水土不服的根本，就在于你西方为什么要傲慢的改变我东方的太阳。

费里拉不是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是真正去试着先学习接受他人的文明。

官井上大人凑到罗德里格兹面前说的话是对的，你不是败给了我，你是败给了日本这个沼泽。

罗德里格兹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偷偷的把一个磨得包浆的十字架塞入他的手中，受的却是佛教殉葬礼仪，这是一种何等悲壮的悲凉。

我们生活在当下天朝，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快速提升，关于幸福感这个事情，就经常不断被提起，为什么用“被”呢，因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幸福感的，幸福感是一种体验，但需要对比和参照，这跟你钱多钱少无关。

最近几年，我们生活的周遭，开始选择信教的人也多了起来，信佛教和基督教的都不少，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而且这些信教的人大多是中产阶级以上。

这些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当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寻求幸福感体验的一种精神需求，与信仰有关吗？

事实上，你的周遭，几乎所有与信仰有关的事，都与功利、欲望、索求有关，比如说：逢年过节能把寺庙包场来求神拜佛的大富大贵，口头念念有词的几乎都是保佑财运亨通；那些跪在观世音菩萨脚下的妇女们，心里求的大多数是生儿育女的事；是否注意到，香港、日本电影中的警察局里，都会摆上关二哥或者佛龛之类的东西，以保出入平安；每逢周末很多民间基督组织的聚会里面，不少人是带着社交的心态去晒脸的，形式上无异于微信发个朋友圈求点赞。

其实，这个沼泽，你我也都在里面。

《沉默》改编自著名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

故事发生在德川幕府时代禁教令下长崎附近的小村子，一个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士偷渡到日本传教，并调查恩师因遭受「穴吊」酷刑而宣誓弃教一事，因为这事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不只是个人的挫折，同时也是整个欧洲信仰、思想的耻辱和失败。

在传教与寻访的过程中，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所有的两难情境都面临了，逼迫着他对基督的信仰进行更深层且更现实的思索，最终，他彷佛也走过一趟恩师的心路历程，拥有自己对信仰的诠释与实践。

上周末在影院看了这部电影。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对这部电影感触很大。

故事看似描述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定历史地点的一群特殊人物的故事，但是其中对人性、对信仰和对文化冲突的探讨和思考，却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必然能够引起非基督徒、非日本人的芸芸众生的共鸣。

在我看来，《沉默》至少包含了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和大家分享。

作为一名日本天主教徒，远藤周作对于这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沉默》也可以算作他本人的一种信仰之旅。

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在还原作者的心路旅程上无疑是成功的。

第一个问题，也是接触过基督教的人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上帝真的存在吗？

倘若上帝存在，那么上帝面对人世间的苦难，却为什么总是这样无动于衷呢？

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日本教民依旧秘密地守护着自己的信仰，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忍受着各种酷刑，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时候上帝去哪里了呢？

面对自己受苦受难的子民，上帝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呢？

《圣经》的《马太福音》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上帝是这样的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然而在现实中呢？

当这个世界纷争不停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

当守护着上帝信仰的人为他殉难，在悲惨凄凉中死去而不为世人所知晓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

当人们打着上帝的名义进行各种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冲突、迫害异端和异教徒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呢？

古老的伊壁鸠鲁悖论，从古希腊流传至今：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是无能的；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

面对苦难，佛教有着比较完备的解答，但是基督教的解释却似乎是苍白的。

虽然在神学上有着很多解释，比如《圣经》里说的“不可试探你的神”，教徒不能呼唤上帝就祈求上帝出现。

又比如经院哲学中所论述的，世界的存在是一个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完美的终点是末日审判之后的新天地，而在这之前人们必须面对苦难而达成自我救赎。

然而，对于个人来说，神学的官方的解释似乎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甚至有些冷冰冰而让人心寒。

对于在苦难的汪洋大海中挣扎的无助的小小生命来说，上帝那可怕的安静，让人不时地怀疑，对于上帝的信仰真的有意义吗？

我亲耳听到一个传教30多年的老神父，依旧对信仰有着挣扎，问别人Does God really love me？

我也见过不少人，面对苦难无法得到上帝的声音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对于上帝可怕的沉默，众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这恐怕只有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在自己的旅程中给出自我解答了吧。

存在主义哲学家Kierkegaard在《畏惧与颤栗》中说，只有在无边的绝望的无尽的恐惧中，人才可以“leap of faith”，达到最高激情的信仰。

远藤周作在《沉默》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上帝正是在沉默和缺席中，向人类表达了其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苦难中的个人和集体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慷慨赴死。

然而当一群人为了你而受苦受难的时候，你的信仰是否会动摇呢？

你是否为了解救他人而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电影trailer中，长崎官员井上说的：The price for your glory is their suffering。

面对这样的指控，你会怎么办呢？

故事中的两个神父，Rodrigues和Garupe，一个为了解救他人而放弃了信仰，一个选择了自我了断，和当着他的面被杀死的教民一起死亡。

对于天主教的教义来说，无论如何选择都是有罪的：自杀是罪，所以但丁在《神曲》中把自杀者放在地狱中煎熬。

叛教更是罪，会遭到开除教籍的惩罚。

其实，何尝是宗教迫害，个人在面对迫害面前究竟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人类一个普遍的话题。

当明朝初年的方孝孺不肯向燕王朱棣妥协而被诛灭十族的时候，方孝孺大可以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然而他的十族，却又是何等无辜呢！

当方孝孺在刑场上看到自己的弟弟方孝友赴死而落泪时，方孝友说的“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凉？

我时常在想，方孝孺为了成就自己的名声而牺牲自己的十族，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名声！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忠于宋朝而被忽必烈杀死，死前写《正气歌》明志，然而文天祥却让自己的弟弟在元朝做了官，保全了自己的家族，或许这才是一种折中的方法？

当然，我们并不能对那些坚持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原则而使得自己最亲密的人遭到劫难的受害者做过多的责难，因为他们本身是弱者，是顽强抗争的英雄，而迫害他们并进一步迫害他们周围人的强权者才是卑劣的。

然而，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人应该如何选择呢？

电影中，有教民选择殉教，也有教民选择踩踏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像、向十字架吐唾沫而事后忏悔，有选择叛教的，有选择自我了断的，哪种选择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提倡和纪念的选择呢？

这恐怕是和平时代坐在书斋和办公室里的我们所无法回答的。

《沉默》把这个残酷的话题放到大家面前，这正是作品震撼人心的体现之一。

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东方人时常会思考的问题，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沉默》中，借着长崎官员的口，借着已经放弃信仰的前教区长Ferreira和尚未放弃信仰的Rodrigues的讨论，表达了文化的冲突中东方人的观念。

对于西方的天主教来说，日本是一片无法开花结果的“沼泽”，天主教的那套神学观念是无法普及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的。

当佛教和尚用冷眼看着Rodrigues，当Ferreira在佛教寺院中劝说Rodrigues，当Ferreira指着太阳说这才是日本人的“son of God”的时候，Rodrigues强调基督教/天主教那套普世价值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完全是感情用事。

这恐怕不仅仅是远藤周作作为一个东方人本人的挣扎和困惑，这也是我们一切东方人面对西方价值观侵入的挣扎和困惑。

原罪、选民、救赎、道成肉身、三位一体，这些纯粹基督教的观念，如何才能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呢？

就算坚持为了天主教而殉教的日本村民，他们对于Christianity又懂得多少呢？

村民认为自己的小孩受洗，就已经上天堂了。

小松菜奈扮演的女村民Monica（Haru）所认识的天堂，是没有苦力活，没有赋税，比穷苦的乡下幸福美丽多的极乐世界，为此她并不畏惧死亡（甚至还有些期待）。

村民看到神像、念珠、十字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更让神父担心这些村民堕入了偶像崇拜的境地，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喜爱的，有多少是基督教的教义和上帝本身，恐怕更多的是基督教附属的那些形式主义的物件吧。

16，17世纪日本教民所坚持信仰的东西，恐怕并不是罗马天主教眼中的正统教义吧？

日本在战国时代，传统的佛教实力减弱，出现了大量的天主教教徒，甚至有一系列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所谓吉利支丹大名），著名的有大友宗麟、小西行长、黑田官兵卫、蒲生氏乡。

（明智光秀这个秃子的漂亮女儿玉子也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里本人的太阁立志属性又开启了，赶紧打住。

）后来丰成秀吉一统江湖，为了防止西班牙人和西方文化侵蚀日本，和西班牙断交，随后禁止天主教。

德川幕府初年爆发了天主教教民抗争幕府的岛原之乱，之后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和禁教令，为了平衡国内的佛教势力，幕府官方又大力提倡儒学，让儒家学说在日本兴盛起来。

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天主教根本无法在日本继续扎根，只能选择退却。

虽然在二百多年的幕府禁教时代，长崎一直存在着秘密的天主教徒，但是直到今天，天主教和新教徒在日本仍然是少数，这就证明了天主教文化并不适应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社会。

Rodrigues所宣称的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似乎在日本并不流行。

在中国也是如此，几乎在日本天主教兴盛的同时期，在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不少的天主教徒，出现了徐光启这样的信教的士大夫。

后来到了康熙年间，因为天主教禁止教徒祭孔、祭祀祖先，爆发了“中西大礼仪”的争论，天主教势力被康熙皇帝逐出了中国。

作为东方人，如何在西方的信仰和东方的传统中追寻平衡，或者更加普遍的，如何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东方的传统中寻找共存和和谐，这至今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吧。

这三个问题就说这么多。

《沉默》是一部好电影，但是需要从人性来解读它，从文化来解读它。

虽然这部电影的原版小说是天主教徒写的，电影的导演是意大利后裔天主教徒，电影在梵蒂冈首映，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一部天主教电影，而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文电影。

上面我提到的三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标准的权威的答案，只能留给每一个人自己来思考吧。

宗教与政治文化，信仰和人性的冲突中，面对神的沉默，该如何抉择。

小说的作者，影片的导演，貌似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我们自己呢？

信仰，对我这种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是信念，是真理？

好像拥有了信仰，便无所畏惧，甚至可以为之死，但是死之前，我们真的清楚自己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吗，是宗教书籍里描述的人们口口相传的神迹？

是自己日日为之膜拜祷告的人形像？

还是只是一个天真的精神寄托，以为死之后就可以到达没有赋税没有劳作美好的天国…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那些“苦难与迫害”，真的是神想要我们去经历的吗？

以此来证明我们的信仰？

一切也许不过只是那个日本高官所说的形式而已，还有执念，ugly woman , barren woman 的执念，神父乃至教会的执念，大多时候都是我们困住并折磨我们自己，所谓执我。

相比之下，屡次三番弃教甚至出卖神父，然后又痛哭着认罪的那个日本人也许更加懂得信仰是什么。

所以当人们祈祷，甚至质疑的时候，神必须沉默，在神的沉默里，一个人，由内而外、自发生出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觉得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不只是基督教徒。

电影所展现的，值得讨论的远不止我片面思考的这些，但其实我并不推荐去看，近三个小时，大量静默的镜头，冷酷的画面，乃至在一段完全无声寂静中我听到一个女生压抑的抽泣，非常折磨，我都快绷不住了…看完难受很久，想了很多有的没的的东西，最后却又归于空虚，好像被抽空了的感觉～

完整图文请关注微信公号：春逝的时光笔记。

对于马丁·斯科塞斯刚刚上映的电影《沉默》，有着两方面的解读。

一方面是来自于普通影迷对于电影制作和表达的主题的评论，另一方面来自于基督教内部对于电影中关于信仰问题的看法。

坦白说在这种有关宗教题材的影视作品评论里我比较倾向于基督徒对此类作品的探讨观点。

关于信仰关于神学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评论者所应有的知识层面和属灵层面是有所要求的，就算打着神学家宗教学者旗号的高知与真正的普通信徒之间看待某一信仰话题都是有区别的。

有些宗教学者是站在研究、参考、属世的层面上去看待信仰神学，有些信徒却是站在属灵的角度去亲身体验信仰的意义，这两者之间有时是天差之别，更不要提无神论者或大众影迷用自己的理性去定义电影或小说中宗教信徒的生命意义了。

这样说来并非故意抬高宗教题材作品的评论门槛，而是确实术业有专攻。

如同某些星际幻想题材类影视作品，天文学或物理学专业的影迷朋友去分析作品内某些细节的真实性或科学地可实现性所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术语要比大众影迷更加高深严谨的多，对于自己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事物应该尽量少下定义和标准，而是多多参考对此更加了解的朋友们的讨论和介绍。

在豆瓣《沉默》短评置顶最高的一个帖子或多或少的跟我表达了一样的观点。

《沉默》这部电影改编自1966年出版的日本天主教徒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小说曾经获得第二届谷崎润一郎奖。

那踩踏圣像的脚，也会疼痛。

——远藤周作《沉默》讲述的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禁教时期的故事。

故事中的费雷拉神父历史上确有其人。

而男主角加菲饰演的罗德里格兹神父现实生活中是意大利人，作者将其改为葡萄牙人，这样他与费雷拉神父就有了相同的国籍和更加深刻的矛盾冲突。

在观看电影之前大体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理解主人公是有所帮助的。

1543年8月5日，一艘驶往宁波的商船因风暴漂流到了日本小岛，这是葡萄牙人第一次在日本领域登陆。

随后便是耶稣会士的进入。

1547年12月，耶稣会成员方济各·沙勿略认识了日本人弥次郎，2年后他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表达了要前往日本传教的意图：“所有去过日本的葡萄牙人都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去日本，我将为主做出巨大的贡献……据弥次郎说，他们是一支受理性控制的民族”。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一行抵达萨摩藩拉开传教的序幕……1589年6月19日丰臣秀吉颁布《拌天连追放令》五条禁令宣布驱逐传教士。

1597年丰臣秀吉下令把日本信徒及方济各会修道士总计26人在长崎钉死在十字架上。

1613年迫害基督徒的浪潮席卷日本。

1614年1月颁布新令驱逐所有传教士，其中包括89名耶稣会士、4名方济各会修道士、2名多明我会修道士、2名奥古斯丁会修道士。

1614年至1635年出现了京都大殉教、元和大殉教、江户大殉教、平户大殉教、东北大殉教等事件，更是出现了电影中所描写的“云仙地狱”与“踏绘”等刑法，死亡信徒28万人。

1644年，日本最后一个耶稣会士殉教，无神甫时代开启……上图即为当年日本驱逐传教士禁教令下对付异己的酷刑。

水中十字架刑法为“水磔”酷刑，将人绑在十架放入水中任由水浪击打而死。

下图右一为“穴吊”酷刑，将人倒立放入地窖，在耳后开孔任鲜血流干而死。

二战后驻守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基督徒，有资料说在1945年至1951年间美国共派遣2500名牧师运送一千万本《圣经》抵达日本传扬福音，收效甚微。

今日的日本据统计有近一半人口信仰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有近百分之四十五信仰佛教，基督徒大约只占百分之一的份额。

也许真如电影中费雷拉牧师所言：日本是一个信仰的沼泽地……电影《沉默》的开篇是一段旁白，费雷拉牧师的信件。

画面中是信徒遭受“云间地狱”酷刑。

“1633年，周五。

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尽管对我们而言，这片土地上的安宁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从不觉得日本是一个光明的国度，但是我从未见过它像现在这样昏暗……代官们要信徒们弃教，抛弃神圣的主和主的爱的福音。

但是他们仍坚守着信仰，他们无惧严刑拷问。

皮肉之苦只是更让他们证实了信仰的无穷之力，以及主与他们同在。

主的爱只让我们更强大！

”——费雷拉写完这封信之后，费雷拉神父就失去了消息。

在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费雷拉神父对遭受酷刑折磨的信徒的信心和支持，以及抱有的对上帝大能的期望。

另外也能感受到对于在日本传扬福音之路的思虑，按照历史的记载这个年份正是信仰遭受大逼迫的时候。

费雷拉神父不再有书信来往，身在国内年轻气盛的两位神父甚是挂念，又为了信仰的缘故决定启程前往日本。

“1940年3月25日，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主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即便是这样的角落，我们的主也不会忽视吧。

我准备遵从他的话的时候，眼前浮现出他的容貌。

他的神情就像当初他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

那样坚强有力，那张脸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我从那张脸上感受到了伟大的爱，天主教徒的哀号撒在每片日本的黑土。

”——神父前往日本的旅程是满怀希望的，为主做工的喜悦远远大过于时代所加成的恐怖气息。

信仰，确实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的东西。

很多人会讥讽那些有信仰的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信仰呢？

有人有宗教信仰，有人有共产主义信仰，还有人做科学的门徒，更多人成为金钱的奴隶。

什么叫做信仰？

是不是你为之终生奋斗的事物呢？

无神论和有神论似乎是一种天然的对立，在这种情形下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互相鄙夷的状态，其实想想并非如此。

大部分有神论往往是从无神论而来，如同宗教信仰的门徒往往是直接或间接领受了某种信仰的启示转而步入信仰的国度成为有神论。

所以许多有神论者都能够理解无神论者所提出的批判、怀疑或者是嘲讽，而无神论者站在自己的角度却没有办法去了解有神论者这种思想的转变。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圣经希伯来书》“信”在我们的人生中无处不在，有时它并不是以理性的面孔出现。

如果你能够结合《希伯来书》里对“信”的定义，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太多不以科学实验为认知前提的真理存在了。

神父的信仰使他满怀激情和信心踏上传福音之路，即使明知可能会有生命肉体的消亡，但心中所向往的天国甘美早已令他将现实生活的恐怖置之度外。

当神父来到这个渴望基督信仰的村落，看到他们因着神父的到来能够告解而激动不已的模样不禁赞美：“基督教带来了爱，第一次做为人而不是动物被上帝宠爱。

上帝承诺，他们的苦楚不会终于虚无，而是终于救赎”。

在天主教的教义里，信徒与上帝之间的对话需要经过神父做为连接。

信徒将自己内心的罪恶、痛苦告诉神父，神父带着上帝赦免的权柄为其赦免和祷告。

而在马丁路德改教运动后的基督新教中提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沟通，这是两者的区别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在那时天主教传入日本之后信徒急需神父的原因。

当神父看到虔诚的信徒还要遭受政府的迫害通缉之时感慨：由于常年的隐藏自我，他们的脸就像一张张假面。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饱受煎熬？

又为什么上帝要挑选他们承受如此？

这是神父的第一次追问。

在没有宗教压迫的国度，信仰并不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

好像人们什么都没有付出，每个人都成了上帝最忠心的孩子。

但信仰如果遇到压力呢？

究竟怎样去面对信仰？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原谅我，上帝。

宽恕我的罪过，让我觉得我感到了生命的价值，我在这个国家真正被人民需要，直至世界末日。

——神父用脚踏上耶稣基督的雕像、用口水喷向面前的十字架、宣布自己是一个弃教者，这就是官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些矮小柔弱的村民信徒拒绝了。

其实在基督教的十诫中第二条诫命中是不允许有任何偶像崇拜的，所以基督雕像、十字架在基督教看来都是被造之物的形状而已，并不代表任何寓意和异能。

村民的拒绝执行更多的还是内心深处的拒绝。

当遭受水磔酷刑四天才死的茂吉高声唱歌呼喊上帝的时候，神父的内心遭遇了极大的挣扎。

对于这些被夺去生命的村民信徒神父内心追问自己：在当时聚集在沙滩上的人群中，他的歌声是唯一的声响。

上帝毫无疑问听到了死者的祈祷，听到了他们的惨叫。

他们承受了这么多磨难之后，我要如何解释主对受难者的沉默？

我需要我全身的力气去理解这些事。

我梦想我能找到答案，他在这里发出的荣光究竟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又为基督做了什么？

我现在在为基督做些什么？

我能为基督做些什么？

我等待主的回答，但却只有沉默。

我祈祷，但我得不到回音，我到底在像什么祈祷呢？

——神父沉默，上帝的沉默。

殉教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神父此时的心中可曾想起当年耶稣的门徒？

公元64年10月13日，彼得被倒钉十字架。

他留下来两句话：“我不配和我主耶稣基督以同样的方式殉道。

我要仰望天国的荣耀！

”公元44年，雅各布殉道。

刽子手被他无所畏惧的信仰所感染，当即宣布自己是基督徒，自愿与他一起处死。

临死前刽子手请求雅各布代替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两人一起被斩首。

安德烈，被钉X形十字架。

腓力，倒钉十字架。

巴多罗买，被棍击、剥皮，钉十字架被刀砍死。

多马，被长矛刺死。

公元72年，达太被钉十字架。

公元74年，西门被钉十字架。

小雅各，被锯刑。

马太，被刀砍死。

……许多人并不理解什么叫做信仰。

有些人认为信仰是一种交易，我相信你所以我要得到什么。

有些人认为所有的信仰只是一种善行，只要我行善信仰什么根本无所谓。

那些为信仰而殉道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群傻瓜。

而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信仰的意义在哪里，他们并不知道。

神父所经历的属灵困境每个信徒都会遇到，当怀着殷切的盼望换来沉默的回应之时（是的，沉默也是一种回应），许多人开始彷徨、开始怀疑、开始离弃。

电影中神父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果真是没有答案吗？

我以为殉教将是我的拯救，我主是我的帮助者，我将信赖托付于祂。

我们不朽之主所流的无价之血，注定是世界的救赎。

——神父对于一名信徒来说，殉教是一种荣耀。

可是日本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他们需要神父的精神背叛，他们需要神父的引领，一个神父的叛教影响远远大于杀戮几个信徒的人头。

神父与井上大人展开真理的辩论，还有那位言辞严谨的翻译官看似入情入理的旁敲侧击：只有天主教徒才会把佛和凡人等量齐观。

我们的佛是凡人也能成为的存在。

是比他自己更伟大的存在，但你们却依靠着幻象，并把他们称之为信仰。

而井上大人更是镇定自若的辩称天主教义只适合在葡萄牙成为真理，在日本没有生存的土壤。

神父回答到：真理是普世的，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普遍的，因此才能称之为真理。

如果一种教义在葡萄牙是正确的，而在日本却不是，那我们就不会称之为真理里。

井上大人与翻译官随即用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来回答神父。

但是这种南橘北枳的说词与神父所提的普世真理能否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呢？

如果环境能够改变信仰，那究竟是环境的错误还是信仰的问题？

在这里翻译官将后果论归根于信仰是否真理的方向明显是有误的。

日本是信仰的沼泽地，这是传教士们被驱逐之后对环境的定义。

如果用生活中最简单的事例说明，1+1=2就是放诸四海皆真理的明证，根本不会出现南橘北枳的强词夺理。

您是为他们而来，但是他们却都厌恶你。

——日本翻译官被抓获的神父在日本的大街小巷游行，众人投掷的杂物和咒骂似乎像极了当日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犹太人的欢呼。

天主的信仰究竟给日本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

神父此刻的内心想必无比煎熬。

费雷拉神父终于出现在眼前，看着曾经的良师益友身着日本和服眼神游移的在对面侃侃而谈，年轻神父罗德里格兹痛苦万分。

流言貌似成为了事实，上帝的小羊成为弃教的逃兵。

年轻的神父怀念禁教令之前福音传播的果效，而费雷拉似乎不屑一顾。

“日本人相信的是他们扭曲后的神，这个国家是一片沼泽，知道当年沙勿略神父传扬耶稣之名时日本人怎么称呼吗？

他们叫他太阳神的儿子！

”费雷拉神父对罗德里格兹说道。

当传教士带着一腔热血来到信仰贫瘠的土地，看到开满福音的鲜花都是喜乐无比的。

但在这里费雷拉神父的一席话与日本翻译官的南橘北枳仿佛有了呼应。

时至今日谁敢肯定这些所谓的信徒信仰的上帝就是传教士所传扬的上帝呢？

当罗德里格兹为年幼的婴儿洗礼的时候，婴儿母亲欣喜的认为她们已在天堂。

而这样福音、教义基本的信息和要点是否真实的传达到了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呢？

找到一个能够真正领受真理的信徒远比十个懵懂无知的“信徒”重要的多。

可是这些义无反顾为他们所了解的信仰殉道而死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费雷拉神父最近写的一本书叫做《显伪录》，而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指正天主教教义的错误之处。

曾经靠着《圣经》为一切生命准则的神父如今却需要依靠批判《圣经》作为生命延续的代价，这其间的转变、痛苦、磨难谁能领受？

耳边传来五位信徒忍受“穴吊”酷刑的哀嚎，神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己愿受这酷刑之苦却不能得偿所愿。

唯一能够拯救这些人的唯有自己的弃教宣言。

是违心公开弃教还是为信仰坚持到底，人性的锋刃如刀割此心。

神父如同当日客西马尼园中的耶稣基督，向上帝祷告。

耶稣遵从上帝的旨意奔赴十字架，而今时今日的神父，所盼望的上帝的话语在哪里？

在《约翰福音》中记载了一个瞎子的故事。

有人问耶稣，瞎眼是因为他的罪吗？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今日这些人所承受的痛苦可否以这段经文作为回答？

当人性中的善与爱占据着神父的心房的时候，他颤抖着的脚对准地上的雕像。

就在此时耳边想起了一个声音：“过来吧，没事的。

踩到我身上吧！

我明白你的痛苦。

我身背的这个十字架就是为了你的痛苦。

踩吧……”神父的叫踏在了雕像上！

十字架的意义终于在他的内心阐释出真正的含义！

耶稣的十字架背负的是全人类的罪恶和痛苦，神父的踏绘也背负着五位信徒的苦难生命，在这一刻，十字架的意义得以完成。

日本翻译官说过：这只是一个形式。

一切外在的都无法与内心相比，这样一个曲曲的形式却仍然有太多人不愿因着自己的生命屈膝，这究竟是为什么？

“弃教的保罗！

弃教的保罗！

”街上顽童肆意的讥笑着神父，当初雄心壮志效法保罗传播福音的结局成了敌人的笑柄。

冈田三右卫门——神父余生的日本名字。

像一块无法治愈的伤疤嵌在神父的心里。

当两位弃教的神父从事着被国人鄙视的宗教审查工作时，看着因为自己的检举而被抓的西方人罗德里格兹百口莫辩百感交集，费雷拉貌似无疑的低声说道：“主教导我们去爱那些鄙视我们的人，只有我们的主能判断你的内心”。

罗德里格兹吃了一惊，“我们的主”？

费雷拉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没有离弃神，神也没有离弃我们。

耶稣有一个卖主求荣的门徒名为犹大，自杀而亡。

吉次郎仿佛是神父身边的犹大，人性的软弱在他身上如影随形无法脱离。

为了生命几次叛教却又几次忏悔。

年轻的神父无法做到耶稣的教诲原谅他七十个七次，从自己内心厌恶吉次郎的他甚至追问上帝啊您怎会爱如此卑鄙之人呢？

《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

浪子的父亲欢欢喜喜的接纳了他……当宣布弃教的罗德里格兹接受吉次郎作为仆役终日在平静的忧愁中度日的时候，吉次郎的告解仿佛抚慰了两颗无助的心。

恐怖的禁令之下，吉次郎对真理的追寻却从未停止。

那颗忏悔的心仍然寻求上帝的赦免。

“你是神父”吉次郎对着弃教的罗德里格兹说道。

吉次郎：我背叛了您，背叛了家庭，请您听我的告解吧。

神父：主啊，我反抗了你的沉默，我和你一起受苦，我从未沉默。

但即使主沉默着，到今天为止，在沉默中，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他是日本的最后一名神父，从未承认过天主教的神，无论是文字还是图案。

他从未提起过主，也从不祈祷，直至死亡。

他的信仰永久的结束了。

——电影《沉默》这部电影的结尾是火中神父手里的十字架，在烈火的燃烧中仿佛是对上帝沉默的回应。

当我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马丁·斯科塞斯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抱希望的。

虽然我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电影导演，但在《基督最后的诱惑》这部电影面前，我很难将他再与《沉默》联想起来。

也许人是会改变的。

在《沉默》上映之前，400名罗马的基督教牧师在2016年11月底之前提前观影，派拉蒙专门举行特别放映场，以此答谢拍摄期间出任宗教顾问的牧师詹姆斯·J马丁。

但电影上映半月票房极为惨淡，美国本土票房174万美金，对于这部电影的预算5千万美金来说可谓损失惨重。

我并没有读过《沉默》原著小说，不过在电影中对于上帝的沉默并没有给出立场鲜明的答案。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太多的问题，我没有马上回答。

现在我希望用《圣经》中的话语为《沉默》做出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答案。

哥林多后书：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希伯来书：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诗篇：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

马太福音：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马太福音：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

出埃及记：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马太福音：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马太福音：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罗马书：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马太福音：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

造化弄人，《血战钢锯岭》与《沉默》这两部电影以不同的题材与方式和同样的主演阐释了对于宗教的看法，然而在奥斯卡以及诸多奖项面前的不同境遇却是令人感到命运的无常。

因为不当言论攻击了犹太人导致被好莱坞大厂封杀的忠诚天主教徒梅尔•吉布森的回归之作使其一夜之间重回巅峰，而同样浸染在天主教文化中的马丁•斯科塞斯带来的《沉默》原本被寄予厚望，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在颁奖季沉默，奥斯卡仅收获一项最佳摄影提名，这与前者的6项大奖相比实在惨淡，也不免被一些外媒称为奥斯卡遗珠。

颁奖季的失利并不代表这部电影的质量出现了问题，反而在我看来《沉默》是近年来少有的高水准宗教电影，其本身在诸多评分网站上也保持着不错的分数，但就评论而言与早先他拍摄的《基督最后的诱惑》极为相似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亚洲评论员甚至打出了1分的低分，然而不同的是罗马教皇以及诸多宗教界人士在观看之后认可了马丁的努力。

与隐性宗教电影，即可以从多类型角度进行多重解读的《血战钢锯岭》相比，《沉默》在宗教问题上进行了直白而深刻的讨论，被历史的烟云所笼罩的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也拉长了与大众的距离感。

《沉默》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作者作为一名天主教徒在书中展现了曾经的困惑，也是几乎每一位信仰基督教或是任何宗教的人都会深陷其中的困惑，正如小说的名字“沉默”，是上帝的沉默。

宗教之所以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对于未知的一种朦胧式的解读，也不完全是人类对于自身人性的一种追问，“苦难”往往是驱动那些元素的核心动力。

宗教信仰能够在苦难来临时，用至高的归属感给予人类精神上的力量，并转化为坚实的行动。

然而在另一面，“苦难”也是不少有神论者转变的依据之一，在极为倾向于实用主义的中国，这样的问题尤为突出。

在你遭遇不幸时，遇到困惑时，甚至是遭到陷害迫害时，你所祈祷的上帝为你做了什么？

哪怕是一点点神迹也好，面对着那些痛苦哀嚎直至丢掉性命的信徒，为什么他仍保持着沉默。

“他”究竟存不存在，在不在乎我们？

这是影片主人公——由安德鲁•加菲尔德饰演的神父Rodrigues所遇到的困惑，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他内心产生的动摇。

这不是一个全新的疑问，在客西马尼园、彼拉多官邸与各各他这三处耶稣一步步走向十字架的地方，我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即便是耶稣本人。

——“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诗10：1）

Rodrigues与亚当•德利弗饰演的神父Garupe得知了曾经的导师，由连姆尼森饰演的Ferreira神父在日本传教期间失踪，大批的天主教徒遭到残酷的迫害，被强迫弃教的传教士更是凶多吉少。

面对这种极端危险的排外锁国的时局，两位神父自告奋勇前往日本寻找Ferreira神父的下落。

然而在日本他们所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最残忍的迫害与最坚韧的信仰，两位神父的到来仿佛让教徒们得到了救赎，那些忏悔似乎让两位神父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他们为百姓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信仰。

影片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展现了日本信徒的虔诚，为之后Rodrigues的纠结做出了铺垫。

两位神父偷偷的潜入了日本，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艰苦条件，而平日里食不果腹的信徒将食物首先送给了两位神父。

就在神父已经急忙将食物送入口中的时候却尴尬的发现信徒们正在虔诚的祈祷。

一个小细节就已经凸显了这种虔诚，这不仅仅是天主教对于宗教形式的严格要求，更是表现了宗教在这些苦难人民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更加相信精神力量的国家。

但由于日本宗教裁判所的大行其道，这些虔诚之人很快就在Rodrigues面前丢掉了性命。

掌管裁决的人只要求信徒将脚踏在印有耶稣像的板子之上即可得到释放。

尾形一成饰演的井上是个老谋深算而且目光长远的人，他对于天主教与日本的关系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并不是说要将日本的信徒赶尽杀绝，而是让他们用身体背叛自己的信仰，即便有些人选择隐忍煎熬，他也不在乎。

然而就是这样一丝妥协的机会，Rodrigues也目睹了诸多人的拒绝与牺牲。

这样的坚定意志将他带入了第一层历练，如影随形的是宗教上的困境。

Rodrigues在影片中的寻道之路被有序的划分为了三个阶段（认真塑造人物的标准模式吧），对纯正天主教的坚持就是这第一层。

在他尚未认识到这片土地的复杂性时，他对天主教本身以及自己的神父身份仍带有着理想主义的认识。

然而井上看破了这一切，杀戮本身只会助长宗教，塑造宗教，为了扼制必须要从根本上击垮一种宗教的基本底线，他将那些教徒的死亡以及Garupe神父的殉难转嫁到了Rodrigues的肩上，如同一个无形的十字架，这样的重量让他开始产生质疑，著名的伊壁鸠鲁悖论开始蚕食神父的内心。

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就是无能的；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如果是上帝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那么上帝就是既无能又坏；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呢？

影片毫不顾及商业性的时长以及看似舒缓实则在内容上毫不拖沓的节奏都给Rodrigues的心理变化留出了充足的时间，当生命不断在我们的目睹下消逝，那片黯淡的土地没有传来悲怆的配乐，却只是夜晚的蝉鸣、海浪的拍打以及呼啸的海风，马丁片中的一切仿佛都在和Rodrigues一样诉说着上帝的沉默。

他原本为了拯救身陷苦难的民众，却让越来越多的人遭遇了不幸，这是他在第二阶段面临的最痛苦的折磨。

在关于仪式与生命的争论中更为“正统”的Garupe神父并没有挺到这一关。

按照悖论的说法，这里的上帝必然是一个人格神，他有着自己的好恶与评判世界的标准。

世间众生皆在苦难之中，有“罪”才可“赎罪”，故世间之恶与人类本身是脱离不了关系的，若是上帝想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人类便也无复存在。

天主教的天堂没有痛苦与悲伤，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跳脱于轮回之外，但正如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所提及的观点，善恶这对孪生兄弟是无法分割的，有了恶，人才会了解到何为善。

如果是没有了在人世间苦苦寻找救赎的过程，极乐世界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因为这让它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更何况这种所谓的“恶”往往还带有着强烈的人类主观色彩。

上帝所带来的救赎是使人在混浊之世找到方向，是得到救赎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你送入天堂，“信仰的救赎”在《圣经》中去除恶的确定途径。

至于方向和选择，终归是人的自由意志，是会随着神的干预而被损坏的，从《沉默》来看，证明神的存在的，恰恰就是他的沉默。

耶稣拯救得了所有人却没有拯救自己的“讽刺”恰是这种大爱的核心，也是Rodrigues解开心结理解恩师的关键思维，只有真正体会过这种痛苦，才可大彻大悟。

这样一来，Rodrigues后半生的沉默与恩师的沉默，又何尝不是一种苦行呢。

他们可以背叛所有人，唯独没有背叛主，直到最后按照佛教去进行火化，那枚深藏十字架仍能将他带向天堂。

（不然基督教为什么不叫“拜上帝教”？

23333333）“基督并不是为了美丽的，善良的东西而死去的”“为美丽善良的东西而死是很容易的，为悲惨腐败的东西才是困难的”《沉默》对于Rodrigues的塑造与《血战钢锯岭》一样，展现的也是人格到神格的转变。

在他的身上确实也有着耶稣本人的影子，犹如耶稣在水中的倒影。

巧合的是吉次郎虽然有银子而出卖Rodrigues的行为，他对应的犹大却不是那个传统的犹大，反而因忏悔与最终的结局向《基督最后的诱惑》做出了一点点靠拢。

在心里上的变化也落脚于对耶稣的牺牲的理解，众多的日本民众向他扔来烂菜叶时的场景，与耶稣被反对者斥责的画面做出了呼应。

当他的脚踏上刻有耶稣的板子上时，第三阶段的钉子也钉进了他背后由矛盾构成的十字架。

加菲在《血战钢锯岭》与《沉默》中饰演的角色在设定上天差地别，却在人物的映射与内心发展阶段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怪不得饰演起来得心应手。

教皇甚至和马丁打趣地说是时候给加菲授予圣职了。

不同的是，针对于宗教元素，《沉默》显然更加深沉，加菲对于人物的诠释也更加依靠内在的力量。

不过这条主线并不是影片关于宗教的全部。

《沉默》对于传教这种行为本身也做出了探讨。

之前提到过的亚洲影评人不满之处在于片中表现出的西方宗教优越论，用“真理”表现了赤裸裸的“普世价值观”，而且这种“普世”是建立在对于日本所代表的东方国度以及佛教等异质文化的贬低之上。

在我个人来看这些观点虽然也多少有些道理，例如完全忽视了在“泥沼”中生根发芽的佛教等当地宗教以及文化，但还是有些太过于偏激。

不过持这种观点的影评人也不仅仅是一小撮人，毕竟《沉默》不是一部宗教大型纪录片，无论多么深入，最终还是个人对于宗教的理解，越是深入，分歧就越是在所难免。

不知是否正是这种争议性，断送了《沉默》的颁奖季之旅。

《沉默》的故事与我们相差了几个世纪，然而当前信仰缺失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亚于当年那些教徒所受到的迫害。

《血战钢锯岭》尚可以被接受是因为我们可以抛开宗教不提，将其大而化之的看做一种普遍的“信仰”，虽然我更趋向于宗教性的解读，但当时Summer的观点也完全说得通。

但这一点放在《沉默》中却只能走到第一阶段。

余下的部分也涉及到了跨文化传播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在传播中必然会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就如同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所经历的本土化，《沉默》中的天主教显然也与Rodrigues最初的理想产生了偏差，相对于教义本身，那些民众对于十字架，念珠等物件的疯狂渴求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

这种对物件的极端崇拜已经开始与天主教的教义发生了抵触。

若是以理想主义的眼光去审视日本的天主教，结果绝不会令人满意。

虽然有着实力强劲的摄影，但若是对宗教问题没有一点点最基础的常识或是兴趣，挑战一下159分钟的《沉默》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最重要的，是千万要放下无神论者容易自行忽略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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