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巧舌如簧的董汉臣为自救，设法令挂甲台村民与花屋小三郎签署合约，称将花屋安全送到日方宪兵队后，村民可得到几大车粮食。

马大三与众村民兴高采烈赶到宪兵队，将俘虏交由日方，然而日方并无“以其礼还其礼”的教养。

此片绝对揭露了日寇的残忍无情和国民党的无能，看着马大三被迫化妆成卖烟的斧劈日寇、看着受降大员让日寇处决马大三，我的内心感触太多太多，花屋小三郎为什么从寻死变成怕死？

日寇海陆军联欢为什么最后变成屠村？

挂甲台村民老少为什么始终相信鬼子送粮？

此片都从当时人的内心给出了答案，战争使得鬼子变得残忍、多疑、狡诈，旧中国使得百姓愚忠、短视、盲从，但这些不正是当时中国民间的写照吗？

渺小的人类个体的行为也无对错可言。

是战争和国家这个巨大的利益机器扭曲了人性。

2000年姜文应该是37岁，不到40的年纪能对人性的洞察至此程度，很难想象他37年所经历的是何等丰富与残酷。

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抗战题材的电影中抓角度最独特的一部：全片总共不过4、5个场景，没有大场面，主角是大字不识的底层小农，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智商的斗智斗勇。

统供就这么点料，姜文却能以小见大，极尽细致的刻画揭露了人的内心和思想斗争的全过程。

如此真实深刻又接地气的人心诠释，让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望尘莫及。

向姜文致敬。

我理解的姜文试图表达的人心：当善良又愚蠢的羊和凶狠残酷的狼相遇的时候，羊总是想竭尽所能的迁就狼以图保命，然而狼永远是狼，羊反抗与否最后都是个死，所有的和平只能是伪善暂时的，可愚蠢的羊看不透，该反抗的时候自欺欺人不反抗，等到终于醒悟拿起武器冲向狼的时候，游戏规则已经不允许了。

愚蠢比懦弱可怕，在愚蠢面前，再多的善良只能徒增愚蠢的程度。

这自然就解释了为何此片遭到长期禁映：1，歌颂中日亲善事实的民间故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2，国人的窝里斗、外面怂，从最底层根植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霓虹国人的强大精神原子弹面前，是那么的卑鄙、龌龊和让人心碎的同情。

3，当上一代人已成为懦弱甚至不分善恶之生存至上的卫道士的时候，其下一代必然会受这种影响而自小麻木、自私的成长。

影片为最大程度还原那个年代的味道，除了最后1分钟回归彩色画面，其余的全黑白画面，这让视觉上很难受，但极度夸张且快速切换的面部特写和纪实性镜头拍摄手法缓解了黑白高强对比度带来的视觉上的不适，让你有种像与全村老乡挤在大队公社看一台破黑白电视的兴奋感。

这是部比让子弹飞强10倍的好电影！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

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直推向悲剧性结尾……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

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

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

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

那么“我”又是谁呢? 　　 　　 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

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

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

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

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

“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

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

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

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

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

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

“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

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

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125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

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

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

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

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

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

《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

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

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

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

悲剧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你就不懂了。

‘朕’就是皇上。

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

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

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

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

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

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

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

‘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

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你们杀了我吧!” 　　 　　 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

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

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

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

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

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

“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

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

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

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

《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

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

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

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

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

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

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

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

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

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

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 　　 　　 “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

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

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

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

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

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

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

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

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

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

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

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

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

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

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

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

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

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

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

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

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

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

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

”《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

《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

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

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

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

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

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

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

《旧约•以西结书》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

”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

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

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

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

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

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

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

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可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

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

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 　　 　　 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

因此，不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

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

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

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

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

《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

《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2004年10月20—25日 　　 　　（选自《文化的迷宫》复旦大学2005-08）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又看了一遍，讽刺得实在是太对门了。

为什么日军总是扇村民耳光？

因为奴才只懂得这套暴力统治的方式，被打得越狠它才越乖，鲁迅在那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得很清楚了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

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

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

”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你知道的。

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这实在令人同情。

”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

”他高兴了。

“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

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

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

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是么？

但愿如此。

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

可见天理没有灭绝……”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

”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

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

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混帐！

”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

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

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

你干什么？

”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

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

”他仍然砸。

“人来呀！

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

快来呀！

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

……”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

”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

”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

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

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结合后面日军又给孩子糖果的情节，打个巴掌给个糖果。

这是从古至今的驭民之术

很特殊的一部片子，看时莫名其妙的跟着情结嘻嘻哈哈，不知道姜文在说什么，后来的结果也很突兀震撼，被正式有效的涮了一把对白的精彩－－流畅、即兴，有黄土味道；这个公认的了；国人的劣根性也部分展现－－这怕就是封禁的原因吧建议回头解封了,排个话剧版，也是很有看头的－－姜文本人受《茶馆》影响不是一点半点的《我的摄像机不撒谎》姜文专访谈到，他到日本发现他们也拿中国的抗日经典教育后代，不过结论是“你看看他们全民皆兵，我们错杀几个平民也是正常的”，这部片子的缘起，部分原因在这里－－反应比较中立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荒诞的很像回事，表演也很精彩，访谈里姜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一部，超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姜文是一个像野马般奔腾的男人，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他的作品一如他的为人，在嬉笑怒骂间思考人性。

他的《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都不乏大量反思人性的情节，但对国民性的思考最全面最具体的，还是《鬼子来了》，甚至不夸张的说，《鬼子来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比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都毫不逊色，或者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影片不仅探讨了抗战时期农民的现象，还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式进行了反思。

首先是影片的主角马大三，他和挂甲屯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愚民的代表形象，善良憨厚而又猥琐狡猾、胆小怕事，只要不被逼上绝路就不会想到反抗，是传统农民的典型形象，这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农民的真实状态。

在“我”将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送过来时，面对这种飞来横祸，他只有接受而没有反抗的余地。

那个场景充满了隐喻，当时马大三正在和寡妇鱼儿胡天胡地，那个“我”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他们的缠绵，还留下一个大麻烦。

小农在自己的桃花源里怡然自得，可以胡天胡底，却可能随时祸从天降，在这里，那个“我”并不需要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身份：共产党或是国民党或是绿林好汉，“我”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可以是命运、可以是天灾，可以是人祸，战乱或瘟疫什么都可以，小农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任何一个都可以蛮横而轻易的打破他的正常生活。

之后情节的发展更表现了小农的宽厚或者说是懦弱，面对不断生事的两个俘虏，马大三都是好吃好喝地供着，送走两个俘虏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胖了。

直到最后，等到村民都被杀了后被逼上绝路，才奋起反抗，大斧向鬼子头上砍去，但凡还有一丝希望，马大三是不会如此决绝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也是如此。

村民中有个角色颇值得玩味，那就是寡妇鱼儿的公公，在村民都不敢处置两个俘虏的时候，只有他叫嚣着“我一手一个掐巴死倆”，在日本人屠杀村民的时候他真的实现了之前说的话，开枪反击还掐死了一个日本兵。

可这样的人在现实的境地是怎样？

瘫痪在床，不受重视，在发出豪言壮语时被捂住嘴，勇士被愚民排挤、捂嘴，也是蛮有隐喻的。

儿子死了，至于怎么死的无从得知，但从家里还有枪可以推测出应该是为了抗战而死，儿媳妇和其他男人乱搞还怀孕了，英雄落得如此下场，影射了某些现实。

另一个主要角色是日本兵花屋小三郎，也是农民出身，和挂甲屯的人的区别就是他接受了日本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洗脑，被战争异化了。

他的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武士，在挂甲屯的过程就是他的武士身份不断被剥离，农民本质不断显现的过程，最后前清刽子手的那一刀没砍掉他的头，却砍掉了他武士的面具。

当他被送回军营后，他受到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辱骂和暴力，又经历了一遍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化，他的兽性压制了人性，向村民举起了屠刀。

这不止是日本人会这样，人性如此，都是棋子，被战争异化而别无选择。

最后出场的国民党军官吴大维也是充满了隐喻，两只脚瘸了，总是有两个玩世不恭的美国大兵在他身后，暗示了国民党只是被推到台面上的傀儡，操控一切的还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两次处决杀的都是中国人，只对自己人下手而不敢对付真正的敌人，满是暗喻。

处决的时候国人的看客行为更是鲁迅笔下麻木不仁的中国的影视化呈现，但在广场上的各国领导人如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的巨幅照片和各国国旗也是别有深意，让人想起《一九八四》中的一句话“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肉食者高高在上俯瞰着众生，百姓在肉食者的阴影和俯视下苟活。

当国民党军官接受日本人投降后，马大三杀战俘后第二天当即被国民军官判处死刑。

众多的同胞都在嬉笑这看热闹，可能是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人生否权当热闹与笑柄。

但是在要求日本军人行刑的的时候日本军官惊了一下并且不敢相信，当即又问了一次翻译官是真的吗？

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想，这种情况至少如果是在日本，这样的人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是移交给俘虏行刑。

在别国面前不维护同胞，国民军官站在十分客观的角度，不偏不倚，演讲着“这样的人枉为人”，将一个同胞的生命交到战俘手里任由他们行刑，看到这儿真的很痛，很痛……不知道当时我们民族到底被愚弄了多久才会落下这种结果。

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章理解得又深刻了一点。

一句话，我愿把毕生所有赞美，献给这部未能上映的电影

抗日战争末期，故事发生在河北山海关附近的一座名为挂甲台的偏僻小村。

一天夜里，有个自称“我”的人把两个装着俘虏的麻袋押送进了村民马大三的家里，其中一个是日本兵，另一个是翻译官。

本来答应好了八天以后来取人，结果此后再就也没有音讯。

这两个俘虏在村子里关的时间一久，村民们便商议将二人处死，以避免麻烦。

日本兵花屋小三郎起先决意以死殉国，而翻译董汉臣则利用语言上的障碍争取求生的机会。

在多次试图处死两人未果之后，村民们认定他们命不该绝，就一直把这两个俘虏秘密关押在村里。

六个月之后，花屋小三郎决定报答马大三和众村民的不杀之恩，提出与村民完成一笔交易：村民一方把他和翻译送还给宪兵队，而日军方面则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条件。。

众人一并护送两个俘虏返回宪兵队。

到宪兵队后，尽管队长酒冢感到有辱武士道精神，还是同意履行那份约定，并率部队将粮食送往挂甲台。

粮食运抵村内，日军召集全村老小饮酒欢庆，共享吃喝。

当欢庆进行到一半，酒冢突然向部下宣告天皇已经向盟军投降、日本战败的消息，于是形势出现突变，日军开始杀戮无辜民众，整个村落化成屠场，又纵火将这一山村化为灰烬。

在这一灭项之灾中，只有马大三一人幸免于难。

不久，国民党军队接管了日军大部俘虏，花屋所在部队也在其中。

一个雨天，马大三假扮成烟贩，手持利斧冲进日军俘虏营，见人就砍挥洒着生命最后的力量。

鬼子死伤数人。

而他最终被国民党士兵所擒，被判处死刑。

执行死刑的正是那个与他们曾经朝夕相处花屋小三郎。

故事大概就是这样，而这部电影妙就妙在姜文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上 首先，本片除马大三最后的人头落地的彩色视角，通篇黑白。

自然而然的营造出了荒谬感和黑色幽默的味道。

故事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使故事的前半部分频出笑点，村民和军官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这就给了那位翻译的生机，他能把所有军官的粗话和效忠天皇的决心全翻译成恭敬之词和军事情报。

“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这段戏看一百遍也会笑翻）

前半段中还出现了刽子手刘爷一角，为后面一剧情有着爆炸式的铺垫（人头落地翻九下，眼睛眨三眨，嘴角上扬，那便是含笑九泉～）最后大屠杀，挂甲台的村民也成了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品，这给观众的震惊经过前面的铺垫显得更让人记忆深刻，这还不够，光把日本的丑恶面目摆出来还不够，他还要让当了战俘的鬼子砍掉民族英雄马大三的头，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面，让人对特别是吴大维的形象更感到可恨而又无奈。

他还要让战俘而且还要当着“国军”和百姓的众，而“众”是什么，“众”是鲁迅在《药》里写过的雀跃的脖子伸得有鸭脖子那么长争看杀革命者的头的中国人。

太深刻了，没有给中国人民留半点面子。

马大三人头落地的最后两个镜头，画面随着马大三人头的滚动逐渐变为彩色，（在这一瞬间我是泪崩的）那红色显得多么鲜艳，鲜血的颜色。

姜文是在向那场民族噩梦说再见吗？

不是，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覆盖一切前的瞬间，姜文那个死人头的笑，笑得很悲凉。

真正的还眨了三下眼睛，含笑九泉，他能怎么办，这样的结局，他只有苦笑，哭都没有眼泪 在他死亡那一刻，他才看清了这个荒谬的世界，战争就像一个导火索，炸出人心中的恶，而片名中的那个鬼子，我认为不只是在指日军，而是每个人心中的暗与罪。

勿忘。

铭史。

前行。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

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

”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

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

《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

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

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

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

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

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

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

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

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

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

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

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

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

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

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

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

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

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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