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人迹

主角的灯芯绒外套和鸭舌帽，让我有点想到以前电视里的高仓健。

至于这个完美的结局，倒是令人想起另一个走向完全相反的【第四十一个】。

把任何两个人放在荒凉孤寂的自然界，让他们除了身边彼此就再无其他，再共同经历一段旅程或者时光，那这两个人总会变得亲密起来。

这样的故事已经见过很多，也还会再见到更多，因为说到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都有同为“人”的那点共同的底色。

但人多了，就难免卷入更多的元素，再然后就有了分歧，当分歧无可调和到一定地步，接下来就是战争。

今年，现在，2020年的4月，有些事情已经变得明显，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与其余世界之间，分歧已经远远大过共同，当交流的共同基础已经荡然无存，那剩下的就是加速的分裂。

很快，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是做一个中国人，还是做一个新移民？

还是什么都不选？

片中的主角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历史上跟着法国人撤回本土的Harki，他们之后在法国的命运也谈不上光明。

如果此刻新移民选择转身投入墙那一侧的世界，无非也就不过如此了。

穆斯林犯人主动向国家机器投降，倒是诠释了国家机器从法律层面的刑罚，最有益的一面便是作为第三方去接过报复的角色，去抑制冤冤相报的私刑。

很多反对死刑的人都会刻意地强调受害与加害人，而刻意忽略亲族与社会影响，无视惩罚不公可能带来的私力救济和由此产生的秩序失衡。

片中的荒漠让我回想起Ansongo和Menaka之间的那片荒漠，如今距离2017年已经很久，我也需要用力回忆才能减缓遗忘的速度：兜兜转转了很久，我所获得的也只有记忆，因此我当然尽力不去遗忘。

而像那个主角一样独自呆在偏远与世隔绝的小据点中，2019年的下半年我也曾短暂又肤浅地体会过一阵子，那是在荔枝山脚下一个也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那里也有一所小学校，还有一个曾经貌美但随岁月而变得容貌平常的老太太......但现在我对曾经经历的那些场景，又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PS，观看时又想，片中他们出门长途跋涉，是怎么做到一只挎包就足够的？

我想起在我有限的长途跋涉里，除了已经能塞满半个背包的食物和饮水，还需要带上每日替换的袜子/内裤/衬衫，还不算睡袋/防水布/手电筒/饭盒......一趟两星期的野外作业回来，便是全身粘腻并浑身散发着糟糕的气味，必须有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才能令人重新舒缓过来。

我常常希望以后存款多一些时，可以去北非多旅游一阵，但......像Touareg式的轻装简行，依然想一想就觉得头疼，好比眼下想到雪山就更多只感到刺骨的寒冷，估计.....依然只能想象一下就到此为止了。

Kinda of sad.....

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

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对于法国人来说我们是阿拉伯人，但对阿拉伯人来说我们却是法国人。

”——身处于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战乱背景中的教师达吕的身份归属尴尬而矛盾。

曾经二战的法军少校，退伍后隐居在荒凉的群山之间的一所小学校的地理老师，在这个土壤贫瘠人迹罕至之地，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清亮的眼眸就是他的骄傲，他的一切。

他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文明的起源，认识欧洲的几大河流，然而陪伴他的只有空旷场地上孤零零的晾衣绳，忽明忽暗的晚霞和孤独的篝火。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突然到访，他的生活可以依旧这样平淡的继续下去。

达吕被迫接受了一项令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押送一名杀人犯前往边境城市坦吉特。

杀人犯名叫穆罕默德，是家中的长子，因为粮食短缺杀了自己的堂兄。

达吕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我干不了，我不能送一个人去死。

”逼仄的小屋，面对这种棘手问题的抵触情绪在无声的流淌。

教师达吕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留下了穆罕默德，让他与自己同处一室，为他准备床铺。

夜幕降临，穆罕默德却突然走出了门外，达吕握着手枪趴在窗口上张望，此时他的心里对穆罕默德还是有防备的。

半夜，穆罕默德仍不安静，口中念念有词的不知在说什么，他的怪异行为吵醒了达吕，原来穆罕默德病了。

达吕喂她吃药，又给他敷毛巾。

穆罕默德心存感激，对达吕讲述了自己的生活遭遇。

到底该把穆罕默德送到哪里？

达吕自己心里也没谱。

他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住惯了，突然间闯进来这么一个小伙子，还是个杀人犯，他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

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很快的把穆罕默德交给警方或是军方。

而是选择与穆罕默德一起，踏上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逃亡之旅。

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拨武装分子，1954年正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所谓的军方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身逢乱世，一个人苟且偷安尚能勉强度日，身边又带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包袱，危险可想而知。

影片中有好几次，教师达吕想赶穆罕默德走，但穆罕默德是个无处可去的可怜人，到哪儿都是死路一条。

心中的人性再一次萌发，达吕陪着穆罕默德艰难的行走在风沙漫天的戈壁中。

大雨滂沱，他们无处藏身，只得返回原先的住处。

两人围着篝火，絮絮叨叨的说起心里话。

穆罕默德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因为如果被堂兄的兄弟杀掉，自己的兄弟还小，不想让他们为自己复仇。

又来了一伙骑马的武装分子，缴了达吕的枪，用绳子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俩一起上路。

好在达吕在军队里遇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战友解救了他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随便逃跑，实际上是把达吕当成他们的人质。

达吕和穆罕默德随部队躲藏在山洞里，第二天醒来却遇到反对军的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达吕和穆罕默德紧急避险躲过了子弹，最终他们重获自由。

达吕和穆罕默德的交流并不多，达吕作为一名教师，眼神里流露的是一种智慧之光，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儒雅和博学。

达吕作为一名结过婚的男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能给予还没有谈过恋爱的穆罕默德一些指导。

他们被军方释放以后，达吕带着穆罕默德去了酒吧，并给穆罕默德找了一个女伴。

多年的独居生涯，达吕在面对美色的诱惑之时，像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脸深深的埋在女伴的胸脯之间。

此时的达吕，已经无法重燃体内的激情。

两个人一起逃亡毕竟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分手之时，达吕对穆罕默德说：“如果你去往沙漠，我会对你的堂兄说，我把你交给了警局，你已经被警察处决了，这样就不会再有复仇之事，这样做，你起码能活下去。

不要回头，永远不要，不要投降。

”送走了穆罕默德，达吕在这里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有时候，生活会逼迫你做一些你不愿意作出的抉择。

这部改编自加缪的《来客》的电影以肃杀粗粝的影像质感展现了困境中的人性，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巨大荒谬之处。

当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同处于一个天平上时我们会作何选择？

当良知与法律狭路相逢，我们又会如何反思这种困境？

《远离人迹》改编自短篇小说《来客》。

维果·莫腾森一直被我认作年轻版的哈里斯，两人我都挺喜欢。

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期间，默罕默德因谋杀堂兄被殖民政府逮捕，交由一名法裔乡村教师押送至几十里外的法庭接受审判（意味着接受处决）。

默罕默德却出奇地乖，不逃，赶都赶不走，处处协助教师押运自己，更是在堂兄弟们沿途追杀的过程中救了教师的命。

因为他宁愿死在法国人的手里，也不想因死于堂兄弟的枪下而为家族内部带来更深的仇怨。

但法裔教师在两种死法之外为他指出了第三条路。

由此，电影顺其自然地将战争背景下的罪案引向了爱与道义，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这位法国人眼中的阿拉伯人及阿拉伯人眼中的法国人，最终回到了教室，洗去满身尘垢，为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他很清楚，他也即将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老实说，当看见满堂的孩子脸上都挂着泪水时，劳资也有点点感动。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死亡与希望同在，远离人迹，隐姓埋名，在孩子们看来，老师和蔼可亲，当学校只身一人时，卸下所有的防备，怀念妻子，靠烟酒来麻醉肉体。

平静中压抑着难以释怀的过往，没有上帝的救赎，只有自我的放逐。

当这份看似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人在社会的裹挟之中痛苦的做着自我的抉择。

没有英雄，只有普通人，没有力挽狂澜的超人，只有敢于直面内心良知的人。

法国电影多少带点文艺范，没有好莱坞紧张的剧情，劲爆的特效，所以不是静静的专心的观看，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

但同时观影者不带着自我的思考，一定的社会经历，是不能很好的体会主人公那种想靠自我的放逐来稀释过往的痛苦。

法国有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流派，加缪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成员，所以他的作品往往带着哲学的影子，或者直接为了解释其哲学而创作。

不对存在主义做一定了解，是不会明白主人公为了一个囚犯而得罪政府和反对派。

这是一部少数人才会引起强烈共鸣的电影。

版权说明：内容来源网络，本文仅做分享，版权归原作者， 如有侵权请告知，联系删除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

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

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

），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

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

“要我交人，办不到。

”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

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

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

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

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

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

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

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

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

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

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

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

结婚是什么样的？

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

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

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

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

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

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

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

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

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

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

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

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

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

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

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

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

《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

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

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

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

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

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

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

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

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

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

“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

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

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

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

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

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

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

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

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

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

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

加缪笔下多是普通却心灵高尚的人物，真实地存在着，生活着。

和他自己一样，无法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是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的革命爆发后，男主的处境愈发尴尬。

电影没有特地交代自从妻子去世十年后，他为何会选择留在阿，并自愿当一名法语教师。

虽然生活贫苦，却满足安乐。

定是因为他心中对阿有着浓厚的爱和悲悯，也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点“赎罪”吧。

电影里他不得不离开而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节课，他哽咽着说他为这群孩子骄傲，并在黑板上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下 “Atlas”，让人唏嘘。

Atlas是北非阿特拉斯山脉，也是希腊神话中顶起西天的阿特拉斯神。

电影在最后用Atlas表达了期待世界大同，和对北非的深深的敬爱。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迹》。

能说流利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美国演员维果·莫腾森，成为加缪小说里的乡村教师Daru，而曾在多部法国电影里扮演阿尔及利亚故乡人的Reda Kateb，则是小说中那个因惩戒性族法家规被追杀的Mohamed。

原始的族法与殖民地宗主国的法律，部落对凶犯的追杀与法军对游击队的绞杀，一道在尴尬的时间点涌来，成为Daru完成移交任务、Mohamed苟且求生之逃亡路上的可怖障碍。

远离人迹，我们还能否坚守内心的良知？

望着鲁卡走向了沙漠，去寻找牧民，米尔欣慰地笑了。

他的苦心终于没有白费，历经艰险，鲁卡选择新生。

回到教室，满地狼藉。

为了拯救鲁卡，米尔已成为报复的对象，虽然不舍，但他只能离开。

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全在内心的束缚与道德。

这就是加缪所营造的困境。

如果你能称之为人，具有人的道德，就无法逃脱。

我要是结过婚就好了，同女人做爱是什么感觉。

即将死去，鲁卡说出了自己的遗憾。

来到小酒馆，米尔出钱帮助鲁卡解决了遗憾。

自己也伏在女人怀中，享受了久已失却的温暖与幸福。

远离人迹，我们都是内心的囚徒。

首先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知识基础，我是开了1.5倍速把它看完的，剧情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就好像风过留痕一般，这部影片在过程中带给你平淡的感受，但在某一个回想的瞬间，让你觉得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那些好像天大的事、仿佛无解的题，其实不必去纠结，算了吧，没关系，去面对吧。

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起眼的建筑物，唯一像点样子的，就是那一间教室。

很多次两个人在画面的一侧显得非常渺小，整个贫瘠的地区也没有一点温柔的色彩。

但到影片后半段的时候，他拿枪抵嫖资那会儿，在妓女的怀中留下了一滴眼泪，我不懂那眼泪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我当时在思想上对这种嫖娼行为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限制，就觉着这两好兄弟就得这样一起扛枪嫖娼风流肆意。

在他们这种环境下奢谈爱情是不可能的行为，不是哪一种生活都能过得如此理想主义。

电影中所描写的生存规则与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实在太残酷了。

中东阿拉伯武装斗争恐怖分子等等因素……所以会感慨人性果然是伟大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展现非凡的毅力，难道这就是人类繁衍至今的生存之本吗？

再次想想又觉得自己好像不是看了一部电影，而是看了一本画册似的，就这样快速翻阅着，然后暂时放下了这段历史。

人是一种很凶恶的动物，分人种，同样人种分种族，同样种族分信仰，同样信仰分阶级。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

随后，他开始写作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

1943年4月，加缪结识了萨特（让-保罗·萨特）和波伏娃，在哲学和戏剧等方面的共同爱好使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

然而萨特倾向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而加缪则对苏联社会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