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故事的战争背景比较弱化。

只是，法国人也那么“恨”犹太人吗？

故事中的“背锅侠”，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无辜被认定“卖国”。

看来，“卖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一个犹太人，在“举目无亲”的国度，被冤枉了也就被冤枉了。

故事里头也交待了，犹太人这个团体也竞相奔走，但是完全没用，该流放照样流放。

能拯救他的，落到了这位“一面之缘”的老师身上。

很多时候，变革都是源于阶级内部的觉醒。

身为老师，自然有着学院派的浪漫。

由于“机缘巧合”，这位老师接触到了当时的“机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接触到真相时，这位老师面临着艰难抉择。

首先，当时参与审判的就有自己，如果翻案，就得自己打脸。

自己打脸这事儿，老师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这可是打了“当局”的脸，这个问题可就上升到一定高度了。

更何况，这位老师，私下里也有点自己的“小秘密”。

在这方面，老外是相当“愚蠢”的，拿自己的大好前途去为了一个“犹太人”和“当局”死磕。

结局可想而知。

翻案没翻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过，如果故事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了意义。

最终，“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总会到来，即便是迟到。

故事的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类似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可以预见，倒是可以说说故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说说民众，当时的“叛国事件”，“当局”搞了个盛大的仪式，想把犹太人钉在耻辱柱上。

当局的这套做法可以理解，为了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可笑的民众，群情激愤，到了今时今日，蜕变成键盘侠，俗称“喷子”。

再说说这位老师的“情妇”，很有意思。

难不成是法国人天性的浪漫？

以为是真爱，但是得嫁给身份，所以婚外情滚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事情暴露，这真爱神奇般消失了。

最后说说这位犹太人。

沉冤得雪应该很满足了，竟然还要提要求，老师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啊。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放硬盘里几年了都没舍得看，毕竟罗曼波兰斯基已经那么老了。

拍一部少一部。

今天终于给看了，毫无疑问的满分。

摄影，构图，服化道，化妆（包括符合时代气息的胡须与发型），对白，演员的表演，选角。

剧情的推进和叙述，分镜，叙事节奏。

反正恕我愚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而且也很欣赏和喜欢。

只是法语总是听着不如英语习惯和舒坦，虽然英语我也听不懂，啃不了生肉，但实在看多听多习惯了。

里面颇几句金句对白。

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上校和情人告别前说，说不定自己会也关去魔鬼岛，上尉会高兴自己去作伴时，噗嗤笑出声来，幽默呀！

冤案！

冤案！

冤案！

果然全世界绝大多数腐朽没落的官僚系统都一样，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掩盖最初的谎言，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并揭露真相！

当上校在办公室对诡辩的胖少校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

当上校对上尉的弟弟说，不要谢我，我只是遵从我的良知时，真的是要拍案叫绝！

《我控诉》，罗曼·波兰斯基，四星半。

影片改编自法国史上有名的冤案“德雷福斯案”，当时法军的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流放。

影片以德雷福斯被定罪流放开始，讲述了皮卡尔上校发现这个案件中的一些疑点的过程。

影片虽然是说德雷福斯案，但是全片中德雷福斯出现的频率很低，波兰斯基更重点的对德雷福斯遭到的迫害和一个“履行自己的职责”的人进行描写。

整部影片来看，延续了波兰斯基一贯的风格，整体色彩偏幽暗，黑色而阴郁，叙事缓慢，而然这也是我给本片打四星半的原因，叙事缓慢、基本找不到集中的冲突点，会有一些观众因为这种因为而错失这部好片。

整部影片来看，对于中立和客观有极大的保持，基本无挑动、无煽情的场景，波兰斯基尽量将事件摆上台面，借以德雷福斯的话来说“你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从画面来看，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画面的质感了，无论是背景、服装、道具还是其他，水准比某些剧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再聊一下这个名字《我控诉》，这个控诉到底是控诉什么？

或者是说，是谁在控诉？

是冤案的受害者的德雷福斯，主角皮卡尔？

又或者是波兰斯基在借影片之口控诉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遭遇？

关于这个的解读有很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本片的主要更多是在聚焦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一种疯狂的激进民族主义，一种腐朽落后的官僚体制，就像是在原片中的一段话“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至于冤案本身的着墨点确实是太少。

另外附几个补充。

1. 本片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或者电影节最佳电影也就是金狮奖的是《小丑》，另外还获得了法国电影凯撒奖的11项提名，最终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服装设计三项；2. 在本片获得凯撒奖时候，引发了法国社会的抗议，而《燃烧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拉·哈内尔和一些其他人员当即离席抗议；3. 德雷福斯冤案的除了腐朽落后官僚体制的原因，还有严重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而男主皮卡尔上校，也恰巧对犹太人也带有偏见；4. 片中出现过的乔治·克莱蒙梭，就是我们所知晓的克里蒙梭，后来的法国总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位；5. 在专栏上写我控诉的作家左拉，就是爱弥尔·左拉，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据说巴黎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最爱的一幕 勇者带着刀把证据推倒最顶峰写在前面的话：我必须承认我有私心 在看这部电影时代入了自己的感情投射 我正在经历一场语言暴力 和电影主角一样 正在经历一场无妄之灾而这部电影的导演 正是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一位毁誉参半 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个因为多年前的性侵丑闻被排挤至今的导演,用《我控诉》这么直白的名字作为电影名字；很难不让人遐想连篇……正是因此，人们不仅讨论电影里的主角 、同时也议论波兰斯基；最激烈的讨伐者来自于女权主义者，各种舆论下，导致该片公映一度受阻，并衍生出一场关于“审判导演”的争论。

但是,抛开政治正确之外的言论，以一个不同于导演的角度去回看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相比一百多年前，我们和过去所经历过的历史情境根本没有更新，而场“惊世骇俗”的案例仍在“洗心革面”地上演根据外网采访，我们得以看到波兰斯基的心里话：波兰斯基承认拍摄《我控诉》有“私心”，“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部电影里迫害个体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经历启发了我。

我可以看到同样武断的裁决、否认事实、以及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了解我，或是这个案子。

”影片名为《我控诉》，其实这个“我”完全就是波兰斯基自己。

影片一开始，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众睽睽之下，被脱去了军装，拔掉了勋章，象征着军官荣誉的佩剑被折断。

问：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感情宣泄吗？

答：不，那不是我的工作方式。

我的工作不是一种心理疗程。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展现出的的控诉以及它们复杂过程的运转方式都感到十分熟悉，它们给了我很多灵感。

问：你对控诉的体验开始于莎朗·泰特（Sharon Tate）吗？

答：公众看待我的方式，“我的形象”，的确是从莎朗去世时开始建立的。

那个时候，即便我已经经历了一段糟糕透了的日子，媒体仍然对这悲剧死死不放，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它，就用最可鄙的方式去报道，用这事件撒旦主义的背景，暗示我是该为她的死负责的人。

对他们来说，我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证明了我是与恶魔为盟的。

这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警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和曼森“家族”。

这一切到今天还是我的噩梦。

一切的一切。

它像是雪球一样，每一个季节都会多滚上一层。

我素未谋面过的女人讲出可笑故事，为了半个世纪前据传（supposedly）发生过的事情指控我。

问：你难道不想回击吗？

答：为了什么？

这就像唐吉柯德大战风车，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

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

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

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

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

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

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

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我控诉 (2019)7.42019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 罗曼·波兰斯基 / 让·杜雅尔丹 路易·加瑞尔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2008)7.52008 / 美国 英国 / 纪录片 犯罪 / 玛琳娜·泽诺维奇 / 米娅·法罗 佩德罗·阿莫多瓦

公众号：抛开书本法国时间2月28日，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罗曼·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导演，宣布结果时颁奖现场有部分女影人退场表示抗议，其中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和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以及多位女演员。

事实上，在凯撒奖刚公布提名时，就有不少团体抗议波兰斯基和他的作品入围，而当晚包括罗曼·波兰斯基在内的《我控诉》的主创人员均没有出席典礼。

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导演奖由罗曼·波兰斯基(《我控诉》)获得后，《燃烧女子的肖像》演员阿黛拉·哈内尔迅速离场，并怒喊“恋童癖万岁，干得好，恋童癖！

”导演瑟琳·席安玛和演员诺米·梅兰特也随她离开。

另有多人离场，场馆外有不少人举着火把示威，抗议凯撒奖，场面一度混乱。

同时安排的颁奖人是一名性侵受害女性嘉宾，哈内尔公开过自己被《恶魔的孩子》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性骚扰的经历，从她12岁持续到15岁。

现年87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于1978年被美国司法机构认定强奸13岁少女萨曼莎·杰默，此后他逃离美国，至今仍被美国通缉，不能入境美国及其他与美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

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女性指控波兰斯基在过去几十年有过性骚扰行为，但波兰斯基否认了这些新的指控。

尽管出现如此尖锐的争议风波，《我控诉》在本届一举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大奖，最佳影片大奖花落导演拉吉·利处女作《悲惨世界》，也是今年代表法国参与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竞争之作。

而此前大热入围提名的《燃烧女子的肖像》最终只获最佳摄影奖。

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将于2月28日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然后将进行自我改革，重新选举成员。

早前，有近400位电影界人士，包括影星蕾雅·赛杜、 奥玛·希、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埃里克·托莱达诺等曾签名请愿要求凯撒进行彻底整改。

这不是第一次波兰斯基引发女性抗议了。

2019年八月末威尼斯电影节，开幕伊始话题几乎被波兰斯基垄断，消息传来令国内影迷错愕不已。

开幕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本届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回答记者关于波兰斯基强奸幼女案件和影片的关系提问时，出言产生分歧。

马特尔：“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

我不会参加电影节为波兰斯基举办的晚宴，因为我还代表着在阿根廷还在反抗和奋斗的女性们。

因此我不会祝贺他，但是电影节选择他的电影当然是正确的。

”她又说道：“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

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我们必须和他展开对话，没有比电影节更好的地方去进行这样的沟通和对话了。

”巴贝拉：“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将导演声誉纳入特别考量，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

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100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

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黑暗文/东SIR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

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马特尔言语传出，影片制片方马上表示除非其澄清言论，并明确表示本片将得到公正的评审，否则考虑撤片。

之后马特尔发表声明，表示自己会对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和其他主竞赛影片一视同仁，还表示她的言论被“严重误解”了。

该片的制作方表示接受道歉，事件才得以平息。

这实际上不是波兰斯基事件第一次在世界影坛掀起滔天巨浪。

十年前年苏黎世电影节宣布将授予波兰斯基终身成就奖。

2009年9月27日波兰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到苏黎世准备接受颁奖时，才下飞机就被扣押，美国政府要利用这次机会在有司法引渡关系的瑞士抓捕波兰斯基。

消息传出来，世界震惊。

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大卫林奇、王家卫等一百多位世界著名电影人联名发表抗议信。

那届苏黎世电影节全体评委戴着“释放波兰斯基”的红色臂章出席开幕式。

600多名影迷聚集在影院周围抗议，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联合对瑞士政府开展外交斡旋。

（波兰斯基有法国和波兰双重国籍）法国文化部长发表公开讲话：“波兰斯基是法国的骄傲，法国不会坐视。

”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表示关注此事。

最后，瑞士政府驳回了美国政府的引渡申请，还给了波兰斯基自由。

如此兴师动众又如此对波兰斯基阴魂不散的究竟是什么事呢？

先说其人，父亲是波兰犹太人，却信奉不可知论。

母亲出生在沙俄，却信奉天主教。

他们婚姻的结晶波兰斯基生于法国，这造就了日后波兰斯基电影里景深处的斑斓。

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举家回到波兰。

后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

母亲去了恶名彰显的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出来。

父亲和小波兰斯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侥幸躲过了焚尸炉。

波兰斯基中间逃出了集中营，在各地流浪。

这段黑暗的经历波兰斯基很久不愿面对。

传说《辛德勒名单》开始属意的导演是波兰斯基，波兰斯基回复斯皮尔伯格说他还没准备好面对那段黑暗。

而等他准备好已是将近十年后了，2002年波兰斯基才推出他关于犹太集中营的电影《钢琴家》。

波兰斯基有着电影天才。

长片处女作《水中刀》就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而后的几部电影也都获得成功。

后来他辗转到了英法，1965年凭《冷血惊魂》拿下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1966年凭《荒岛惊魂》拿下柏林金熊。

感情上也邂逅了美丽的美国女演员莎朗-塔特。

去好莱坞后《罗丝玛丽的婴儿》也一举成功。

一切似乎长夜将尽。

然而凛冬又至。

1969年的8月9日，波兰斯基在英国工作，有8个月身孕的莎朗和4位朋友在家欢度周末，然而飞来横祸，后来到案发现场的警察看到一条从屋顶挂下的绳子勒死了莎朗和她腹中8个月的胎儿；4位朋友也都死于非命，死相极惨，其中二具尸体，分别中51刀和28刀。

事后周围邻居回忆91米外的邻居听到传来一些零星的枪声。

1.6公里外露营的听到了凄惨的呼叫：“噢，上帝，不，不不……”后来凶手曼森家族说是因为《罗斯玛丽的婴儿》亵渎了他们的神灵，才下此重手的。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欧洲媒体笔下的悲情天才。

波兰斯基悲痛欲绝，为缓解痛楚。

以250美元每小时的天价跟莎朗介绍认识的李小龙学习中国功夫，但显然中国功夫不是疗伤良药。

波兰斯基沉湎于美酒和女人。

一时间美国报纸上充斥着波兰斯基骄奢淫逸的报道。

于是，波兰斯基成了美国民众眼中的花花公子。

强奸幼女案发生在1977年3月的一天，穆赫兰道杰克尼科尔森私宅的泳池。

女方为当时年仅13岁的萨曼莎盖曼。

对于事件发生双方说法不一，波兰斯基说对方发育成熟、动作熟练，不像未成年。

（波兰斯基这方面可能确实没有太在意年龄，后来他和娜塔莎金斯基发生关系时金斯基才16岁，只是《苔丝》的成功，让金斯基对波兰斯基始终心存感激，没有追究罢了。

）女方却说是被迫的。

但不可辩驳的是事发时波兰斯基诱骗女方喝下了有安眠酮的香槟酒。

波兰斯基只能认罪。

进入司法程序后，波兰斯基的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女方的律师是罗杰古逊，二人都是处理此类案件的高手。

一番寸枪舌箭双方达成缓刑协议。

然而很不幸，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劳伦斯特里邦德。

一个喜欢出风头的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法官。

再加上波兰斯基在美国民众中花花公子的口碑发酵，劳伦斯特里邦德断然拒绝了协议，放话要把波兰斯基投入监狱100年（有说50年的）。

波兰斯基闻讯大惊，连忙跳上汽车直奔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往欧洲，至今再也没有踏上美国土地一步，哪怕1981年凭《苔丝》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2003年凭《钢琴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亦不能回美国出席颁奖礼。

波兰斯基回到欧洲后，悲情天才的人设开始起作用，加上法官在处理上确有瑕疵，所以他和他的电影在欧洲受到很好礼遇。

在2002年凭《钢琴家》拿下金棕榈、英国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10年凭《影子写手》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欧洲电影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2011年凭《杀戮》拿下威尼斯电影节小金狮奖；2014年凭《穿裘皮的维纳斯》获凯撒奖最佳导演，影片在欧洲三大、凯撒奖、戈雅奖、欧洲电影奖中更是多次入围。

然而他在美国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变，哪怕后来受害方要求撤销对他的起诉，也没获得美国司法的免罪。

这就是波兰斯基的悲剧人生，这里面有命运对他的不公，确也有他犯下的错误。

作为影迷我们对他直接的认识就是他惊人的电影才华，这些遭遇可以让我们理解他有的电影为什么会如此的黑暗。

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波兰斯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上每个人也是复杂的。

我们很少遇到完美无缺的圣人，我们也不太可能遇到十恶不赦的恶人。

我们自身的知识亦有限、精力亦有限，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评判这个复杂的世界、复杂的人是困难的。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处理，比如波兰斯基的司法问题就交给专业的司法人士来解决，既然专业的说在欧洲因为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他不需要服刑，我们就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然而他的电影才华为这个世界创造的精神营养应该是属于全世界，每个热爱电影的人都应该给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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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

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

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

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

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

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

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

”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

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

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

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

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

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

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

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

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

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

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

也没有。

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

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

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

（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

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

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

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

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

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

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十岁的小女孩，天啊。

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

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

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

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

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

我还能怎么办呢？

”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

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

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

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

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

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

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

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

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

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

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

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

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

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

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

罗曼·波兰斯基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

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

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

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

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

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

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

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

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

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

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

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

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

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

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

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

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

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

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

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

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

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

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

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

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

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

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

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

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