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反抗

2012年的2月22日，恰好是苏菲·绍尔被处以极刑69年后的日子，我为了这部影片参观了慕尼黑大学。

当年的绍尔兄妹和白玫瑰的六份传单，如今被刻在大学主楼入口地面的一块大理石上。

学校在主楼的楼梯下方为白玫瑰设计了小而精致的纪念馆，抬头望去，正是苏菲·绍尔撒下传单的地方。

要理解这部电影，必须要了解苏菲·绍尔之于德国人的意义。

提起二战的历史，德国人愿意说自己非常有“历史感”（geschichtsbewusst），从战后的一系列赔偿与相关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然而若说起为何自己的上一代如此忠实于纳粹主义，德国人往往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这样，德国人便会说：并不是每一个当时的德国人都是这样！

施陶芬伯格（Stauffenberg，感兴趣的可参见汤姆汉克斯的电影：行动目标希特勒）、苏菲绍尔便成了屈指可数的、在纳粹统治时期积极争取自由、反抗独裁统治的例子。

在柏林，德国人专门为此类人士设立了纪念馆（施陶芬伯格被处死之处）；在柏林众多“古迹“的光芒掩盖下，这一纪念馆参观者寥寥。

的确，对于外国人，德国人战后的态度的确已经说明了一切，大家只知道在华沙下跪的勃兰特总理，并不知道在希特勒办公桌下安放炸弹的施陶芬博格。

然而，这些战时的反抗人士仍然对德国人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们想告诉自己的后代，对良知、自由、民主的追求贯穿德意志近现代历史的始终，并不曾因那段黑暗的历史而中断。

在此之后，我们也应了解影片中以摩尔（Ermittlung：Mohr）为代表的纳粹分子的背景与动机。

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很难公正地评价纳粹统治对于德国的真正意义：如戈培尔博士等人（可参见电影：帝国的毁灭）对纳粹主义的热爱，丝毫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对自由或民主或法治的推崇。

希特勒的出现，将德国走出凡尔赛条约的步伐加快了数十年。

正如影片中摩尔先生所说，自己是在法国占领区、在法国人的控制下才当上警察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相信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对摩尔以及之后法庭上旁听的纳粹军官做了美化：显然，几个22岁的年轻人是丝毫无法触动他们对纳粹主义的忠诚的。

至于这样做的动机，我想也与上一段提到的苏菲绍尔的意义大致相同。

回到影片本身，我并不能讲出很多。

德国很多电影往往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就这样开始了，然后就这样结束了，恰如电影窃听风暴的最后一句台词“不，这是给我的”（das ist fuer mich）。

这部“索菲绍尔：最后的日子”也是如此，没有悬念和过于刺激的场面，只是平铺直叙地将“最后的日子”播放了一遍。

影片并没有过多地讲述“白玫瑰”之前一系列的反抗行动，大部分内容可集中到苏菲绍尔与摩尔的三场对手戏上。

年轻的女学生在国家警察摩尔面前显然有些过于稚嫩，但一来二去却在第二场对手戏中将摩尔弄得气急败坏。

绍尔的英雄形象由此开始得以树立：审讯中对同志的保护、监狱中对自由的向往、法庭上的争辩，尽管有些镜头和情节显得过于刻意。

在得知死刑将在审判后立即执行时，导演终于把苏菲还原成一个普通而稚嫩的年轻女学生，独自一人无助的喊叫。

其他：汉斯绍尔作为兄长，相信在白玫瑰这一反抗组织中付出的更多，但他的意义显然被更为年轻并身为女性的妹妹所掩盖了。

影片试图深化苏菲绍尔精神的感染力，因此设计了摩尔最后希望一定程度上”袒护“苏菲、最后“深情”对视、法庭上纳粹军官沉默无言等情节。

但显然，这样的事情在当年的真实场景中的确很难发生，上文已有说明。

支撑苏菲绍尔的几股力量：对自由的向往、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未婚夫弗里茨Fritz的爱。

弗里茨在影片中是个没有正面出现的人物，这反倒让我对他更感兴趣。

苏菲绍尔形容他时用了”坚强的灵魂，柔软的心“（harter Geist，weiches Herz）这样简单有力的话语；在最后遗书时，也将她的名字写在最上面。

这也体现了导演最后将苏菲还原于“人”的努力：人的力量并不来自诸如“自由”等崇高的字眼，也许仅仅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爱。

苏菲绍尔式的人物在今天已经很难出现，除非他所反抗的是民主自由，并最终获得成功。

而她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意义，也许应该是：一个22岁的人，做了爱做的事，爱了所爱的人。

让人过目难忘。

他们已经彻底背离了其所服务的那种基本价值，赤裸裸的成为恶魔的帮凶。

深深愿，人类社会早日结束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

问一下，反问，自问，苟安的人们，当正义来临，你我何以自处？

1943年2月，残酷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呈现出胶着态势。

在慕尼黑，地下反战组织白玫瑰的成员们正在加紧印发传单，其中索菲（Julia Jentsch 饰）与汉斯姐弟两人为响应不久前女学生们的行动，计划将传单散发到大学校园内，两人冒着极大风险进入学校，在散发完毕时不幸被捕。

盖世太保摩尔负责审讯索菲，姐弟俩按照事先商定的串词，拒绝承认自己与反战传单有关，并几乎可以无罪释放，但纳粹的搜查发现了新的线索，形势急转直下，索菲开始将罪责揽到自己身上以掩护同伴们，经过反复的交锋，摩尔开始对这位坚定的女青年产生了些许理解和同情，但等待索菲的，终究是一场封闭的不公平审判……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获2005年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多项褒奖。

©豆瓣

1943年2月17日，索菲接受德国秘密警察头目莫尔第一次审讯莫尔：“索菲娅·玛格达莱娜·朔尔，来自乌尔姆，1921年9月5日生于福希腾堡，信仰新教。

父亲叫什么名字？

”索菲：“罗伯特·朔尔，以前是福希腾堡区的区长。

”莫尔：“保育员毕业？

”索菲：“是的。

”莫尔：“第二个常住地是慕尼黑23区弗朗茨·约瑟夫大街13号施密特的一座带花园的房子？

”索菲：“是的。

”莫尔：“被判过刑？

”索菲：“没有。

”莫尔：“根据大学主管所言，是你把传单从栏杆处撒了下去？

”索菲：“大理石栏杆上到处都有。

我走过时推了一把。

”莫尔：“为什么？

”索菲：“出于爱玩的天性。

但我立即知错了，我意识到把那些纸推下楼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我后悔了，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莫尔：“朔尔小姐，你在大学里所撒下的传单乃是属于战争特别处罚规定的范畴。

你要不要查对一下什么是叛逆罪和包庇敌人罪？

”索菲：“我与此无关。

”莫尔：“牢房、监狱或者死刑。

”索菲：“我真的没做什么！

”莫尔点燃一枝烟，“要吸烟么？

”索菲：“不用，谢谢！

”莫尔：“但是你吸烟的吧？

”索菲：“偶尔。

”她有些紧张，手放在双腿上来回摩挲。

莫尔放下香烟，把两沓传单放在皮箱上进行比对，说道：“大小正合适。

”索菲：“凑巧罢了。

”莫尔：“为什么你要拿着一个空箱子去大学？

”索菲：“我要回家，回乌尔姆，所以得去拿些衣服。

那是我上周带给母亲的衣服。

”莫尔：“带去乌尔姆？

那么远？

在一周的中间时刻？

”索菲：“是的。

”莫尔：“仅仅是为了送几件衣服？

”索菲：“不，也为了看看我的朋友和她初生的婴儿。

另外，我母亲病了。

”莫尔：“但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时候回去？

这可是上课时间，这太仓促了！

”索菲：“因为我的朋友比原计划提前去汉堡。

所以我也把周末的旅行给提前了。

我本想赶12：48的快班火车，我还我和姐姐的男友约好了在霍尔茨辛基火车站见面，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莫尔：“他叫什么名字？

”索菲：“奥托·艾歇尔。

他坐从索恩过来的车，11点半到达慕尼黑。

”莫尔；“艾歇尔的拼音是‘E’吗？

”索菲：“不，是‘a-i’。

”莫尔：“你没有带脏衣服去乌尔姆吗？

”索菲：“没有。

小件衣服我自己手洗，大件的还没有清洗。

”莫尔：“你其实没有必要带干净衣服。

你想一口气向我说明你得额外多带一个空箱子来装干净衣服？

”索菲：“我得考虑到下一周，那时我在乌尔姆。

”莫尔：“你在大学里干了什么？

你要去乌尔姆哪个地方？

”索菲：“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约好了，她叫吉泽拉·舍特林。

我们约好今天12点在英国公园的湖畔小屋共进午餐。

”莫尔：“尽管你要回乌尔姆？

”索菲：“我昨晚才临时改变决定，所以今天要去上学跟吉泽拉告别。

”这时门外的工作人员递给莫尔一份资料，并把桌上的箱子与两沓传单抱走了。

索菲双手攥在一起，神情不安。

莫尔：“为什么你的哥哥会和你一起去学校？

而你只不过是想和舍特林做短短的告别。

”索菲：“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

汉斯是要去神经科。

”莫尔：“主管说你们11点的时候出现在二楼的楼道里。

你们去那儿干嘛？

”索菲：“那是我们在去见吉泽拉的路上。

她正在胡伯教授关于哲学入门的课堂上。

”莫尔：“但上课的地方是在一楼。

”索菲：“是的，我们早到了10分钟。

我就指着心理研究所给哥哥看。

那是我经常上课的地方，在第二层。

”莫尔：“那些传单在哪里？

”索菲：“我看到地上到处都是纸张，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东西的话。

”莫尔：“没有看吗？

”索菲：“看了，不过只是快速浏览一下。

我的哥哥还开了一个玩笑。

”莫尔：“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关于浪费纸张的。

他跟我一样，不问政治。

”莫尔：“最近在德国国家博物馆里女大学生的暴动，省党部领导的演讲，你也都参加了？

”索菲：“没有。

”莫尔：“出席是一种义务。

”索菲：“我不关心一切政治。

”莫尔：“你怎么看待几天前，党部领导在国家博物馆所说的女生们更应该为领导们生孩子，而不是在学校里闲荡，甚至当他不那么好听地允诺要把她们分派给自己的副官？

”索菲：“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莫尔：“你在学校里的状况让你很有嫌疑性，我建议你马上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

”索菲：“我要争辩我与传单一点微末的关系都没有。

除了那个愚蠢的玩笑。

我理解，你们会一直保留对我们的怀疑，直到真正的嫌疑犯被抓。

但我的哥哥和我真的与此无关。

”莫尔：“你是不是认为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歪曲了你的思想信念？

”索菲：“我对你已是开诚布公的。

”莫尔起身出门，瞬即折返，说道：“朔尔小姐，我们的同事在你的箱子里找不到传单的影子，你的哥哥在审讯中也证实了你说的话。

你轻松些了？

”索菲：“我没有什么担忧。

”莫尔提起电话让记录员进来，随后向索菲说：“我现在口述一份记录，你听仔细了，如果跟你所言不符的话，请打断我。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朔尔小姐？

”索菲：“明白了。

”莫尔：“然后你将被带往后面的监狱暂时关押，但是，那之后，也许你今晚仍能回乌尔姆。

”莫尔转身问记录员是否记录好，念白略去……索菲没有异议，然后被带往监狱。

次日，由于证据不足，索菲被初步判定无罪释放。

她暗自庆幸，长舒一口气。

正当索菲准备在离院单上签字的当口，电话铃响了，是莫尔打来的。

洛赫接完电话，不再让索菲签字，而是再次带她来到审讯室，显然莫尔又掌握了新的证据。

2月18日，第二次审讯莫尔：“你可以脱掉你的大衣了，坐下吧！

”莫尔手持索菲的离院证，看了看对面这位文静的女孩。

然后将离院证放进资料夹，开始发问。

莫尔：“你父亲去年坐了6个月牢，因为他称我们的首领是‘人类上帝的人质’。

”索菲：“他因其‘阴险’被捕，并被剥夺了工作。

”莫尔：“我在想你父亲是如何承认的。

你曾经是德国女青年团的成员？

”索菲：“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思想。

”莫尔：“哼哼！

典型的民主！

你为什么参加德国女青年团？

”索菲：“因为我听说希特勒把我们的国家带向强大、幸福和安康。

关心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

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幸运的子民。

”莫尔：“你是单身的吗？

”索菲：“我订婚了。

和弗里茨·哈特纳格尔。

他是前线的上尉。

”莫尔：“在斯大林格勒？

”索菲：“是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索菲：“半年以前。

”莫尔放下烟蒂，猛地将台灯照向索菲，后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尔后缓缓睁开。

莫尔突然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枝勃朗宁手枪，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莫尔：“认识这个吗？

”索菲：“我哥哥有一枝。

他是国防军的中士。

”莫尔：“如何解释他抽屉里有190枚子弹？

直径9毫米。

”索菲：“那也是我哥哥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买邮票是什么时候？

”索菲：“大概两个礼拜前。

”莫尔：“哪里买的？

买了多少？

”索菲：“在利奥波德大街23号的邮局。

10张12分的，也可能是5张6分的。

我记不清了。

”莫尔：“没有更多了？

”索菲：“没有了。

”莫尔从包里又拿出一叠邮票。

莫尔：“认识这些邮票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真不认识？

”索菲：“真不认识。

”莫尔：“我们在你哥哥房间里找到的。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

他用这么多邮票来进行大量印刷品的寄发。

”索菲：“你问的是我最后一次是在哪里买的。

”莫尔突然声调提高到了80分贝：“无耻！

你们当中究竟是谁想拿这些邮票去干嘛？

邮寄那么多印刷品干嘛？

”索菲：“向亲朋好友表达祝福，我们写了很多。

”莫尔：“那么你知道这些邮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测而已。

你是从我哥哥那里搜到的，不是从我这里。

”这时盖世太保警察进来了，双手抱胸，站在门边。

莫尔：“你有一台打字机？

”索菲：“在我哥哥的房间里。

那是我们房东太太的。

她把它借给我们，我哥哥就可以用来打印东西了。

”莫尔：“打印什么东西？

”索菲：“关于哲学和神学问题的论文。

”莫尔从包里取出宣传单页：“不是这些传单？

”索菲：“不是。

”莫尔：“也许是这样的哲学和神学问题吧：‘希特勒不会赢得战争，只会拖延战事。

’或者是‘罪行不会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

’又或者‘未来的德国会变得封建。

言论的自由，认识的自由’。

”索菲：“这不是汉斯写的。

”莫尔：“你写的？

”索菲：“不是。

”莫尔：“但是你相信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

”索菲：“我不关心政治。

”莫尔拍案而起：“不管怎么样，根据字体比较，这些诽谤书出自你们屋里的打字机，并从月初开始寄给了很多奥古斯堡和慕尼黑的居民。

”索菲：“我不知道这事。

”莫尔：“坐着！

你给我注意。

”说完，径自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又进来了。

手里拿着另一份证据。

莫尔：“你哥哥想把这份诽谤书销毁的时候你也在场。

认识这张纸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把它念出来，在你说错话之前。

”索菲照着念：“20万同胞为了一个军事伪君子的面子牺牲了。

”莫尔：“这话让你联想到什么？

想到在其他6种传单上演奏的音乐？

那么这手写体呢？

”索菲：“不认识！

”莫尔再次咆哮起来：“够了！

诽谤者传单的发起者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的人——你们一位来自因斯布鲁克的朋友。

我们在你们那儿找到他的来信。

这种字迹确认无疑。

普罗布斯特也是被首领仁慈关怀的一名医学学生。

自家人，应该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心存爱恋！

作为享有特权的人，却不断宣扬家丑，而其他人却战死在前线。

除了你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还有谁参与这份传单？

”索菲：“你不要恶意诋毁！

”莫尔：“你对我隐瞒你们屋子里存在的证据，尽管你知道完整的事实真相！

”索菲：“我只承认我知道的东西！

”莫尔：“你想听听你哥哥是怎么说的吗？

就在他像你一样拐弯抹角说完话之后。

‘在我终于意识到，面对东方战线的失败和英美军事力量的强大，我们国家的军队已不可能把胜利引向我们这边。

我经过许多痛苦的思考之后，终于承认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减少无谓的牺牲和避免统治欧洲的想法。

那就是缩短战争。

另一方面对我而言，对待那些被我们占领的地区和人民来说是一种梦魇。

”索菲：“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解释，丝毫没有责备之意。

”莫尔：“这是对武装力量的败坏和极大泄密！

”索菲：“我仍然不相信这是我哥哥说的话。

”莫尔：“啊，你也觉得这里面有说错的地方是吗？

”索菲：“除非我哥哥当着我的面说，否则我不相信我哥哥会说这些话。

”莫尔：“绘画师艾克迈尔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索菲：“是的。

艾克迈尔几个月都在克拉科夫干建筑。

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进出他的画室，向我们的朋友展示他的作品。

”莫尔：“复印机上留有指纹证实是你哥哥的。

他已经全招了。

他让人记录下来，全都是他一人所为。

拟定六种传单复印和派发。

那他一个人得一夜之间在慕尼黑发出5000份传单。

你肯定和他在一起。

今天上午你也肯定和他一起在学校楼台上。

难道你还要告诉我们你对此一无所知？

难道你认为这些传单是无害的纸张？

承认吧！

是你和你哥哥制造和派发这些传单的！

”索菲：“是的！

我为此感到骄傲！

现在我哥哥和我会被怎么样？

”莫尔：“你早该考虑到后果了，朔尔小姐！

”索菲：“我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吗？

”莫尔：“这另当别论！

”索菲：“我要去厕所。

”莫尔：“现在不行。

是谁写了这些传单？

”索菲：“我！

”莫尔：“你又撒谎了！

朔尔小姐。

我们几周前就派专人跟踪研究，结论是写传单的人极有可能是个男的，学文科，是你哥哥写的！

谁拿这些诽谤书去寄的？

”索菲：“我哥哥和我。

对不起，我真的得去趟厕所。

”莫尔拿起话筒，让警察头目洛赫进来，令其带索菲前去卫生间。

在洗手池前，索菲强忍悲痛，没有哭出声来。

门外传来洛赫的催促声，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暗下定了决心。

莫尔：“这是什么意思？

‘希特勒的失败’、‘自由’？

在慕尼黑大学、路德维希大街上的“”标志被划掉。

还有在玛丽安广场和高丰格大道上也一样。

”索菲：“是哥哥和我干的。

”莫尔：“你哥哥在学校里被抓时曾经说到：‘快回家去，告诉亚力克斯，他不用等我了。

’舍特林正好就站在附近。

这是告诉施莫尔逃走的暗示吗？

”索菲：“汉斯和施莫尔有约，他不想让他徒劳地等他。

”莫尔：“你跟施莫尔谈论过这个计划吗？

”索菲：“没有。

”莫尔：“跟格拉夫呢？

”索菲：“也没有。

”莫尔：“你为什么总是要撒谎，朔尔小姐？

”索菲：“我没有撒谎。

”莫尔站起身，拉开窗帘，这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

莫尔；“这是，是你今天的供词，请签名！

”索菲无奈之下依从了……莫尔让洛赫把索菲带走。

2月19日，第三次审讯莫尔：“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白玫瑰’组织让你们不得安宁。

谁是‘我们’？

”索菲：“我哥哥这样写的。

”莫尔：“在第４页传单最后写着‘请将此单复印并广泛传播’。

最后这里号召反抗运动。

这听起来不像只有一两个罪犯。

”索菲：“我们没有组织。

”莫尔：“关于维利·格拉夫你知道多少？

”索菲：“中士，和我哥哥一样是学医的，偶尔会来看我们。

”莫尔：“据我们所知，他也在画室里帮忙复印传单。

我们发现了他的指纹。

”索菲：“但他完全是另一个时间到画室来的。

”莫尔：“什么时候？

”索菲：“元月中旬，当我们向朋友们介绍艾克迈尔的作品时。

所以可能有其他人的指纹留在上面。

”莫尔：“还有谁也在？

施莫尔？

”索菲：“可能吧，我不知道。

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呆了一会儿，后来去听音乐会了。

”莫尔：“普罗布斯特是不是负责在萨尔茨堡和和林茨的传单？

”索菲：“不是，汉斯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莫尔勃然大怒：“我要你他妈的给我说出事实真相！

我期待你现在终于可以给我说出实施者和操纵者！

格拉夫？

安内利泽？

”索菲：“我一共才见了他们8到10次。

”莫尔：“都谈了些什么？

”索菲：“关于文学和科学。

我认为格拉夫完全与政治无关。

”莫尔：“与政治无关但向他透露过计划？

”索菲：“我声明，格拉夫与我们的传单毫无瓜葛。

”莫尔：“舍特林呢？

”索菲：“我跟吉泽拉经常见面。

自从我们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学，我认识她是在青年义务劳动军里。

”莫尔：“那我们的帝国将充斥着非政治人士和运动的拥护者。

”索菲：“那对你来说也会是最好的秩序，莫尔先生。

”莫尔转身在文件柜里取出一沓卷宗。

莫尔：“根据我们的确认，所谓的‘白玫瑰’组织仅在元月份就弄到了1万张纸和2000个信封。

这是谁干的？

”索菲：“哥哥和我。

”莫尔：“这似乎让人相信，因为最初的4页传单只印了100多份。

但你还是不肯跟我说明你哥哥和你能够单独将第5、6份传单印了千余份。

还能拿去邮寄。

”索菲：“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

”莫尔：“佩服！

除了你有记录可查的课程之外？

”索菲：“是的，我们要揭穿表象，我们的反抗有广泛的基础。

”莫尔：“我们知道，你哥哥格拉夫，施莫尔，还有富特文勒，维滕斯坦曾经一起到过前线是么？

他们都在慕尼黑读大学。

你们之间难道不会有什么政治意见的交流吗？

”索菲：“我哥哥对我说起人民死亡的悲痛，但不论及他的朋友。

”莫尔：“这我可不相信，朔尔小姐。

”索菲：“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对政治意见的表达。

”莫尔：“人们怎么看待你们发传单的行为？

你们从哪里得来的地址？

”索菲：“从国家博物馆里的电话本上抄下来的。

”莫尔：“看一下斯图加特：1月27日及次日上午，在那里通过邮局发出了700份传单。

与此同时，在这里———慕尼黑，派出了约2000份传单，这不可能是你哥哥一个人干的，2000份呐！

”索菲：“27号晚上是我坐快车去斯图加特的，传单就在我的箱子里，等我到了之后，我把约一半的传单塞进火车站旁的邮箱里，剩下的在第二天派到郊外。

”莫尔：“但是1月28号一天里你哥哥不可能将2000份传单放到慕尼黑各个电话亭和电话本里。

还有其他地方，谁在帮助他？

”索菲：“我当时不在慕尼黑。

”莫尔：“谁在支持你们派发传单的行动？

”索菲：“我父亲每月给我150个帝国马克。

我哥哥有军费补贴。

”莫尔：“你们两个人就靠这点钱生活、印传单和邮寄？

每次你回乌尔姆单趟车费都要15个帝国马克。

”索菲：“我们会向朋友借钱。

”莫尔：“谁借给你们钱？

”索菲拒绝回答。

莫尔不再追问，拿起记录本：“在左边一页的上面，有字母‘E’表示单词‘收入’，资金后面注的名字表明是谁借钱给你们。

”索菲：“是的。

”莫尔：“下面还有你未婚夫的名字。

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索菲：“他不是！

我们每次借钱都是有理由的。

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每一个人。

我哥哥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莫尔：“你没有考虑到后果。

如果你和你哥哥把什么都承担下来……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名字！

你最好想想吧，朔尔小姐，最好跟我们合作。

那可以减轻对你们的判罚。

想想你们可怜的父母和你们所带给他们的耻辱吧！

”索菲：“莫尔先生，你指责我们犯了泄密罪，现在又要我出卖所谓的同犯来使得自己好过一点吗？

”莫尔：“揭发犯罪行为不能算是泄密。

”索菲：“但我哥哥的朋友们与此无关。

”莫尔又把洛赫叫进来，令其带走索菲。

2月20日，第四次审讯莫尔给索菲泡上一杯咖啡。

索菲轻啜一口：“这是正宗的咖啡豆。

”莫尔：“朔尔小姐，德意志的幸福也涉及到你对吗？

”索菲：“是的。

”莫尔：“你不像那个埃泽尔一样卑鄙地在慕尼黑酿酒厂地窖里制造爆炸，你虽用了一些错误的谣言，但却以和平的方式斗争。

”索菲：“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莫尔：“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

”索菲：“你所引用的法律在1933年权力被篡夺之前还能保护自由的言论，但现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自由言论导致牢狱甚至死亡之灾，这与秩序何关？

”莫尔：“如果人们不遵循法律那应该遵循什么？

同样的，谁来赦免？

”索菲：“遵循良知。

”莫尔轻蔑地回应：“是这样。

”随即拿起法典和索菲的记录本，“这是法律，这是人。

我作为侦探需要检查两边是否全等？

如果不是的话，必须找出哪里出错了。

”索菲：“法律是会变的。

而良知不会。

”莫尔：“那如果每个人都自行决定其良知正确与否会怎么样呢？

特别是当罪犯想要推翻首领的时候，又会怎样？

这必然是一场罪恶的混乱，所谓的自由思想、联邦主义、民主？

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索菲：“没有希特勒及其政党人们最终也会拥有权利和秩序。

法律保护是让每个人免于专制而非为了随大流。

”莫尔：“专制，随大流者？

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蔑地谈论？

”索菲：“是你在轻蔑我们。

当你因为一纸传单把我哥哥和我称为罪犯，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试图用言论说服别人。

”莫尔：“正因为你和那群人不知廉耻地享用着特权，你们才得以花我们的钱在战争期间继续读书。

而我在那该死的民主时代只学会了做裁缝。

是什么让我今天成为警察？

是占领了普法尔茨的法军，而不是德国的民主！

如果运动没有爆发的话，我至今还只是呆在皮尔马森斯的一介乡村卫士。

《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记录、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危机都是由我们的首领希特勒解决的。

”索菲：“让更多的人徒劳地送命！

”莫尔：“这是英雄之战！

你拿到的食品配给票和我们是一样的，和那些你鄙视的战斗着的人们一样，你拿到的和我们还要多，还要好！

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你为什么会有牢骚呢？

我们的首领和德意志民族在保护你！

”索菲：“或者留在这维特斯巴赫的宫殿里，或者我的家庭受到株连？

”莫尔：“我们的士兵是在解放欧洲，使其摆脱富豪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德国，避免再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我告诉你！

”索菲：“当不久以后这场战争结束，德国又重新进军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就会指着我们说，我们毫无反抗地忍受着希特勒。

”莫尔：“当我们获得了所有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后终于换回了德国的幸福和自由，就像你当初在女子青年团所梦想的那样，你又会怎么说？

”索菲：“这样的信仰会在希特勒的德国消失的。

”莫尔：“如果我说的成真了呢？

你是天主教徒？

”索菲：“是的！

”莫尔：“教堂也要求你们要坚定信仰，哪怕是你出现了怀疑。

”索菲：“但在教堂里，人人都是自愿的。

而希特勒和纳粹份子剥夺人的其他选择。

”莫尔：“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且甘愿冒险呢？

”索菲：“因为我有良知。

”莫尔：“我不能理解，以你的天赋和智商竟然不能思考和感觉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忠诚、幸福’，有道义、有责任的国家政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

”索菲：“难道纳粹假借自由和忠诚的名义在整个欧洲造成的可怕的流血牺牲还没有让你睁开自己的眼睛吗？

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去除他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那么德国的名义就会一直蒙受耻辱。

”莫尔：“新的欧洲只能是纳粹的。

”索菲：“当你们的首领精神错乱的时候是吗？

你只需想想种族歧视就够了！

在我们乌尔姆，以前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遵守命令朝他脸上吐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上千人一样。

据说他被送往东部进行义务劳动。

”莫尔：“你相信这样的胡说吗？

他们是自己迁移走了。

”索菲：“来自东部的士兵都说他们是消失了，希特勒是想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灭亡，这种癫狂的想法他20年前就有了。

你怎么会相信犹太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呢？

”莫尔：“这种分类只是为我们带来了不幸，但是你属于疯狂的，少不更事的青年，因为错误的教育，可能我们也有责任。

如果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育像你这样的女孩。

”索菲：“你信不信？

我非常地震惊当我得知纳粹份子竟用毒气和毒药来消灭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我母亲的朋友们曾向我说过，那些孩子是怎样被护养院的护士送上货车的。

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

’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

’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登上汽车。

你认为，我受了错误的教育是因为感受了这些人的缘故吗？

”莫尔：“那是毫无生活意义的人生。

你也学过护理，你肯定也碰到过精神病人。

”索菲：“是的，所以我更加确定，无论什么情况，没有人有权对此进行判断，只有上帝才有这权力。

没有人知道一个精神病人的灵魂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痛苦中会形成怎样神秘与内在的成熟。

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莫尔：“你必须得适应，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你所说的与现实无关。

”索菲：“我所说的当然与现实相关。

与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

”莫尔猛地起身：“根本没有上帝！

”说着走向窗边，沉吟片刻，“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只是很信任你的哥哥，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自己只是参与而已。

难道我们不可能这样来写记录吗？

”索菲：“不用了，莫尔先生，这与事实不符。

”莫尔：“听着，我有一个儿子，年龄比你小一点，他有时脑子里也会出现荒唐的念头，但现在他去了东方的前线。

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乃是他的责任。

”索菲：“你仍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吗，莫尔先生？

”莫尔：“朔尔小姐，人一旦把什么都考虑清楚了就不会再着迷于他处事的过程了。

这关乎你们的性命！

这里，我为你的记录想了以下内容：‘经过谈话后形成的看法是：你与你哥哥共同的行为在这一战争阶段被视为反国家，尤其是反前线苦战的军团的罪行。

应处以最严厉的判决。

’？

”索菲：“不，从我的观点出发不对。

”莫尔：“承担错误并不意味着出卖你的哥哥。

”索菲：“主意很好，但如果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样。

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有着错误的世界观。

我还是之前的观点，我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

我不会后悔，我也会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莫尔无可奈何，“记录员进来记录口供。

告诉领导，我们这里结束了。

”

Ein harter Geist, ein weiches Herz.电影直白简洁，大部分篇幅，是盖世太保审讯官Mohr与苏菲的对话实录。

场景就是Mohr的办公室。

听起来似乎枯燥了点，实际上一点也不，一环紧扣一环的诘问与拆解，针锋相对的辩论，让人全神贯注，扼腕叹息。

苏菲和她哥哥，还有大学里印传单的几个朋友，没有什么党的背景，也不是犹太人，就是普通的知识青年。

出于良知，他们批评纳粹暴政，提倡非暴力不合作。

正如苏菲所说，真相就是这样，我们只不过说出大家都知道，却不说的。

在电影里，大多数人对纳粹，不是合作，就是沉默，譬如大学里积极告密的管理员，退避开的教授和同学。

盖世太保穿西装打领结，问口供，执行杀人任务，仿佛机器里的螺丝钉，没有感情，只按轨道运作。

体制内的Mohr，与苏菲对话之后，也许内心有人天交战，明显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循规则去做了。

当年纳粹在德国猖獗一时，不可能是希特勒一人或国家社会党几人所为。

对暴政的沉默，容忍和默许，其实就是协从。

没人有资格对每个人做出道德评判，但当有少数个体，即使在黑暗之中暴力之下，面对断头台，也选择了坚持良知，说出真相，他们是令人崇敬的，他们让我感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苏菲说，坚强的意志，温柔的心。

这部小成本的电影看似无惊天动地处，却给了我震荡内心的一击，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问题的角度。

无论是反省自己还是审视周遭，都有现实的警世意义。

苏菲和Mohr两个演员表演出色，Mohr犹甚。

一个德国出品，很酷的电影。

酷的意思就是，没有一点点好莱坞的因素。

片子是关于1943年，几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用散发传单的方式反对纳粹，被捕并在两天时间内完成审判和死刑的故事。

整个片子只有温和的谈话，唇枪舌战但却平静的谈话，淡淡幸福的谈话，最后喀嚓一声在断头台上了结。

故事的主人公是索非，一个21岁很有政治主见的女学生。

想来这种学生在咱们五四时期也不乏其人，但她可能比较倒酶，因为1943年正是纳粹对任何战场和政治上的负面消息强行压制的开端。

索非和纳粹警察(不是党卫队)的争论，是一段很有哲理逻辑的争论。

不愧是象牙塔里研究宗教哲学的大学生啊。

但还算有效的纳粹国家机器是不会因为其年幼热血而放过她的。

没有酷刑，没有尖叫，没有人身侮辱，只是几次谈话，地点不过是办公室，干净的牢房(确实比学生宿舍整洁)和空荡的令人绝望的候刑室， 然后断头台就落下了。

多么文明有效的杀人方法啊。

索非还幸运的与自己同附死刑的兄长和朋友有拥抱的机会，有和父母别离的机会。

他们几乎没有流出一滴眼泪。

索非一直穿着一件很乖巧的红色上衣。

年轻，自信而收敛的面貌神态，是这灰蓝色片子中唯一的亮色。

在看过的另外一部二战片子中，一个英国间谍在法国被德国人抓住，短暂而文明的审讯后，这个倒酶鬼便被带到后院，枪毙了事。

无论如何，两个人都在死前没有损失尊严。

可见欧洲人对折磨囚犯并不如东方人感兴趣。

影片最后是几张发黄的照片，展示着几个青春年少人的阳光瞬间。

不幸的是，40年代的照片流行搔首弄姿的风格，所以几个为信仰献身的人，留给观众的印象是十足的小布尔乔亚：海滩漫步的有，林中长叹的有，对着夕阳作诗的也有。

看完之后想，原来片子也可以拍成这样啊。

小制作的片子，给我造成的震撼不亚于LOTR中的大阵仗。

感觉这片子的背后是两种文化的斗争，浪漫主义对普鲁士的条顿军团，虽然占尽了道义和口舌上的便宜，但最后还是拿枪的说了算。

我最留意的党卫队，只看到两片领章闪过。

其实向毛主席保证，这片子跟党卫队没任何联系，嘿嘿。

一看電影名稱"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Die letzten Tage) 便知道女主角必要一死, 而故事當然也圍繞蘇菲最後的五天. 一齣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電影, 發生在德國納粹時期(1943), 不太沈重但警世.看完電影, 令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電影開首女主角及其兄長在大學校園裡急忙擺放傳單時的背景音樂及情景. 那令人緊張的節奏在電影末段Sophie, 哥哥Hans, 及友人面對審判及處死時再一次奏起, 很有震撼力. 這兩段音樂在電影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沒有它的襯托, 電影的壓迫感便難以發揮得淋漓盡致.電影導演是Marc Rothemund, 之前未看過他的作品. 女主角Julia Jentsch原來曾演"The Downfall" (Der Untergang, 2004), 但沒有印象. 電影囊括了十七個國際獎項, 資料如下:Silver Bears Berlin 2005 for Best Leading Actress & Best Direction3 German Film Awards 2005 for Best Film (Silver), Best Leading Actress (Julia Jentsch), Audience AwardAudience Award & Best Direction Brasilia 2005Audience Award Hamptons 2005Bernhard-Wicki-Award 2005German Guild Award 2005European Film Awards (Julia Jentsch & Marc Rothemund)Bavarian Film Award 2005 (Producers' Award)German Film Critics Award 2005 (Best Actress)Source: German Films 另外也被提名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沒有吸引人的面孔, 沒有一絲幽默輕鬆, 唯一慘不忍睹是三人面臨處決時的景象, 掩了雙眼, 電影用全黑畫面交代, 空白銀幕維持了好一陣子, 把觀眾從銀幕帶回現實當中, 給人更真實的感覺. 整齣電影都是那五天(1943年2月18日至22日)所發生的一切, 審問, 審訊, 心理戰, 內心的鬥爭. 不花巧, 不造作, 審判場上納粹德軍的虛假殘酷在眾目睽睽之下更形實在.

崔卫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经济观察网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 《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 “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

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

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

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 《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

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

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

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

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 《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

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

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

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

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

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

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

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

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

”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

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

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

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

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 “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

“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

”“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

另外，妈妈也病了。

”“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

”“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

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

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

“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

”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

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

”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

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

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

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

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

总是能把我逗乐。

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

”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

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

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

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

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

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的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

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

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

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

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

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

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

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

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

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

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 “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

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

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 “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

”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

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

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

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

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

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

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

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

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

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 “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

”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这是法律”，摩尔答道。

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

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

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

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

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

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良知与真相。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

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

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

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

“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

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

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

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

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

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

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

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

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

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

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

”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

”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

对于摩尔认为 “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

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的。

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

而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

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

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

”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

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 “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

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

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

“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

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而我只学会了屠杀”。

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

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

“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

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

”“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

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

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

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

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

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

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

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

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

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

”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尤其是自己的后人看起来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

《希望与反抗》：冲动与勇敢带来难以承受的悲剧后果笑独行解题《希望与抗争》（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 or Sophie Scholl：The Final Days，索菲•斯库勒：最后的日子、最后的苏菲史库、索菲•斯库勒：希望与反抗、帝国大审判，德国，2005）反战题材德国民族女英雄传记经典。

德国导演马克•罗斯曼（Marc Rothemund）代表作。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慕尼黑，反希特勒秘密组织成员斯库勒兄妹等三人因派发传单而被捕……面对纳粹法庭的死亡审判与盖世太保审讯官的同情建议，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1921-1943）决绝地坚持自己的信念……黑暗年代德国热血青年的无谓牺牲，冲动与勇敢带来难以承受的悲剧后果。

纪实醒目，严谨犀利，简单丰富，压抑沉痛。

朱丽娅•耶恩奇（Julia Jentsch）、亚历山大•海德（Gerald Alexander Held）、法比安•亨里奇（Fabian Hinrichs）、约翰娜•加斯特杜尔夫（Johanna Gastdorf）、安德烈•汉尼克（André Hennicke）等主演。

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等三项大奖。

【笑独行按：德国洛拉奖最佳女演员。

史载索菲•斯库勒为德国巴登-符腾堡人，生于1921年5月9日，1942年5月进入慕尼黑大学读书时与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兄长汉斯•斯库勒（Hans Scholl，1918-1943）一起加入反希特勒秘密组织“白玫瑰”，1943年2月18日与兄长和另一位“白玫瑰”成员在慕尼黑大学散发第六份传单时遭盖世太保逮捕，四天后被纳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斩首。

Sophie Scholl亦有译作“索菲•绍尔”“索菲•萧尔”者。

该影片与《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2004）、《希特勒的男孩》（Napola、2004）并称德国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终战三部曲”。

在下所见为带国语配音的D9影碟，片长为116分钟。

IMDb该影片片长记录为120分钟，评分为7.9分。

】影片DVD影碟封面与海报http://sc3h.photo.hexun.com/69100267_1581377_md.html（DVD影碟封面一）http://sc3h.photo.hexun.com/69100278_1581377_md.html（DVD影碟封面二）http://sc3h.photo.hexun.com/69100310_1581377_md.html（DVD影碟封面三）http://sc3h.photo.hexun.com/69100333_1581377_md.html（海报一，意大利）http://sc3h.photo.hexun.com/69100334_1581377_md.html（海报二，西班牙）

也就在昨天，韩寒一篇新文，让我对这个刚有家有女的男人有种意料之中的心灰意冷。

好在今天看完这部电影，心情为之振奋。

韩寒说中国之乱由民众的素质而定，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对邪恶不敢指手划脚，对正义不敢高声颂扬，我们国人之素质怎么会提高？

而我也相信，弃善扬恶，不是人之本性，只有当弃恶扬善者遭到迫害，遭到诽谤时，人性才会改变。

如韩寒之论，苏菲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因为她所为拯救的人民，在她的眼里不都是希特勒的应声虫吗，那她为什么还要印传单去唤醒他们？

她大可以在家里抱着老公奶孩子，国人素质太差，一点也不管其他民族的人权，等过个几百年，他们素质自会提高，那时强国就不是梦了。

然而，苏菲，没有这么做，因为她受过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她坚持自己的正义。

如果一个从谎言中醒来的人，不去唤醒沉睡在谎言中的人，那她醒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想起谭嗣同的诗望门透趾思张俭, 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