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男孩

Albrecht好善良。

在遇见Friedrich的第一天，帮他叠被子，从此播下友谊的种子。

他单纯如少年。

他有自己钟爱的理想，写作。

也会在父母对他作品的不尊重时，感到失落，也会在朋友愿意看他的作品时，而嘴角上扬。

当Friedrich在拳击场上对明明无还手之力的对手再来一击时，他怒问Friedrich：难道你没有同情心吗？

冬日的森林里，其他伙伴们射杀俘虏少年后，他不顾一切的抢救他们的生命。

命题作文的课堂里，他将纳粹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战俘残忍射杀之事，写入作文。

他看似脆弱，却勇敢，正直，他知道他该往哪里走，哪条路对他而言是正确的，是解脱。

所以，在Friedrich质问他何以写出如此政治方向不正确的大逆不道的作文时，他说，这是为了他自己，他拯救了他自己。

Ich hab mir geholfen。

和Friedrich 扭打在一起却抱团痛哭时，我真的觉得，一个好的朋友就是在你彷徨，迷茫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告诉你，哪一条路他认为正确，且会为此奋斗，哪怕毁灭自己。

冰湖里Albrecht的自我放弃，是对专制无情父权的终极反抗，是对自我的坚守。

他在湖里，手掌贴在冰块上，眼神如此的纯净，无声的美伴随着望着他自我毁灭却无力挽救他的痛苦瞬间蔓延开来。

也许，没有Albrecht, Freidrich会为Napola争取荣誉，会努力摆脱原生家庭，会出人头地，然后终于也走向不归的毁灭之路。

可是,Albrecht就是他的精神向导，在他疑惑时，告诉他，坚守自己，你是对的。

终于，两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离开Napola。

表白Tom Schilling!!!!!!!!!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取景很美。

从影片看来，纳粹训练营就像是一个熔炉，唤醒人最原始好斗的本能，烧掉人性中珍贵的部分。

将自己的亲情、友情置之度外，更侵蚀破坏着其他国家、民族人民的生命和家庭。

正如拳击教练对Friedrich所说：“当你攻击的时候,要忘记人性。

”于是Friedrich最后一击把对手打到昏迷不醒，还在胜利中沾沾自喜，让人非常担心他以后的发展。

记得同样批判右倾思想的日本动漫《Monster》中一个杀手也曾说过：“……我看到他在咖啡中放了五勺糖，那一瞬间，我的口中突然充满了平时喝的咖啡的味道……从那以后我便金盆洗手了……你如果想开枪，很简单，只要忘掉咖啡的味道就行了。

”让人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忘记自己的日常，压抑住自己的本性，不把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类，把弱者抓住、摔碎、然后狠狠地踩在脚底碾成粉末，这就是训练营打算并正在干的事。

Siegfried扑炸弹的举动当然可以解释成一种牺牲精神。

比起自己抱头鼠窜的教练，挺身而出的他的确非常的伟大。

但是联想到他之前的种种遭遇，我很难不去想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他能够放下对父母的思念、对生命的留恋，扑向快要爆炸的手榴弹，是否也是因为被当众侮辱的羞耻，和被威胁有可能会再次受到同样的侮辱的绝望，才让他做出那种自我毁灭式的举动的呢？

他抬起头看向朋友们的眼神，似乎是想说什么，又似乎，蒙着一层死灰。

看到Albrecht的父亲居高临下地给了已重伤的苏联小孩最后一枪时，忽然想到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杀降不祥”。

无论那是不是迷信所致，但不对已经投降的人下手总是一件好事。

古代杀降、屠城的将军少有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的。

穷寇莫追、网开一面，这些都是强势面对弱势时所应有的态度。

为了胜利，给失去斗志和战斗力的人致命一击，这可不是什么尊重对手。

在这一切扭曲之中，Albrecht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他说他看到雪就想到圣诞节，似乎是很喜欢雪的少年。

影片快要结束时，看到Friedrich在拳击台上迷茫的样子，突然觉得Albrecht就像是雪一样的存在。

在热火朝天的拳击赛场上，唯有他还能保持冷静，看到人性最本真的东西。

质问Friedrich为什么要给他最后一拳时，也未曾提高过音量，只是被否认后转头离去。

他有冰一般不可动摇的信念，却轻柔得像雪。

几乎能想象出这孩子的童年，没有父亲的陪伴，母亲似乎也很少与他谈心，于是他沉浸在书本和童话里，让孤独埋藏在笔墨中，只有全家团聚的圣诞节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童话是没有国界的，只有单纯的善和恶，这样简单的东西，反而很接近本质。

大概也是因此，即使军营里对政党的盲目崇拜和对战斗的渴望像烈火一般熊熊燃烧，也没能将他点燃。

却让他的质疑最终化成了一篇“反动”的文章，像一盆凉水一样浇在了教官和少年们的头上。

当Friedrich问他这样做对谁有帮助时，他咬着牙， 最终说：“对我自己有帮助。

”但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孩子，会因为他的一番话心中升起一个问号，如果最终能从战场脱身，回归到自己亲人身边，也算得上是一种帮助了。

Albrecht死后，他的父母说儿子是遇到了Friedrich才会变得奇怪，其实反倒像是Friedrich继承Albrecht的意志。

最后一次拳击赛，在胜负几乎要确定时，他却迷茫地向四周看去，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原本嘈杂的赛场变得像是响着号角声的海洋，他看到Albrecht扯着嘴角对自己点头，看到教官满意的微笑，看到教练一脸激动的怂恿，还看到一群挥舞着拳头的人，却独独少了Albrecht困惑的脸。

Albrecht的离去像是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冰粒，他最终放下了拳头，冷冷地睥睨着赛场。

最终Friedrich离开了火炉一样的学校，走入雪地时，他终于可以远离这一场毫无理由的战争，回归家庭，或许可以听父亲好好谈谈他眼中的纳粹。

在经历了燃烧和冷却的淬炼后，他得以带着对人性和战争更深刻的理解彻底回归。

然而想到这一切的代价都是好友的死，不能不扼腕叹息。

对于Albrecht来说，放弃生命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既不会让他得到父亲的认可，也不能让他看到童年喜欢的圣诞节。

他原本可以选择被开除，或者偷偷逃跑。

反正对于他来说，是否获得那些沉浸在希特勒狂热中的人的尊敬根本不是要考虑的问题，选择自杀自然也是不考虑父母是否会伤心了。

看起来，他的父亲直到最终都是一种迷茫的态度。

在得知儿子死讯时，他用恨铁不成钢来向他人解释自己的哭泣和颤抖。

也许是他的信仰不允许他说出亲情的话，但介于他私下根本不看孩子的文章来看，他也许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情。

我想Albrecht最终还是没有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勇气吧，又或许只是因为混沌的冰水又触动了他纤细的情绪吧。

就像是雪遇到熔炉时可以想象的结局一样，他最终连遗体和一封讣告都没能留下。

2003年的二月中旬我接到了慕尼黑OLGA电影公司的一个电话。

他们问我是否曾经在一所“N.P.E.A.”（国家政治教育院，一般称为Napola，那儿的学生被叫做青年团）待过五年，还写过一本关于那段时光的书。

他们征询我是否愿意从历史顾问角度，看看一本类似这样的Napola的电影剧本。

我同意了。

当我后来收到Napola的剧本时，我发觉，剧本中所写的东西与历史的真实明显背离。

不考虑1942-1943年的战况，一个来自柏林14岁的国民学校学生能够去偏远的N.E.P.A.上学，这与当时的事实并不一致。

电影片面强调了“消灭”对手的拳击比赛和其他更多言过其实的情节。

片中那个尿床学生（Siegfried），显然已经在Napola待过很久时间。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允许的。

他会被直接逐出学校，而不是不断进行惩罚。

投弹练习在Napola将立刻展开，并使用实弹手榴弹；让孩子们全副武装地去抓捕逃跑的战犯也将同时开始进行。

冬天学生们必须在结着冰盖的湖下游泳。

在与导演Dennis Gansel的一次例行工作谈话中，我提出了Napola的典范：他们应该向英国公学院学习。

在那里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生活。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位绅士，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严酷的身体训练相结合。

在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和细节问题后，2003年五月，我最后提出应该删掉那段关于一个思想简单而具有拳击天份的年轻人和出身显赫的Nazi子弟之间，出于纳粹统治时期的种种束缚和限制而产生的友谊的意见，而仅仅展现一个虚构的精英学校。

而这段故事对Gansel显然是无法放弃的。

那之后我们再没有进一步的探讨译注1。

（Gansel和Maggie Peren是电影的编剧）.现在我看过了电影。

显然影片标题Napola是出于广告效用对下面敏感的副标题“元首的精英”的补充。

原本14岁的刚从国民学校毕业的主角被一个已经从学校毕业三年而且没有任何学徒经历的17岁年轻人代替：依律国民学校毕业后，有义务去职业学校上学并在“希特勒青年团”登记。

而这个17岁年轻人却在煤店做临时工挣几个小钱，还在Wedding一家民办拳击协会训练，而没有因此惹上任何麻烦——这在纳粹德国是无法想象的。

他父亲为何在年青的Freidrich毕业三年后才给他找了一份学徒工作，这一点缺乏根据。

看样子这里的情节应该是初始剧本的内容。

主角接下来的经历，历史上也站不住脚。

即使除过“希特勒青年团”和“帝国体育训练联盟”，还有一个“Wedding拳击协会”存在（在一个“平民”被认为是骂人粗话的国家里，这类体育联盟组织是不可能的），即使波茨坦N.P.E.A.拳击队存在（事实上根本没有），波茨坦的学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跟一个“民间协会”的选手比赛（另外，1942年在波茨坦和柏林之间也没有小公车）。

Friedrich的主要对手，在比赛前去更衣室故意滋事的大言不惭的行为也令人无法想象。

在所有外出活动中Napola都有严格的纪律。

而影片中多次以“恶劣的纳粹”形象表现他们。

Napola的挑选过程分为很多等级，需要通过一个“考试周”的决定。

考试将进行智力和身体素质的多项测试。

每个教养院按照地域划分。

Allenstein是虚构的，电影拍摄地在Warthegau。

现实中这种考试非常严苛，而Allenstein在柏林一所体育馆的考试非常亲切轻松，如同电影希望表达的那样，Friedrich通过了种族鉴定、室内体育测试和一个简单的统治阶层理论知识的考试。

Napola的教育程度相当于现实中的高中。

另外还有入伍前期训练（包括滑翔飞行和驾驶摩托车）、强化体育项目和一些礼仪、交谊舞课程译注2。

八个年级（称为“组”）的学习时间大约应该从10岁开始。

像Friedrich这样，只相当于国民学校的毕业水平，想要进入一所Napola，必须先进入指定所谓的“进修班”，通过两年的“特殊培训”，使他们能在譬如拉丁语课程，跟得上其他学生的进度。

影片中这所学校位于一个城堡内，活动场所周围的环境非常简陋，对于真正的精英教育是不可能的。

寝室拍摄成与兵营类似的样子，卧室和衣柜-行李储存室混合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学校工作空间，哪里是自由活动区域。

教室里也缺少专业学习必要的设施（生物、化学、物理、音乐）布置。

课堂里的情节显而易见不是为表现精英教育，只是为了证明纳粹的野蛮理论灌输。

另外“Napola Allenstein”没有专门的运动场。

晨练和一般训练（跳高）在城堡前的石块路面上进行。

唯一的一个训练场是拳击场，好像那里是一所专门培养精英拳击手的特殊Napola。

在餐厅也没有寄宿学校通常的由男生担任的“Essenholer”（打饭工？

），而是由一个年青女孩代替，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除去让17岁的少年透过没有遮掩的窗户观察她点着明灯的房间，这个女孩在片中没起任何作用。

新学年致辞情节里，校长、后来出现的Gauleiter（省党部领导）和一个党内官员声称Napola的教育宗旨是为世界范围的帝国培养人才，不是指梅克伦堡，而是指华盛顿和开普敦。

这更像是级别更高进修结构“Ordensburg”领袖发言，“Ordensburg”在纳粹德国只有两处，其目的是为纳粹上层培养后继接班人。

Napola则应该是按照传统普鲁士军官学校的方式，为军队（国放军？

）和国家（政府？

）培养接班人。

电影中另一不合理之处在于，1942-1943年的战况（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在伏尔加河的突围），事实上是定期向学校通报的。

而电影中抹去了这一点。

译注3片中另一高潮部分的错误是Napola出现了牧师的形象。

他为Napola的学生带来亲人“英雄牺牲”的消息。

然而在非基督教政权统治下的精英学校的学生原则上是与教会脱离的。

学生们在14岁将庄严地晋升为“骑士”，而不是行“坚信礼”（鉴于学生父母的热切盼望另有特殊规定允许他们在N.P.E.A 区域外见面）。

译注4因为Dennis Gansel电影中表现的Napola教育在重要问题上与史实不合。

影片更多的是通过刻意粗糙的方法，大略地展现不同层面内在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所造成的实际危害。

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电影Napola令人遗憾地从一个错误的角度表现了第三帝国的这段历史。

因此我向OLGA电影公司坚持去掉“历史顾问”的称呼。

Hanns Müncheberg 2005.05.15. ——————————————————————————————作者Hans Müncheberg ，生于1929年，1940年进入波茨坦Napola。

15岁作为儿童战士被送上战场，在1945年5月2日受重伤。

他曾作为戏剧顾问和作家在前东德电台工作。

在前东德禁止的情况下，他十分艰难地记下了这些回忆。

1991年之后，缩短的文稿才在得以继续编辑，并在柏林Nora出版社出版（nara-verlag.de）译注1：这里Müncheberg的原意是说当他提出删掉剧本中F/A友谊部分的建议之后，Gansel和电影公司方面就再不跟他讨论了^_^ 电影毕竟不是史实。

译注2：Napola与普通高中的重要区别在于，加入了很多军事、野外侦查定位、行军和射击训练。

例如在Köslin和Postdam除去一般学校体育，还设置了飞行课程。

专业体育项目在每周38个课时中占8课时。

电影中Allenstein有滑翔飞行课，后来还有一群八年级学生应征加入德国空军。

译注3：Ordensgurg直译是（宗教）骑士团的城堡。

原文看来是说另一种为帝国培养更高级人才的机构，Napola的“就业方向”显然低于Ordensgurg。

这段结尾一句话意思是Müncheberg本人于1940年加入Napola，但是"Inschutznahme des Nordens"，我实在不明白特指什么事。

译注4：Schwertleite，历史上指骑士的晋升仪式，以剑击头，并将此剑赠与骑士，表示有骑士随从正式晋升为骑士。

Napola的这种仪式大概与此类似。

Konfirmation，是在教堂举行的新教成人仪式。

原文Links：http://www.filmstarts.de/kommentare/kritiken/Napola/翻译： Jeanne

1.全家人用一澡盆热水洗澡连年的战争，致使1942年的德国民众其实已经生活的相当困苦，前线的军需和后方的物资都出现了短缺现象。

这个镜头直观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状况，物质的贫穷也使得17岁的菲德勒立志要“出人头地”……2.母亲的来信提到了一个父亲受到盖世太保传唤的细节，这里有2个用意：一是说明德国国内的秘密警察对普通老百姓的监控水深火热，二是暗指父亲有可能从事一些“进步”活动。

3.教官“狗急跳坑”在拉了弦的手榴弹掉在训练坑里后，经验丰富的教官选择的处理方式居然是赶紧一个人跳坑逃跑，这里的确有些让人费解，唯一的解释是在有意“妖魔化”纳粹的训练体制。

联想起一部法国人拍的二战题材片《光荣岁月》中一个相似的镜头：新兵蛋子的手雷被误拉，手足无措的他一脸恐慌，他的上级赶紧捡起来扔了出去……在这点打死也不相信以钢铁意志著称的德国人会输给法国人。

4.被屠戮的苏联娃娃兵手无寸铁的一群“苏联逃兵”成为了纳粹新兵们的一堂生动地“实习课”。

在那个寒冷的夜里，他们一个个倒在了枪下……这段控诉个人认为是此反战片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描述。

不仅仅给了一个艾伯特父亲枪杀所有娃娃兵这一个残酷的结局，更重要的是给了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一个无奈的启示：在战争中，所有平民穿上军服就成了刽子手！

那些和艾伯特同样年轻的脸，在自己的祖国也曾经有着幸福安康的生活，可如今却不得不穿上苏联军服，成为了战场上的炮灰……这点不关你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还是XX人，只要你的国家不幸经历了战争，在最惨烈的时刻，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都必须响应征召，这是你无法逃避的宿命！

整个二战中，苏联的青壮年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寡妇村。

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整个人类无法避免的劣根性。

5.1942年的冬天这是军校语文课上的一篇作文题目。

也是菲德勒和艾伯特最终命运的一个分水岭。

他们都在1942年的冬天，离开了napola，但不同的是。

一个人故意放弃了“锦绣前程”选择离开，一个人在无法左右的命运下却选择了永远沉溺在冰冷的湖底……那一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菲德勒回首望了一眼这个曾经带给他骄傲、荣誉与尊严的地方，转过身来，继续朝未卜的前程走去。

《纳粹军校》与《帝国毁灭》、《苏菲索尔的最后时光》被德国人列为二战60周年的“终战三部曲”。

导演丹尼斯-甘舍尔，1996年拍摄的8分钟短片《错误的旅程》获得德国短片大奖。

2001年拍摄了首部影片《Girls on top》在全世界创下佳绩。

而此次的《纳粹军校》是他的第二部影片。

影片获得了巴伐利亚影展最佳导演奖、意大利维亚雷里欧最佳影片等大奖。

影片的主演马克斯-雷德蒙凭借此片获得了卡罗维法利影展最佳男主角，而这也是他与丹尼斯导演的第二次合作。

在本片中马克斯-雷德蒙的表演张弛有度，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到最后的彻底醒悟的角色演绎的非常到位。

另一位主演汤姆-斯特林也获得了巴伐利亚最佳新进男星。

本片透过历史的视野去研究二战中那些青年学生是如何被召募到那所学校，如何接受那些所谓的精英教育。

影片表现了将青少年纳入纳粹体制后的震撼与觉醒，除了表现残酷的一面外，对于弗莱德里希和阿尔伯特的友情也作了深入的刻画〖IMDB评分〗7.6/10 (306 votes)

这个电影选题如此之好，以致我在看了简介后就迫不及待地借来看了。

看后却有淡淡的失望。

看过关于纳粹教育的书，认为电影中表现得还是太浅了些。

至少真正的纳粹教育不会出现临阵逃跑的教官，该教官居然还继续教授，简直把严苛的纳粹精神视为无物。

还有，真正纳粹教育中孩子们很少为亲人的战亡而悲痛。

他们是在自己经历了战争之后才发现死亡并非想象中的美丽壮烈。

所以说，这部片子想表现男孩之间的友情，很成功。

但要表现纳粹教育，还是想当然了一点。

纳粹教育要是那么容易被识破，也太名不副实了吧。

"当你攻击的时候,要忘记人性,这样才能发挥你的全部潜能"这个时候的Friedrich终于狠狠地攻击了对手.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只有Albrecht冷冷地看着擂台上的他.Albrecht的诗在众人的眼里一文不值,甚至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想朗读给父亲的诗也被轻易地敷衍.Albrecht的梦想与永远与现实格格不入.在当良心被"精英教育"腐蚀,是向现实妥协,成为被期望的"精英",还是成为被精英唾弃的"弱者"?Albrecht曾经想要做拯救弱小的骑士,没想到自己竟然做了魔鬼的傀儡,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孩子在枪口下毙命.面对虚伪而邪恶的现实,他终于选择了不再妥协,游向了大海的深处.事后,Albrecht的父亲皱着眉头说到:"他太弱了,他真的太弱了".强大真的与道德无关吗?Friedrich曾经以为学校里的教育都是对的,然而,当Albrecht离去后,一切都显得如此地陌生.究竟什么才是真实?当擂台上的他拼尽全力打倒对手后,蓦然发现台下一张张欢呼胜利而得意微笑的脸,原来,自己只是一颗被玩弄于股掌的棋子.在这个世界,胜利才意味着一切,良心与爱永远与"强大"无缘.走出校门的Friedrich最后望了一眼曾经的梦想之地,毅然走向了远方.也许我们无法选择生存的时代,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证明自己,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

好久看电影没哭了，这部电影让我在回味的时候不禁落泪。

不管它表现的纳粹教育是否到位，不管它表现的同性情谊是否细腻，都不重要了。

它能打动我，在我心中那就就是最好的电影。

Albrech，一个唯美的吟唱诗人，可感性，细腻，善良与纯真在战争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像天使一样的离开，宁可选择死，也不愿去面对一个缺乏人性的世界。

真的，如他父亲所说，他太“弱”了，但我却鄙视那种冷酷无情的强大。

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是天使的不幸，就当他回去了吧。。。。。。

现在的社会呢？

不也是弱肉强食，不相信眼泪的吗？

一些强大而丑陋的人在统治社会，善良有时显得太微不足道。

但我还是愿意被某些所谓的弱者而感动，感动他们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去和世俗作斗争，感动他们用感性的心去歌颂世界的一切纯美，感动他们在功利当道的社会保持着清醒，苦苦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追求。

在战争使人们疯狂的世界里,他孤独的吟诵着美的乐章。

在功利蒙蔽人们双眼的社会，他们用纯净的眼睛发掘并歌颂着世界的美好。

我是爱你的，只是我厌恶我们所处的世界；我是恨你的，只是我迷恋我们相处的瞬间。

别过来！

因为我们各自身处在，冰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

——《希特勒的男孩》

1933年1月30日，当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时，许多支持者欢呼雀跃。

6岁的埃卡·阿斯穆斯（Eka Assmus）兴奋地叫道：“现在轮到汉斯叔叔的‘元首’了。

”作为SS成员，她的亲戚已经在准备火炬游行来庆祝胜利，而一位邻居家的妇女则忙着挂起NAZI旗。

另一位“老战士”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

这是新的救世主吗？

”随后，大部分德国青年被NAZI化，这并非意外，而是NAZI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

希特勒宣称:“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

他非常重视年轻一代，视之为第三帝国的先锋，因为许多成年人过于顽固不化，无法完全接受NAZI主义。

因此，名为“希特勒青年团”的NAZI青年组织成了向年轻人灌输思想和培养下一代NAZI领导人的重要工具，后者甚至会更加致力于实现这场运动模糊的意识形态目标。

希特勒青年团尚武的颂歌迎合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暗示恢复国家伟大是年轻人的任务：“前进！

前进！

吹响闪亮的号角/ 前进！

前进！

青年无所畏惧/ 德国将会闪耀矗立/ 即便我们牺牲。

”NAZI主义对正经历着从童年到成年的复杂转变的青少年特别有吸引力。

在之前的世纪里，这种以坚振礼等仪式为标志的转变是突然发生的：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进入劳动者的世界，他们就被认为是长大了。

但到了20 世纪初，人们“发现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之间一个过程性的生命阶段。

在这一转变中，年轻人被认为将构建独立的自我，与父母分离，与同龄人建立新的关系。

希特勒青年团满足了所有上述需要，让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使命，让他们离开家庭，并为他们提供了属于自己年龄群体的伙伴。

对战后世代的心理历史分析表明，魏玛时代的孩子很难抗拒这种诱惑。

青年的NAZI化早在希特勒凭NAZI运动的迅速发展而掌权之前，对德国年轻人的教条灌输就已经开始了。

但只要NAZI仍然被认为处于边缘地位，就只有狂热分子愿意加入，冲锋队或SS队的同志情谊和在街头冲突中的顽强作风而成为其成员。

身着制服的他们“颇为风度翩翩”，从而获得了渴望的尊敬。

随着1930年和1932年的选举胜利，NAZI成为最强大的派别，机会主义者也开始成群加入，很快在人数上就超过了“老斗士”骨干。

此外，公司也对自己的雇员施压，要求他们加入NAZI组织。

在许多家庭，NAZI的崛起引发了冲突。

对其民族主义信息感到恐惧的。

1933年NAZI真正掌权后，马上赶走魏玛精英。

以1933年2 月27 日的国会纵火案为借口，逐步制造了想要的结果。

通过坚持一系列共同的仪式，NAZI强制实现了全体支持第三帝国的表象。

在日常用语中，人们被要求用Heil Hitler替代像“日安”这样无害的致意，以表现出对NAZI的支持。

批评者只能含糊地抱怨，他们将两种致意一并使用，或者挥动而非伸出手臂。

在特别的日子里，每个家庭还被强迫将万字旗挂出窗外，把他们的政治认同公之于众。

街区还会进行检查，确保每家每户都订阅了《人民观察家报》。

在学校里，身为NAZI一份子的老师（常常身着冲锋队一幅）向学生灌输NAZI思想。

有些老师不时说些反犹的话，与当时上的课完全没有关系。

阿尔贝特·贡珀茨曾经尴尬地看到，“我们那个在领口上缝了颗万字旗纽扣的音乐老师……带着我们班在犹太学生面前……唱纳粹歌曲，其中一首的副歌唱道，‘当犹太人的血从我们的刀上淌下’”。

这种言语侮辱让犹太学生觉得越来越不安全。

学校系统NAZI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传统课程的改变。

席尔默表示，“回头来看，历史课几乎不知不觉地引入了NAZI意识形态”。

思政课没有像通常那样要求背诵国王和战役的名字，而是试图变得时髦而有趣：“NAZI计划的关键要点是将德国和各个日耳曼人种的国家重新塑造成大德意志，是希特勒对ROJO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赫尔曼·德布斯的经历中，“元首、民族和祖国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

灌输的另一个元素是引入像“种族科学”这样的新科目，教授以雅利安人为首的种族等级序列。

当一位反犹主义的化学老师试图说明表现型（phenotypes）的区别时，他指着汤姆·安格雷斯说：“这个男孩长着典型的第拿里人（Dinaric）的脑袋，就像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那样。

”由于他把班上唯一的犹太孩子当成了雅利安的代表成员，“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尽管变得NAZI化，但在训练年轻人上，学校不得不与希特勒青年团争夺时间和重要地位。

最初，帝国青年日的引入取消了周三下午和周六的课，让学生们可以参加青年团的训练。

格哈德·克拉普夫后来还记得，由于无休止的行军、远足、体育比赛和募捐活动，学生们几乎没有时间“学习如何正确地读书和计数。

对此的反对通常是行不通的，异议人早已从高中教师中清洗出去，遭到监视、审查、降职，或者也被解雇。

NAZI在学校里日益强大的影响使犹太学生被孤立，成为侮辱和歧视的对象。

直到发现她的同学有一半不过基督教节日，吉塞拉·格罗图斯才意识到在她的女子高中里“有多少犹太学生”。

像汤姆·安格雷斯这样的德国爱国者在不得不庆祝国家节日和参加NAZI集会时感到越来越尴尬，因为在那些场合，犹太人不受欢迎。

一位已经留了两级，名叫阿恩特（Arndte）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开始用诸如“德国觉醒！

犹太人去死吧！

”之类的言语攻击他。

面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意，犹太青年很难想出该如何应对。

他们可能希望整个风暴最终将会过去。

但许多被排除在外的孩子“在目睹［希特勒青年团］行军时，会问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不被允许参加”。

反犹在学校的升温—不时伴随着诸如“犹太猪”这样的侮辱—导致犹太学生自愿或被迫退学。

从1936年开始，大部分犹太学生都被从公立学校驱逐，最后的那些在1938年完成了毕业考试。

除了对在校的非犹太人青少年灌输，NAZI还展开了一系列全面宣传，称颂“德国的崛起”是国家走向“复兴”的一步。

在“波茨坦日”，身着燕尾服的希特勒“在驻军教堂向身着军装的帝国总统鞠躬”，此举表示“爱惹事的NAZI已经同普鲁士传统言归于好”。

格哈德·鲍克参加了典礼，感到一种迟到的“内心对民族的激动之情”。

无独有偶，5月1日“德国劳动节”上的宣言掩盖了对工会的摧毁。

在“长长的队列中，不仅有身着制服的NAZI在游行，还有形形色色的工匠行会在大花车上展示他们的技艺”。

此外，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新闻短片中，元首和一些追随者“拿起铲子，为帝国高速公路的建设破土”。

这个场景暗示，“情况正在好起来，很快将不会再有人失业”。

宣传的高潮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它对年轻人特别有吸引力。

纳粹政权欢迎国际青年来到新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此暂停了其他行为，以显示“新德国”友善的一面。

成千上万像露特·布尔文这样的学生组成了奥林匹克五环和旗帜的图案， 开幕式上“人们欢欣鼓舞，热情无限”。

“整个世界都欣喜若狂”， 因为它想要相信和平与复苏。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NAZI将体重不足的城里孩子送到乡下，以便让他们更加健康的做法。

即便无人督促，有农村亲戚的家庭也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祖父母或其他农场上的亲戚那里，好让他们在暑假期间获得更好的空气和更丰富的食物。

此外，每年一次，“公共卫生官员会来学校检查所有孩子”，看是否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每天喝一瓶牛奶来改善。

对更严重的情况，他会建议“把孩子们重新安置到”乡下的集体之家。

他们将在那里住上几周，只上最少的课，有充足的娱乐，吃得比家里更加丰盛。

虽然少数人最初会想家，很难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但大部分人享受这样换个地方，在离家期间体重上升。

虽然并不真的需要，赫尔穆特·拉什多夫还是“感激地把这种可能作为礼物收下”。

因此，青少年NAZI化逐渐混合。

一方面，外部的反对者被清除；另一方面，内部的真实的热情、重燃的骄傲和复归的希望让公众情绪高涨，让NAZI在那些生活改善的人中间变得真正受欢迎。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这种矛盾的印象造就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强烈对立情绪的混合体，从孩子般或幼稚的热情［到］厌恶［和］疏离，无所不包”。

同龄人的压力德国青少年参与了自己的NAZI化，协助占有了青年运动的遗产。

1922年，希特勒青年团作为NAZI的青年辅助团体成立，是未来党的领导者的来源。

在1926年吞并了一些竞争团体后，它迅速发展，到1932年已经拥有超过10万支持者，在NAZI掌权后更是激增至几百万人。

青年团分为两个年龄组，“少年团”（Jungvolk） 由10到14岁的男孩组成，“希特勒青年团”本身由14到18岁的青年组成。

除了这个最初全为男孩的团体，还有一直严格与男孩分开的德国少女联盟。

随着精明练达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33年被任命为全国领导人，希特勒青年团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既进行准军事训练，也提供休闲活动。

尽管这最终成为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课，但希特勒青年团认为自己才是未来的精英。

罗尔夫·布尔文（Rolf Bulwin）所在号角队的一幅快照显示了NAZI如何通过参加该团体的活动来灌输思想。

通过吸收竞争对手和禁止一切独立协会，希特勒青年团逐渐垄断了全部青年活动。

童子军、宗教团体和其他俱乐部一个接一个地卷起自己的旗帜，放弃了他们的独立地位。

有各种理由可以说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阿格内斯·莫斯曼考虑的只是爱国朗诵、唱民歌和行军的“乐趣”。

对埃娃·彼得斯来说，填写少女联盟的会员表给了她从家庭和学校独立的“振奋之情”，因为“她想要帮助建设将持续千年的崭新的第三帝国，并承担责任”。

当卡尔·黑特尔看着在飘扬的旗帜和隆隆的鼓声中“望不到头的‘少年团’队列迈步前行”时，他觉得自己“被吸引了”，希望“也许能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团体。

在反NAZI家庭中，孩子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际间的紧张关系。

当本诺·舍夫斯基喜欢的一位阿姨送给他一套包括棕色衬衫、肩带和黑色领巾的青年团制服时，“我妈妈对此非常愤怒，把这些东西藏进了箱子”。

即使在1937年当他被迫成为其中一员时，他的父母也只允许他最低限度地参与，禁止他参加任何旅行。

同样，当汉斯·席尔默看到儿子穿上制服时，他变得怒不可遏，“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团。

我不能成为成员，［因为］他作为父亲不会允许。

就是这样 ！

”年轻的汉斯—哈拉尔德“不明白这一点。

其他男孩也穿着这些衣服”，却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他感觉到他的共产主义父亲认为“希特勒是个罪犯”，但这个年轻人却不能理解这种冒犯的严重性。

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龄人一样。

在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领导”的率领下，希特勒青年团提供了一批诱人的活动，对10到14岁的孩子特别有吸引力，把“少年团”变成了“特别重要的理念灌输工具”。

一个固定活动是每周的俱乐部晚会（Heimabend），“晚会上有综艺节目，还有丰富多彩的战争和胜利宣传”。

团体领导通常会展开关于“［纳粹］运动英雄”“国外的日耳曼人”或“族群边界上的民族斗争”的意识形态讨论。

但更有意思的是形形色色的游戏，比如警察和强盗，常常会引发打闹。

男孩特别喜欢两组游戏者试图夺取对方旗帜的野战游戏（Geländespiele），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在户外四下奔跑，相互打闹。

晚会的最后是激动人心地演唱宣传歌曲，比如“年轻人起来，准备好冲锋 ！

/同志，让我们把旗帜升得更高 ！

甚至更加有趣的是穿越乡村的徒步旅行，或者规模更大的有组织野营，这是由青年运动开创的。

在周末或假期，团队成员会穿着制服集合，背着装满食物、衣服、毯子和餐具包的沉重背包，徒步前往美丽的湖泊、山间或森林。

在那里，他们会搭起帐篷，聚在一起听恐怖故事，唱民歌，或者偷偷跑去竞争对手那里偷旗子。

乡间漫步给了他们一种摆脱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

在有组织的野营中， 许多小队会聚在一起，展开体育竞赛，吹着号角、打着鼓、挥舞着旗帜行军，或者聆听党的领导人讲话，颂扬NAZI的功绩。

卡尔·黑特尔记得，徒步穿越祖国的不同地区和在篝火旁唱歌把年轻人团结起来，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辈人真正交融的感觉”，他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NAZI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希特勒青年团或NAZI辅助组织的成员身份来控制休闲活动。

尽管因为感到不情愿，但格哈德·克拉普夫对纳粹骑兵团的马术障碍赛印象深刻，因为他喜欢马。

虽然对政治感到厌倦，但海因茨·舒尔泰斯却被“希特勒青年团空军”所吸引，“因为在这里，我成功地实现了驾驶”真的飞机的梦想。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学习飞行物理学和天气模式等等。

年轻人首先搭建模型，合格后再乘滑翔机体验“‘真正的’翱翔”。

滑翔机被绳子拉下山，使其最终升空。

对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挑战，即便“飞行”只持续了两三分钟。

无独有偶，霍斯特·格罗图斯也非常热衷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空军”，因为他想要设计飞机。

通过对骑马、飞行和划船等活动的垄断，希特勒青年团甚至吸引了本来反对他们的年轻人。

不太受欢迎的是“为德国人民和祖国”服务的任务，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履行这些任务，以显示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参与。

总的来说，年轻人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诉求，要求平等对待所有“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成员，即“有拳头和头脑的工人”。

但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真的想要身着制服站在街角上摇晃他们的锡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饿受冻”的纳粹口号，为给贫困家庭的“冬季援助”（Winter Aid）筹款。

同样地，只有在抽象的情况下，当他们不得不在市场广场吞下“大罐子里温热的肥肉汤”时，每周日只吃一份炖蔬菜而不是丰盛的晚餐，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NAZI的福利计划的想法才会受到欢迎。

由于希特勒青年团是党的仪式上或有要人来访时特别受欢迎的观众，成员们总是被迫参加和表现他们的热情。

在这种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团员将会集合，他们列队游行，在街上站成排，举起右臂，呼喊“胜利万岁！

”此类展示的高潮是希特勒的讲话，由电台直播，通过扩音器播放。

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还源于它能提供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让青少年有了不同寻常的行动机会。

1938 年，770万成员需要数以万计的领导者来组织他们的活动。

因此，组织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识形态可靠或者受欢迎的青少年来领导由十几个只比他们年轻几岁的成员组成的小队。

致力于年轻人的自我领导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纽带，因为这些小领袖就是青少年的模范榜样。

一旦被选中，这些未来的领导将接受特别课程的训练，学习如何组织每周的集会和准备旅行。

埃娃·彼得斯仍然对“当时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人组织、负责和完成的一切”啧啧称奇。

威廉·科列斯尼克记得，这种领导角色坚定了他的决心：“只有在成为德国少年团的领袖后，我才变得忠于NAZI。

”给予年轻人这种自由的理由是把“年轻人神化为”德国未来的保证者。

埃娃·彼得斯认为，积极的方面包括在民族共同体中“克服了阶级障碍”，以及通过“血与土”的神话“实现了对朴素、真实和自然的渴望”。

希特勒青年团的手册解释了成员在宣传讨论中应该内化的意识形态信仰。

它首先强调了“人的不同”，这使北欧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优越，让血统的稀释变得危险：“因此，民族社会主义者首先的反对措施必然是旨在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中驱逐。

”第二点是扭转人口的下降，恢复与土地的健康接触。

第三是重新征服日耳曼部落曾经居住过、受到日耳曼文化影响的领土。

“这个事实证明日耳曼民族对这些地区的主张是合理的。

”为了应对人口过剩，实现农业和工业的自给自足，帝国的领土必须扩张。

尽管在语言上仍然表达得含蓄，但这已经为未来的战争画好了蓝图。

这种模糊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元首的浪漫化观念”，希特勒青年团发誓永远效忠元首。

在一幅宣传画上，他“骑着骏马，身着骑士盔甲，包着铁甲的拳头握着一面纳粹旗帜”。

根据格哈德·克拉普夫的说法，这幅广为流传的图像标示了“一个超自然的英雄，作为忠实的臣属追随他……是每个德国人的‘神圣职责’”。

对领袖的这种构想出自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它试图满足大众对强人的渴望，这是基于对俾斯麦用“包着铁甲的拳头”推行强权政策的误解。

虽然有个德国少女联盟的迷妹激动地表示，“德国的年轻人，希特勒是你们最伟大的导师”，但当霍斯特·格罗图斯亲眼看到元首时，他“有点失望”，因为这位领袖看上去不像是北欧英雄。

尽管如此，这种崇拜似乎是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的实际应用，该概念强调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非理性情感纽带，要求盲目的服从。

希特勒青年团试图塑造的德国年轻人理想类型，男性是雅利安战士，女性是雅利安种族的母亲。

加入青年团时要说这样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属于元首 ！

”像汉斯·克维萨这样的领导者明白，“领袖原则”的“一方面是命令和责任，另一方面是服从”。

在实践中， 这意味着不加质疑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应该“像灰狗一样迅捷，像制鞋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钢铁一样坚硬”。

这种意象宣扬，性格和体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

因此，男孩们自豪地佩带的青年团猎刀上刻有“血与荣誉”的口号。

女孩们被这种男性纽带排斥在外，被要求发展出一种“信仰与美”的不同概念。

虽然现实常与这一理想有差距，但此类口号的不断重复为青年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服役做好了准备。

结论归根结底，希特勒青年团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对归属感的需要。

身为在布拉格的无国籍乌克兰人，威廉·科列斯尼克决定成为德国人，因为他不想做捷克人或犹太人。

他加入了青年体操团体，被希特勒青年团所吸纳，“作为少年团成员，我非常喜欢那里”。

不过，“驱使我投入NAZI怀抱的是近乎病态的野心，那是由一个可憎的同班同学获得晋升引起的”，因为他想要成为比对手更好的青年团领袖。

露特·布尔文在回忆她的少女团小队时仍然充满了感情，认为那是“一个友善的团体”。

与许多前成员一样，她还记得“热情青年们始终微笑和快乐的脸庞，她们身体健美，守纪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和元首毫无异议，充满了自信”。

这些积极的回忆显示，总体而言，大部分年轻人乐于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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