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这是一部很特殊的片子，其特殊简言之：只有韩国这种自己小国寡民，但是处于多个大国交锋第一线的国家，其大众才会产生对这种题材文艺作品的需求。

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停的再反思历史上相似的危机点。

其它国家有没有这种历史时刻，有，但是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这和品位高下没有关系，完全是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条件在文艺作品需求上的不同反应。

我其实是很想看白登之围 汴京之围 崖山之跃的，但是估计这辈子都在国内银幕上看不到，倒不是说禁了不让拍，而是现如今拍这种题材在国内完全是费力不讨好，卖不出去还容易被批被骂。

但是这种题材又是极容易出 好戏 的，所以只能看别人娶媳妇干过瘾了。

这个片子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鹰派鸽派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一个要站着死，一个要跪着活，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手段所通向或者说试图通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即维持现政权的合法统治，维持儒家的合法统治。

他们的坚持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私利的，不求利 不求权 不求名，甚至为了“江山社稷”的延续可以身死 可以背上千古骂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体为了拯救团体而做出的毫无保留的牺牲，是对儒家文化狂热信仰的一种体现。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愿意变，一个不愿意。

后者认为敌人是野兽，人，尤其是人的统治者——王，怎么能够向野兽低头呢？

哪怕打不过，也要打。

死也要站直了，死的像个人。

不能靠向野兽乞求而苟活。

而后者则认为打的赢要打，打不赢要跑，跑不了求也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过程很痛苦，结果更痛苦，但是为了政权的延续为了儒家统治的延续，这些痛苦都是值得忍受的。

当然忍受过后的变革也是必须的。

这也是为何鸽派会在最后说出如果不想再发生这种事，变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这些旧人是肯定要被淘汰的。

这两种道路是很难分出高低对错的。

所以导演也采用了完全中立的观点，并没有在两个角色身上有偏重，负面形象则加在了摇摆不定的骑墙派身上，这些骑墙派对所谓的尊严 权威 阶级高低看的最重，但是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稳定阶级，反而一步步加深了他们所在的统治阶级的崩溃。

猪队友名副其实。

说句题外话，两位主角，作为历史人物看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作为家人 朋友 是真的有多远要躲多远。

因为他们时刻可以为了信念牺牲自己，更不介意为了信念牺牲别人。

比如片头带路的老人，带路时主角对他很尊重，有分歧时也很尊重的再三恳请他放弃当带路党，但被再三拒绝后就毫不留情的杀了老人。

并且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果女孩不出现的话），因为在他看来老人已经违背了民族大义，死，不足为惜。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全片第一次提出要打破阶级高低分享资源的，是一位宦官。

一位统治阶层里的最底层，被士大夫最为鄙视的几个群体之一。

整部影片这个角色也只有这一句台词，甚至只有这一个正面镜头。

当然随即遭到大臣们的否定。

理由正是 有损体统。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

片中也再三出现为了体统而牺牲底层利益的桥段，但最终造成失败的，也恰恰是不断被牺牲后的底层最终对政权本身失去了信心。

也就是所谓的堡垒从内部破裂了。

这一点翻译官看的最清，因为他是奴隶出身，是危机中第一个被牺牲的人，另一点有意思的是，作为更强一方的统治者的皇太极，在某些方面反而能理解韩方主要是韩王，比如不打扰韩方向大明的献祭朝拜（将军要开炮，因为他是将军，皇太极阻止 因为他此时是王，在某些层面和明朝的皇帝 韩国的王 是一个阶层，此时不打断，因为之后韩王要朝拜献祭的对象就是他。

），称对方的不投降实际上是自己的失德。

乃至最终的战略目的也不是要消灭韩方，而是要逼迫对方承认自己的地位，要对方纳降书归顺表，建立主属关系。

从而在法理上能更名正言顺的接收明朝的遗产，建立自己的政权。

演员上也多说一句，绵社长真的是能文能武，李秉宪虽然一直想转型走正剧路线。

但是总感觉差点意思。

包括最新的南山部长。

1636年后金崛起，国号大清。

曾被朱元璋赐予国名的朝鲜，只奉明朝为宗主，拒不承认大清。

这使皇太极怒从心起，亲征朝鲜，直抵汉城。

仁祖李倧逃往南汉山城，固守47天后“丁丑下城”，投降大清，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俯首称臣。

朝鲜史称丙子之役，并视其为奇耻大辱。

四百年后，韩国人将此屈辱旧事拍成了电影《南汉山城》，拍得大气稳健，风霜扑面。

剧情秉承历史，改编得当。

编导审慎深沉直面历史的胸襟态度令人尊重且感叹。

面对生死存亡，仁祖的内外交困进退维谷，主战金尚宪的舍生取义壮怀激烈，主和崔鸣吉的忧国忧民高瞻远瞩，朝中庸臣的荒谬自私见风使舵，苍生黎民不在江山社稷只在春种秋收的卑微希求，无一不刻画得诚恳严谨。

清军的气势，大段满语的运用，发型服饰饮食的还原，演技摄影音乐，无一不投入考究。

知耻而坦荡，忠义而忍辱，负重且前行。

生与死，战与和，都竭尽了全力。

从始至终，《南汉山城》都在诉说，悲怆郑重，粗砺苍凉。

虽忠贞满怀，却垂眸颔首；虽不顾一切，却隐而不发。

“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一叹再叹。

首先，清军全程满语好评，包括皇太极也是满语。

其次，这只是电影是艺术的加工不是真实的历史，大家要区分清。

其实封建王朝或多或少都有影片中展示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和英军作战百姓们坐在屋顶上看，英军上岸后百姓们还跑来卖食物，英国军官不明白就问买办为什么会这样，买办说大清是皇帝的大清不是百姓的大清。

同理本片也是反复从铁匠身上，渡河老人身上，清军的翻译官身上体现了这些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用接近古人的思想在拍古人的故事，别讲民族，别讲国家，17世纪的百姓懂什么家国，顶多能区分外族入侵罢了。

当然再加上朝鲜没有科举制，两班贵族把持朝政，百姓都是贱民整个半岛阶级不流动，而且当时的朝鲜是一个儒教偏原教旨的国家，电影把这种病态儒教思想通过每次朝堂上大臣间的掣肘刻画的淋漓精致。

当然作为它的宗主国大明大清也有相同的问题，但是有科举相对来说阶层流动，而且儒学较为变通每个朝代都有延续和变革，但是只要是封建时代爆漏的问题实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的轻重。

这部电影真的拍的很好，强烈推荐一些史观较正的朋友观影，那些天朝上国史观歪曲不能正视自己不足的民粹主义者，不建议观看。

电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这部《南汉山城》则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世界。

现在的我看这部电影跟几年之前看这部电影的观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很多的感想肯定是属于朋友圈发不出来的那种。

国家？

忠奸？

善恶？

等级？

强权？

生死？

尊严？

正义？

邪恶？

信任？

背叛？

不得不说韩国电影很多都是很牛逼的。

把这些箩篼筐筐都刻画的淋漓尽致，敢于直面所谓的耻辱。

如今的我看待这部电影就真是看到了无数个早上说的那些孙子编出来的各个大箩筐，以及无数个被装在这些箩筐里的人们。

肯定有人会看得热血沸腾吧？

而我只感觉然并卵……我很好奇，许多人在看这部明朝，清朝，朝鲜同时存在的电影的时候，心理上会不自觉的站在哪一方？

估计更多的人应该是会选择明朝吧，并且自主的划分为我们这一波。

我们？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箩筐？

那么电影里说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满语的清皇太极呢？

他算那一波？

以及再后来的大清王朝又算是哪一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一个小学生写的一篇小作文，标题是：

假如我活了一千年，我的祖国它是谁？

是啊！

祖国？

这又何尝不是……不能写了，收。

私利与公义的扭打之前就发现韩国的历史片有独到之处，尤其像之前的《鸣梁海战》《思悼》等给人印象深刻，而《南汉山城》一出，感觉不仅是韩国历史片的新高度，也是世界历史片的新高度。

电影难得之处在于直面历史，我们很多观众一看韩国历史片，尤其是涉及清王朝的，都会来句“我大清”，好像自己姓爱新觉罗、钮钴禄一样。

这样，在心态上就输了。

简单地说，故事的背景是：17世纪初，围绕着东北亚地区的霸权，与明国对立的女真族改国号为清，并要求朝鲜成为其属国。

朝鲜秉持民族自尊心和与明国之间的邦交义气奋力抵抗。

1636年12月14日，清国大军越过鸭绿江，攻向首都。

仁祖和其大臣们南下江华岛的路被阻，因此逃至南汉山城。

当然，朝鲜是经不起清军的攻击，最终朝鲜国王出城投降。

也就是说，韩国人这次讲述的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其实无论直面恐惧或者直面耻辱，人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警醒。

这部电影，我觉得可以作为广泛思想教育的素材，也可以成为爱子爱女的私家教材。

因为对于国民而言，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炒股买卖，都可以从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教训。

因为直面历史，直面耻辱，所以电影展现了很多“患难真理”，相当富有启发性。

朝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投降？

很明显，正如影片所言“民族自尊心”还有“与明国的邦交义气”。

正如日本历史上政客处理“黑船来航”（美国的海军进入其港口，逼迫其通商开放）一样，先摆出作战的准备再说，如果只是一味见到强大的敌人就投降，那么就会让民众对民族失去信仰，对国家失去信心，也会让国家政府对世界失去信用。

所谓民无信不立（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所以，一开始以和谈为名出使清军大营，实际窥探清军强弱虚实的吏曹判书（简称吏判，我理解应与吏部尚书相当，因朝鲜为明朝属国，而降低一级称呼）崔鸣吉，发现没有胜算：清军粮草充沛，兵强马壮，十倍于己。

所以一早就提出投降。

毕竟此时，被困山城，又逢寒冬，不仅粮草短缺，而且缺乏御寒的衣物，兵器也残旧。

而且之前也做过抵抗，不算是不战而败。

但是崔一提出，就遭遇了其他大臣的反对，甚至有人主张要拿他的人头悬挂在墙上，稳定军心民心。

为什么忠臣良将俱在，却无法绝境反生？

处于优势，只需要谨慎，大致不会有岔子；但是处于败局，弱势，就好像看到自己手里的股票不断下跌，指数也在下跌。

心里慌张，精神紧张，虽然有很多选择，但是似乎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指向毁灭或者生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对的”！

的确，人类本身并无法控制“偶然性”，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判定谁输谁赢。

朝鲜君臣陷入了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似乎看不到一个“奸臣”（回头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反思、检验中国历史），每个人都是殚精竭力，忠君爱国；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

片中，主和派崔鸣吉的思路是对的，百姓有生机，国家有生机才重要。

主战派的思路也是对的，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蛮夷的脚下。

而且，主战派的战略和决策其实也没有“错”：一、虽然敌我悬殊，但是山城易守难攻，敌人也受苦寒影响；二、发现敌人虚弱的位置，准备突袭，向勤王军队表决心；三、发布檄文给勤王军队，里应外合，突破重围。

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

关键是“大势已去”？

不是，历史上并不缺乏绝地反攻，并不缺乏以弱胜强，更不缺乏抵御外侮的胜利。

关键其实是“私利与公义的扭打”。

比如说，朝鲜国王，他的利益难道就和国家捆绑？

不是的，即使是一国之君。

他在意的更多是“王位世袭”，他怕死，也不愿意送儿子去做人质换取和谈。

至于大臣，领相（对应首相，宰相）也是忠心爱国，身先士卒。

但是他也有“私利”，他坚持贵族的待遇，坚持贵族的尊严，更坚持传统的礼节，所以不愿意捐献出衣物给守城的士兵，所以即便突袭也要鸣鼓而出兵。

在国王宣布投降之后，礼判金尚宪最后以死表诚，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也有“私利”，就是自己的名节。

即便是从头到尾，我看不出有“私利”的崔鸣吉，正如他自己所言“臣以后便是万古逆贼”，是他草拟的投降书（本来该有礼判金尚宪写，但是金拒绝），是他坚持的和谈投降，所以他就像李鸿章之于中国历史一样，难逃“卖国贼”之名。

连名节都放弃，只有像司马迁那种使命感十足的人才能做到。

我们看不到他的“私利”，那毕竟也是放在现在来看，是他保留了朝鲜的生机血脉。

放在历史上来看，真实的他，也完全可能是为了自己妻儿老小，自己的富贵荣华。

更不要说那些勤王的军队，掌握救援大军的都元帅，竟然畏惧敌人，逡巡不前，接到檄文（表现君王抗战决心，命令出击的文书），居然想出“杀了送信使者，当做没有收到檄文就好”的办法。

与国家同命运的国家统治者、朝廷重臣尚且如此，可见，即便在危难关头，个人的存亡兴衰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始终是不一致的。

追根到底，私利与公义在扭打，终究两败俱伤。

而所谓的“不一致”，关键是统治集团与百姓的利益本来就不一致。

一开始，金尚宪要追上国王，靠一个老人带着过冰路。

他问老人：清军很快就要来了，你为何没有随御驾一起走。

带路的老人回答：虽然他们生性野蛮，但总不至于和糟老头一般见识吧。

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金又问：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老人回答：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金转身就把老人杀了，没错，他很理性，很识大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问题。

后来，金让铁匠徐利铁替君王送檄文给勤王军，一开始就许诺：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地赏赐。

徐却冷静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更不要说，领相出使清军大营，指责那个为清军翻译的朝鲜人：郑大人，我听说你祖上也是朝鲜人。

结果对方反诘：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领相，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

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所以，崔鸣吉和金尚宪在困境中，在山城里都琢磨透了：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也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所领悟到的。

国家利益捆绑的其实是百姓，但是朝鲜君臣却始终忽略了百姓。

如果百姓不被当作奴隶，他们绝对不会背叛，因为国家灭亡，他们连磕头作揖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要实现新的路，就得改革。

要放开私利与公义的扭打，只能借力百姓。

究竟崔和金两人领悟出来的道理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片中最应该被称为历史罪人的，不是崔鸣吉，而是领相。

明明守军无法御寒，连武器都拿不起来，身体没有能量如何抗敌杀敌？

而他的观点是：收集宗亲和士大夫们的衣服，有损体统，王室和士大夫若失去威严，在这寒冷而孤独的城里百姓将失去依靠。

没有军队保护，国家就完蛋了，还说这样的昏话，可想而知。

作为军事指挥，他更是“不懂装懂，食古不化”。

将领提醒他清军悄寂，得先派人查探虚实，风大得等待时机。

他居然说：今天可是巫婆算出来的必胜吉日。

还敲鼓进军。

前军中了埋伏，被突袭，毫无生机，他居然还要把剩余的军队全部撒出去送死。

过后，还把罪责推到领军将领上，导致他们一人受杖责，一人被砍头。

昏庸无能不可怕，关键是食古不化，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相比之下，金尚宪懂得听取铁匠的意见：修改枪筒，提高攻击力；发送草袋，让守城将士保温。

甚至最后还对铁匠委以重任，让他突出重围，去给勤王军队发送檄文。

因为他听懂了关键，谁更有能耐，谁更聪明。

肉食者鄙，统治者总是忽略了百姓的智慧；百姓的智慧都是被逼出来的，是九死一生总结出来的，能一样吗？

相反领相，不懂军事，却不听取军事统领的意见，肯定只能起到反作用，越尽忠职守，越祸国殃民。

经此一事后，朝鲜君臣是否反生变革，我们不清楚，也无需过问，这毕竟是历史。

但是影片所展示的目的和主题很明确：处于劣势，要图存求生。

改革要与民同心同利，发掘新生智慧和力量。

这对于我们而言，也应该深有启发。

此外，影片展示的大量政治哲学，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比如片中“民无信不立”“名义之辩”（片中被翻译为大义和名分，其实应该直接翻译“名”“义”）。

17.11.10

《南汉山城》是一部记录耻辱的战争片，却把朝鲜的耻辱拍得大义凛然。

故事有不符合史实之处，固然有影片方的立场原因，同时也正是这些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更好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如果在电影中那种理想化的情况下都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那么在更加复杂的现实中，应该是确乎无解了。

电影中线条很多，可以是每个人物都能作为一条线索，代表一种人生。

开篇的领路人，他的孙女娜露，守城将领李时白，铁匠与七福……当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崔明吉与金尚宪。

在这两人之中，金尚宪是表现得更加立体，也更加突破传统主战形象的人物。

两人都不是一味站在朝堂与国君的立场上主战或主降，在对社稷的思考中加入了百姓的未来，这就使得两人的主张都变得沉重起来了。

然而，主战的金尚宪没想到，相较于他所说的尊严，百姓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小小生活，是夏播与秋收；主和的崔明吉想必也没有想到仁祖下跪投降时的那份屈辱，从未流泪的自己也会哭泣不已，而在几百年后，大清不复，韩国会拍这样一部电影，重现当年的景象。

利铁是其中不大不小的一个角色，却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寓意。

他为了送檄文，逃出了清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却几乎死在了自己的援军手中，因为都元帅有自己的考虑，不希望为救仁祖而冒此大险，却又受制于自己为将者须听君命的一点仁义，因此选择“没有收到檄文”。

利铁放过了军士，导演却没有像其他影视作品中的那样，接下来是以德报德还他恩情，却是再次被军士的弓箭所指。

最后呢，清军跟随军士找到了都元帅的营地，全营被灭，而都元帅，正是朝鲜王苦苦等待的援军。

在这样的纠缠与巧合中，仁祖仿佛被命运所捉弄，实际上却是被自己、被自己的官员所捉弄，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选择出城投降。

在出城时，崔明吉说“殿下，从这里开始不能骑马了。

”也就预示着，之前是朝鲜王的他，即将成为满清的臣子，马后是曾经，马前是未来，曾经是仁义尊严，未来是屈辱难料。

投降时一边是仁祖对皇太极行三拜九叩之礼，沉重的呼吸清晰可闻，一边是金尚宪举刀自刎，汨汨的鲜血在地上流淌。

导演将两者的行为缓慢而又详细地表现出来，或许是有意引导观众思考二人所说的生与死之路。

总而言之，这部电影只是记述了历史中小小的一个片段，所反映的、思考的却是贯穿所有历史的问题，生死之路，当夹杂了人的尊严时就变得错综复杂。

就拍摄手法而言，南汉山城也是无可指摘，对于战争场面采取直视，又有意将观众拉离故事，使之跳出故事本身进行思考，是最好的地方。

金尚宪杀老者时的远镜头与他自杀时的背影、死后的特写……这些远近变换的镜头，恰到好处、不即不离的配乐，还有整部片子中单一的黑白色调（最后春天来临时的色彩鲜亮起来，既是色彩对比，也是呼应金尚宪对娜露所说过的话），考究的朝鲜服饰和满清金钱鼠尾辫，这些细节对于我这样一个注重历史微尘的人来说很重要，恰恰也是吸引我过了这么久也来看这部电影的缘起。

最后，蒲公英开了，船也系好了，娜露与金尚宪的约定却永远留在了丙子胡乱的冬天里。

记录一些小片段：：小人熟悉这冰路，等清军来了，就给他们带路，换取些粮食吃。

：你可是朝鲜的百姓，为何昨天帮国君，明天又帮清军？

：小人昨天帮御驾渡河，却连一碗小米都没拿到。

传令兵的头被无知的兵士砍下，只为了一顿饭的赏赐，于是自己士兵的头颅和敌军将领的挂在了一起。

：朝中的大事，怎能交给卑贱的铁匠呢？

：现在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哪有什么贵贱？

：吃喝玩乐，打人关押的时候，都是有贵贱的。

肯定有人比我更合适。

：如果你能送完这个檄文之后，安然无恙地回来，主上殿下会给你大大的赏赐。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

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在夏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我们的愿望只是如此而已。

：微臣愿意死的轻于鸿毛，支撑比死还要重的生命。

：死并不轻于鸿毛，殿下。

尚宪所说的死，是无法支撑性命的。

：鸣吉无法分辨生和死，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无法忍受耻辱，但可以忍受死亡，殿下，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的是正大光明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的百姓面前耻辱地乞求活命！

臣无法旁观，侍奉这样的君王。

请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脑袋。

：到底什么是国君？

就算在蛮夷的脚下，只要能为了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从心底跟从的国君。

请先砍了微臣的脑袋，请殿下忍受……这份耻辱。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国，萨尔浒之战中还曾出兵一万三千人，协同参战，虽然是出工不出力。

1623年，朝鲜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仁祖李倧一上台，就全盘推翻了前任国王光海君的外交政策，一切以尊明为本位，拒绝与后金产生任何官方交往。

1626年，被袁崇焕打败的努尔哈赤郁郁而终。

继位不久的皇太极为报父仇，瞄上了朝鲜以及毛文龙，命二贝勒阿敏，率领三万余八旗精兵，发动对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

朝鲜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国王仁祖率百官从王京仓皇出逃至江华岛避难，但坚持不降，派人去明朝求援。

虽然明朝中枢积极筹备援朝，主张趁后金空虚，从海上及宁远多个战略方向直捣辽东腹地，但袁崇焕却对救援朝鲜表现得极为冷淡和消极。

眼见明朝援军无望，朝鲜被迫同意与后金议和，放弃了与明的反金军事同盟，与后金结成了“兄弟之国”。

十年来， 朝鲜阳奉阴违，导致刚刚称帝的皇太极，再次发动战争，统领十二万大军，亲征朝鲜。

仅用四天，就打的朝鲜军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仁祖李倧逃到了南汉山城。

死守一个多月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仁祖于1637年年初被迫亲自出城投降，对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彻底臣服于清朝：自正月三十日前，则为明国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 。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7.8分。

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中间挣扎了一下还是失败了。

题材有限，导演发挥不出来，一直在拖剧情。

一个本来就注定结果的故事，剧情太拖沓，不过导演很用心的去拍。

演技没得说。

140分钟太长了，这个故事本来就没什么观赏性，看起来很焖，如果不超115分钟左右我会给8.0分。

虽然没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称古装剧教科书级别的。

韩国电影题材中自黑已不算是新鲜事，黑政府，黑警察，黑检察官，看不惯的事，韩国导演都能拍出一段黑历史来，曾拍出过《熔炉》的导演黄东赫这次真的拍出了一部自黑韩国历史的《南汉山城》，背景是1636年的丙子战争，在韩国称为“丙子胡乱”，以儒家文化正统自居的朝鲜人称呼蒙古和满人为“胡人”，以至于日治朝鲜时期烧饼都被称为“胡饼”，正是当年满人入侵朝鲜时带去的食物，后被朝鲜人学会贩卖时便称为胡饼，电影《词典》有提到过。

这段故事的起因是1627年曾爆发丁卯胡乱，后金政权曾与朝鲜定下盟约，称“后金为兄国、朝鲜为弟国”， 1628年，皇太极计划进攻明朝，向朝鲜征调兵船。

朝鲜仁祖故意拖延三日后才接见后金的使臣，并对他说：“明国犹吾父也。

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

船殆不可藉也。

”皇太极闻听后大怒， 1636年称帝后不久，因不满朝鲜在结盟后但仍旧保持着与明朝的关系，率领数万清军攻打朝鲜，逼迫其称臣。

十二天后便抵达朝鲜京城汉阳城下，朝鲜仁祖出走南汉山城避难。

翌年正月三十日，在南汉山城被清兵围困47天后，仁祖着青衣在三田渡向努尔哈赤称臣，行三跪九叩之礼。

韩国人将此次事件看作国耻，称之为“三田渡之屈辱”。

我要说的是，就是这奇耻大辱，韩国导演居然可以拍出来，而且还对史实一一还原，导演要还原朝鲜大臣们称之为蛮夷的侵略者，要还原朝鲜朝廷内部主战主和的争执，要还原当时朝鲜士兵的懦弱，要还原仁祖爱国忧民忍辱负重的勇气。

甚至导演还原了女真人的对白是用满语。

这部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达到384万人，这个数字是韩国总人口的1/13，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一部反映国耻的影片却票房飘红，在中国简直不可思议，这类题材是中国影人的禁区，而且毫无票房而言，但为什么韩国电影可以获得如此成功，想必和其宽松的电影环境和开放的历史观决定的，屈辱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回避，更不应该刻意掩盖。

我国的近代史充满了屈辱与不平等，貌似只有《火烧圆明园》和谢晋的《鸦片战争》，之后再无新作而言。

这类作品放在当下是与“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厉害了，我的国》相悖的。

在这一点上韩国影人更加勇敢，韩国的观众也更加理性。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一环，作为租借地的旅大两地，保留了大量日俄时期的建筑和当年殖民者城市规划的痕迹，1899这个年份正是俄国沙皇颁布敕令宣布建立达里尼港，并以港建市的年份，正是大连城市的开端。

大连诞生于沙俄殖民者的母腹，成长与日本殖民者的摇篮，侵略者在城市留下的印记犹如婴儿诞生时带来的胎记无法抹去，但这并不影响1945年光复后，大连以独特的姿态在新中国“长大成人”。

大连的城市和市民身上有着独特的性格与文化，这与它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而如今的官员在宣传大连时对待大连的“出身”问题，试图回避，甚至希望被外界所遗忘，这是何等狭隘的历史观。

说回到电影，如今满人已不是中国的主宰，曾经的满洲已不复存在，满语只存在于故宫的匾额之上，满族人已无法从自身上找到任何民族印记，而韩国自明亡后以儒家正统自居，虽屈尊为王，但韩国文化之精髓从未间断，薪火相传，现在已融入到韩民族的血液之中，在韩国社会至今仍可以找到这种影子，而多数时候，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我们对其早已嗤之以鼻。

如今我们又主张重视传统文化，韩国这个当年与中国父子相称的国家，俨然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文化上我们向韩国可以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从这一点看，仁祖那一跪，真可谓大丈夫，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民族文化火种得以保留。

这并非耻辱，只不过是在地缘政治之中寻求的一种生存之道罢了。

影片的始末有两句话首尾呼应：“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那年春天，蒲公英再次开花了”…